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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个基本概念来解释历史的发展，便是历史哲学。用一个基本概念来解释人生的态度，便是人生哲学。假定能用一个基本概念来解释一个时代的性格，或者也可以称为时代哲学。虽然很少看到时代哲学的名称，那只由于当代的人，总是匆匆地过去，并不曾停下脚来思考自己的时代；等到下一代的人来思考他的上一代，而可归纳为一个概念时，却已经划入历史哲学范围里去了。不过若是历史哲学的名称可以成立，则又何妨有所谓时代哲学？因此，我常常想，许多先生们实际上早已在有意无意之间，提出了我们的时代哲学，这即是“糊涂官打糊涂百姓”的一句非常流行的基本概念。并且，假若这一说法可以成立，则我正是此一时代的宠儿、骄子，因为我的人生哲学与这一时代哲学是恰相配合的。我由教室走上战场（这名词对我有点夸张的意味），再由战场走进教室，这些一波三折的人生，只有用糊涂官打糊涂百姓的哲学才能加以解释。
我是八岁发蒙读书的。有一次，当穿着又薄又破的棉袄，实在抵不过冬天的北风，而身上有点发抖的时候，很有些逃学的意思。慈爱的母亲，摸摸我的头说：“儿，好好地读书，将来会发达起来做官的。”我当时虽然勉强上了学，但对于“做官”两字，却发生莫名其妙的反感，这种反感，一直保持到十年前与官场绝缘时为止。仔细回想，反感的来源，并不是由于秉性的高洁，而是不愿有一个什么明显的目标压在自己的精神上，使自己不能任天而动。我的老朋友，都会承认任天而动，是出于我的天性。几十年来，始终想不出做官的好味道，大概也是植根于此。
我能从县高小毕业，家庭实已受尽了千辛万苦。但毕业后的打算，则是想在乡下一面学中医，一面开一个小中药铺。我对于中药铺的药香和装上许多抽屉的药柜，从初次遇到时便有点神秘之感。而乡下的郎中（我们乡下人对医生的称呼），从东村走到西村，总受到农家恭敬的招待，无拘无束，也有点使我羡慕。但结果以一个偶然的机会，糊里糊涂地考进了武昌的第一师范，只好放弃原有计划。不过我还私人借了点债，和一位姓陈的同学好友，顶下一个小中药店；于是我的初步志愿，完全由这位好友担承过去了。
民国十二年暑假，师范毕业。但当时不仅休想在武汉找一个小学教员，连回县里找一个县立小学教员，也是难于上青天。于是我们同学联合起来，向县的劝学所（后来的教育科或教育局）所长汤老四大吵大闹。汤老四是汤化龙的堂弟，是以“狠”著称的；但吵闹的结果，我们每人以半价待遇的教员分发到一个位置。我分发在县城里的第五模范小学。当年同事的师范前辈詹伯阶先生，现在还在台北金瓯商职任教。小学教员，什么都要教的；音乐一课，我可以按风琴，但唱不出声音来；图画一课，我只会勉强在黑板上画一枚树叶子。最得意的是向学生讲《左传》，这不仅在现在想起来是笑话，在当时也只是适应少数学生的要求。所以这场面弄得相当地尴尬。尤其难堪的是，读师范虽然是公费，但零花钱是由家庭辛苦筹措出来的。现在毕业当教员了，对家庭的生计，总要有点交代。可是，合五块半到六块银洋的待遇，维持个人生活，还要私下借债。这种经济窘境，简直逼得我无路可走。当时听说武昌创办专门研究国学的国学馆，我于是铤而走险，跑到武昌去参加考试；我当时只是在无路可走中，以暂能脱离窘境为快，并没有什么堂皇的目的。
参加考试的有三千多人，我的卷子是黄季刚先生看的，他硬要定我为第一名。他在武昌师大和中华大学上课时对学生说：“我们湖北在满清一代，没有一个有大成就的学者，现在发现一位最有希望的青年，并且是我们黄州府的人……”当旁人把这些话告诉我的时候，我并不是得到鼓励，而是心里又抱愧又好笑。因为我一向喜欢逛旧书铺，当考的前一天，在一家旧书铺里拿起张惠言的文集看了半天；第二天入场，我选择的题目是“述而不作”，不知如何从张惠言谈礼的文章中受了些暗示，写上一两千字，居然把这位国学大师蒙混住了。平生辜负了许多师友的期望，黄先生正是我抱疚的恩师之一。因为自己太不成才，所以从来不敢公开说是他的学生。
在上述的一阵兴奋之下，只有住进国学馆，生活完全靠考课的奖金维持；我从来不用功，考课的成绩，时好时坏，生活得朝不保夕。有一次，原系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此时也在国学馆教《周易》的刘凤章先生把我找去说：“我知道你很穷。但不要灰心。像你这一枝笔有一天露了出来，一定会名动公卿，还怕没有饭吃吗？……我现在介绍你到汉川分水咀周家办的私立小学去教书，每月四十串钱，暂时维持生活，你愿意吗？”刘先生是真正知行合一的阳明学者，对《周易》很有研究，我们平时很怕他，不敢和他接近。突然听到他这一番恳切的话，精神上得到的鼓励，超过了季刚先生所给我的鼓励。于是一面为了穷，一面受到刘先生的感动，便在民国十四年下季，又到汉川当上四个月的小学教员。
维新小学，设在周家祠堂里面；周家是大姓，除了一个姓黄的和一个姓什么的学生以外都是周姓子弟。校外是一片广大的棉田。教员除我以外，还有姓周、姓李的两位，一位是孝感人，一是黄陂人，都是师范的先后同学。我在应付上课之余，用功看郝懿行的《尔雅义疏》，这是季刚先生吩咐我的。此外，便和那位周先生闲聊。我和周先生，根本不曾把小学放在脑筋里面，整天以开玩笑的态度胡混；而那位李先生却一本正经的，非常认真。于是三个人分成两派，我和周先生非常亲密，把李先生孤立起来。对他的一股干劲，总是暗中好笑。当然是不欢而散的。
民国十六年十月，我当了省立第七小学校长，那位周先生已死，我四处打听李先生的下落，请他来当教员。当时省立小学教员，每月可以拿到七十到一百二十银元的待遇，比各县小学的待遇好得多。所以和李先生再见面时，他以惊喜的眼光问我：“老徐，你当时这样讨厌我，为什么现在又特地请我呢？”我开玩笑地答复：“当时讨厌你太认真，现在希望你能像那时一样地认真。”原来我在国学馆读书时期，渐渐浮出了自己的两大愿望，一是当图书馆长，一是当大学教授。在三四个月的小学校长期间，又浮出了第三大愿望，即是要娶一位湖南小姐做太太。当时教员中的两位湖南小姐，使我时常想到世上除了咸汤、甜场、辣汤以外，应该还有一种由易牙秘传下来的甜辣汤，给人的味觉以庄严的感动。
十七年三月间，突然由当时湖北清乡会办陶子钦先生，叫我和他的弟弟、侄儿及当时清乡督办胡今予先生的弟弟们到日本去留学。这真是喜出望外。到日本后，我的兴趣是经济学。对于河上肇的著作，片纸只字必读。但学经济学便得不到学费的帮助，于是糊里糊涂地进入到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
九一八事变发生，反抗、入狱、退学，怀抱满腔救国的热望，和同学们从日本回到上海，这时才真正和社会接触。一个多月的呼号奔走，所得的结果是冷酷、黯淡。于是同学们各奔前程，再不谈什么救国大志。我随孔雯掀先生回湖北，便住在他家里；他为我向当时省主席夏斗寅找工作，没有成功。同时我不知怎的突然想组织一个国共之间的政党，即是要以唯物辩证法来完成三民主义理论的发展，以发展完成了的三民主义来指导中国的革命。说干就干，当时也集结了十几个年轻的人，开了两三次会，研究宣言和纲领，并取了一个“开进社”的名称。“开进”是进入作战位置，完成作战准备的军用术语。不到一两个月，组织也要钱，恋爱也要钱，而我已经一钱莫名了，为了生存，只好放下一切，跑到广西去当营附，正式过起丘八生活。我以后常常回想，当时一同组党的十几位青年，从何而来，分手后二十多年的时间，为什么没有再遇到过其中的一位；因而不仅记不起他们的名字，连姓也一个记不起；这在我的一生中，真是一直到现在还想不透的谜。假定说我一生中有过政治梦，大概就是这一两个月的时间。十多年后，在旧皮箱底下，偶然找出当时拟就的宣言底稿，文章写得不坏，我看后笑了一笑就扯掉了。
我的丘八生活留在将来再写。
抗战胜利，三十五年，我回南京的第一件事，便是呈请志愿退役。当时正要裁军减员，退役正符合政府的政策。但退役后还是在南京瞎忙一阵。自民国三十年起，对时代暴风雨的预感，一直压在我的精神上，简直吐不过气来。为了想抢救危机，几年来绞尽了我的心血。从三十三年到三十五年，浮在表面上的党政军人物，我大体都看到了。老实说，我没有发现可以担当时代艰苦的人才，甚至不曾发现对国家社会，真正有诚意、有愿心的人物。没有人才，一切都无从说起。难道说这样大的国家民族，就此完事吗？于是我假定，国家的人才恐怕是藏在党政军以外的学术界，尤其是各大学的教授先生里面。因为我自己想当大学教授而无法当到，所以对大学教授的评价非常地高，以为这些人正是真才实学、血性良心结合在一起的国家元气。于是由我内心所蕴蓄的二十年来的憧憬，及由对时代责任感而来的迫切期待，便急于想和这些先生们通通声气。但隔行如隔山，一个丘八凭什么和他们来往呢？我在奉化蒋公那里要来一笔钱，和商务印书馆合作，办一个纯学术性的刊物《学原》。我是想以此为桥梁，有机会和教授先生们接近，由此来发现国家的新希望，同时也是我想回到学术圈里的一个尝试。对于此一刊物的问世，我除了由衷地感谢蒋公以外，也永远忘记不了陈果夫、陈布雷两位先生。
上面的一切，在三十七年年底，统统告一结束，我和妻子出走广州。三十八年三月，我应奉化蒋公之召，到溪口住了四十天，曾提出了一个自称为“中兴方略草案”的文件，内中有一点是希望三民主义的信徒能和自由主义者团结合作。这在我个人的认识上，也是一个大的转变。我的用意不是注重拉拢几个人，而是想把自由民主的精神注入到国民党内部来，以洗涤沉疴，打通社会，重新在社会中生根生长。我当时的认识是，国民党的新生，是一切问题的前提条件。但在大陆上，政治权力葬送了国民党；所以国民党的新生，是要靠社会而绝不是政治权力。这一底稿，在三年前我已清出将它付之一炬了。不过香港《民主评论》的出刊及其以后的态度遭遇，都是顺着此一意愿下来的。
在十六岁到二十岁之间，湖北的老先生们，说我的古文写得不错。但不久因受二周文字的影响，见了之乎也者的文章便头痛。后来除了偶然的机会外，很少写文章。三十八年六月《民主评论》在香港出刊，不仅其势非写文章不可；同时，也实在有说不尽的话，以稍能一吐为快。当时有的朋友在背后说，“徐复观的文章，是钱宾四、唐君毅这些先生捉刀的”。一年以后，又有朋友说，“徐复观的文章写得不坏，可惜只能写政论，不能写学术性的”。这倒是事实。不过，在我个人，只是因为要了解问题而认真找材料，因找材料而落下心来读书，因读书而开始衡断当代的所谓学术，一天一天地，把我的精神，引导向另一方向去了。因我个人的社会经验与历史，越是熟的朋友，对我的评价越差；一生中在军事上的知己，只有一位老德国顾问；在政治上的知己，只有××××。于是也有朋友为我叹息说，“优孟得时皆贵客，英雄见惯亦常人”。但我总是想：在乱世能做一个常人而不做反常的人，已经是难能可贵了。何况发蒙读书时，我父亲给我起的学名正是“秉常”二字呢？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一年，常往来于港台之间，且去过两次日本。一九五二年起，住在台中简直动弹不得。当时台中省立农学院院长林一民先生，不知听了谁的吹嘘，跑到我家来要我教新设课程“国际组织与国际现势”，这完全是我意想不到的。当时我告诉他，我是丘八出身，并没有进大学去教书的资格。林先生以为我是骗他的，硬说我在大陆上是武大的教授，并开玩笑地说：“你若不答应，我便跪下了。”我太太在旁说：“你就答应林院长吧。”这样便踏进了大学的门。第一年是兼任，第二年改专任。我接受专任的条件是不教国际现势，改教大一国文。因为我对与时事有关的东西，开始发生了衷心的厌恶。
假使不是有“国际组织与国际现势”这门新课，假使不是林院长对朋友过分热心而把我估计错误，更推远一点，假使不是办刊物、写文章，一个退役丘八，不会有机会走进大学的教室的。这一切都是偶然中的偶然，不用糊涂官打糊涂百姓的哲学，如何能加以解释？在农学院教授会的欢迎会上，我说：“平生三大志愿，竟然达到了一件，所以我真是以感激的心情来接受农学院的聘书。可惜娶湖南小姐做太太的志愿，真是此生休想。”说完后，名植物生理学家易希道教授马上说：“徐先生把湖南小姐说得这样好，可是有的人却觉得吃不消，时常感到不自在呢！”大家哄堂一笑，简直把我弄得莫名其妙。事后才知道易教授正是典型的湖南小姐，而山东佬罗清泽教授，对自己的学人太太，虽敬礼有加，但因专心学问，以致温情蜜意，或稍减于昔日东京追求角逐之时。难怪我们的易大姐，不免含颦带恨地发出一点牢骚来。不过，罗公当时的神情，似乎很是得意。这是当然的。辣味比甜味有时更能满足人的口福啊！
因为我是半路出家，所以把全部时间，都用在功课的准备上面。教国文，最大的准备工作，便是把预备的材料读得烂熟。对前人文章的好坏，只有在熟读中衡量得出来。我曾经选过几篇近代人的名作，初看一两遍，觉得有声有色；但细声一读，便读垮下来了。经不起读的文章，讲时感到非常窘迫，学生听得也没精打采。有几篇古人的短文章，初看很平淡，但越读越觉得深厚，越觉得有精神。讲的时候，不是在对学生作字句的解释，而是自己在作文学的欣赏，学生们只不过在旁边见习；这便自然会使教者听者，都感到兴味。我开始以为读文章是我国的老习惯，这两年看些西方文学理论的书，知道他们也常提出同样的方法和经验。同一篇文章，有不同层次的讲法和领受。只要教的人出于真正的责任心，则许多中学国文课本所选的文章，在大一国文中一样可以选用。我教大一国文，似乎稍能收到一点效果。但农学院的学生本不是学国文的，所以从结果上说，总不免有空虚之感。
当我听说私立东海大学会设立在台中时，我的确曾动过念头；因为它有文学院，有中文系，可以教出一点结果。等到和我有相当友谊而又是东大创办人之一的两位朋友随便谈谈后，知道他两位似乎都不约而同地暗示我的能力还不够，我便立即对此断念了。一九五五年七月间，突然接到台大文学院沈刚伯先生来信，说东大曾约农校长托他征求我到东大的同意，这当然是由于曾校长听过了沈先生的推荐而来，我当时非常高兴，因为这在我的一生中，是唯一的受到朋友善意援引的一次。当时我的好友张研田先生，极力反对我来东大，并且因为看到我在日本时所读的经济学书籍，便说：“你如不愿教国文，可以到农经系教经济学。”农经系系主任宋勉南先生也这样劝我。我说：“已经是四不像了。这样一来，更成为四不像。”研田兄才因此接受台大训导长的聘书而同时离开农学院。这一段友情，真有点像男女热恋中的难分难舍。到东大后，听说有某要人曾以两次长途电话要曾前校长解我的聘；也有人说，我们讲中国文化，影响了基督教义的宣扬。但这些先生们却忘记了最基本的一个事实。我只是竭心尽力，教学校分配给我的功课的精神劳动者。假使因我们的教课，而能使中国的学生，不以当一个中国人为可耻，那只有归功于中国文化精神的伟大及主持校务者的努力、认真。我们除对功课本身负责外，一切都是多余的。所以我现在辞去中文系系主任的兼职。
到东大已经四年，我教的功课，由大一国文而转换到大二国文，这是东大重视本国文化所特设的一门功课；它的内容，主要是思想史的材料，所以涉及到先秦及宋明的重要思想家。讲授的方法，是在某家的整个思想轮廓中讲解他重要的一篇或两篇文献，所以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另外，我开了《文心雕龙》及《史记》两种专书；初开时，也有朋友为我担心；不过，我是以自己的研究工作来带着学生研究。以后我还准备开一门“经学发展史”。我把这些功课，都当作通向某一门学问的钥匙来教。假使因此而能提供东大中文系的学生以做学问的钥匙，为中国文化开辟出一条新途径、一个新面目，则我想当教授的愿望，或稍有点意义。但这是关系于以后个人的精力和学校的环境的。
没有追求到手的小姐，永远是最美丽的小姐；没有追求到手的职业，可能也是最理想的职业。大学教授，对于我，已经是结了婚的主妇了；只能希望以道德的责任心，补偿一天一天消逝掉的桃色美梦。进入到这一圈子以后，使我深深感到“教书三年成白丁”的话，是一个事实的真理。我要想从白丁中逃出来，须有相当的毅力。同时，我和这已经结了婚的职业，不会再离婚吗？这也在未定之天。但糊涂官打糊涂百姓的人生，配上糊涂官打糊涂百姓的时代，一切都是偶然。因此，我的任天而动的生活性格，正和我的人生哲学及时代哲学相配合，用不上多作盘算的。
一九五九年八月一日《自由谈》第十卷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