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一个角落

我听过王德昭先生一次很有意义的演讲，他指出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在发生的时间上及内容上，并不是一个运动，而是两个运动。我完全赞成王先生的说法。就北京、上海两地而论，新文化运动在先，五四运动在后。就我上学时的武汉来说，则五四运动似乎在先，紧接着的是新文化运动。从历史性来看，则新文化运动乃继承废除八股后所应当有的进步的文化运动，源远而义复，并非单系某一特定事件之反应。五四运动则系由日本帝国主义所激发起的政治性的救国运动，它的发生虽在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后，但并非因有新文化运动才有五四运动；二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就实践的情形来讲，则在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只是少数人手上的运动。因有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才成为社会上的一股洪流。站在武汉这一角落看，是因五四救国运动的政治性发展不下去，才转向新文化运动，因新文化运动在救国的实践上有些渺茫，才又转向广州的国民革命运动，所以国民党的国民革命运动，是五四运动的直线发展。

北京的学生示威运动，发生于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大概在五月七日或八日，武汉全体学生罢课加以响应，此时我是湖北省立师范的一年级学生。我们同学当时的情绪非常激昂，同房一位姓许的同学自动把一顶买了不久的日制草帽，投在地上用脚踏得稀烂。因督军王占元宣布戒严，不能结队游行，于是每班组成八个人一队的演讲队，要向市民宣传不买卖日货及要求政府决不承认巴黎和会有关山东问题的决议。我也是演讲队队员之一，扛着一面旗子，以上战场的心情走出校门，但街上布满了军队，店门紧闭，路无行人，找不到演讲的对象。有同学提议，不如走向抱冰堂，或许有些游人在那里。途经武昌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武汉大学，当时尚未迁往珞珈山），校门有重兵驻守，不准学生进出，有些学生爬在围墙上，向我们欢呼挥手。快进抱冰堂时，一班北方胯子（这是我们对北方军队的称呼），枪上上着刺刀，跑出追上来，一言不发，把我们的旗子抢去，折为两段，并跟着我们后面行进。进到抱冰堂，没有一个人敢和胯子监视之下的我们接近，于是我们绕了一个圈圈回校了。事后知道，除了我们这一队以外，其他各队，都没敢出校门；其他各校，有没有这种组织，我不清楚，但街头上不曾遇见。

五四运动，是学生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救亡运动，但上面的例子，摆得很清楚，要对外，首先就要对付国内的军阀。这是当时的学生，尤其是以中学生为主的学生所无能为力的。所以五四运动，除了发扬了我们民族争取生存的坚强意志以外，在真正的政治救亡工作上是发展不下去的，必须有另一更大的政治结集，另一更大的政治运动，才能继续前进，这便是以广州为中心的国民革命运动。在这一运动还未到来之前，已经奋起而又得不到着落的学生心理，便自然转向新文化运动；这站在武汉看，情形的确是如此。

在五四运动以前，早已发生了的新文化运动，对武汉而言，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影响，但经过五四运动，教育文化界的气氛为之一变。在武昌横街头周围一带林立的旧书店当中，出现了一家规模很小的书店，我忘记了它的名称，是专门出售新文化运动有关书籍的。此外还出有每周一小张的周刊，我也忘记它的名称，是鼓吹新文化运动的。这个书店和周刊，到底是出现在五四运动以前，还是出现在五四运动以后，我记不清楚。但有一点可以断言的是，经过了五四运动，这一小书店才突然门庭如市，而那一周刊的销路也一定大增。大家仿佛从这里可以吸一口新鲜空气。

当时讲阳明知行合一之学的刘凤章先生，当我们第一师范的校长。他尽力为学生聘请好的先生，尽力提倡读书的风气。每星期日上午，他在大礼堂讲程伊川《易传》，或请其他名人讲演。李汉俊（早期共产党领导人之一）也以“破坏与建设”为题来讲过一次。刘校长除了重视普通体操以外，也重视“军操”和拳术。学生多是寒家子弟，生活俭朴而严整，天还没有很亮，大家就起来练操练拳，或在树底下读英文。晚上十二点钟，他和监学分别巡查自习室，取缔学生过分用功，因为一连有几届考第一的都不幸短命而死。刘先生本人平时不坐人力车，总是走路；冬天不穿皮裘，一件旧棉袄打上补丁；自律很严，对人都谦恭有礼；国家民族的观念很强，似乎很称道蔡松坡；所以刘先生不仅在本校里得到一致的拥戴，同时也是武汉文化教育界中的重镇。但新文化的风吹来以后，大家开始对他冷淡了，接着是厌倦了，于是开始闹学潮，闹的积极目的乃至消极目的到底是甚么，我也是“闹”中的一分子，我一点也不知道，相信其他同学也不知道，只是“人心思变”，觉得闹一闹总是好的。刘先生洁身自好，一遇着学潮，立刻辞职而去，到我毕业时，三年中换了五次校长，我便被开除五次。

当时到省立第一师范传播新文化的，有位黄冈的刘子通先生。他也在女子师范教课，带着女学生到城墙上去教《红楼梦》，这在当时是石破天惊的“新文化”。听说他对佛学有研究，这在当时，似乎是摩登的学问。他的哲学是心物二元论，常常在黑板上画两根竹竿子，说若交叉在一起，便都能站着，拆掉一根，另一根也就倒了，他以此来说明心物的不可分。教我们的心理学，总是从“我刚才路过蛇山，现在一想，蛇山就在我脑子里”开始。刘先生说话慢条斯理的，很有条理，学问都是有限，新也新不到甚么地方去。但当时他在武汉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我现在想，这是乘人心思变的形势所产生的影响。奇怪的是，谈新文化运动的文献，从来没有他的姓名，他本人后来也不知所终，有点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味道。

其次进到我们学校来推行新文化运动的，有两位或三位北大毕业的新教员。他们认为我们学校是读线装书的老顽固，所以有一位第一次上课，便向学生讲：“你们以为我不懂旧学吗？《皇清经解》我都读过了。”当时大家的中文常识相当丰富，此言一出，引起满堂大笑，而这位先生也更不知所云了。我现在回想起来，民主、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两根柱子。在武汉，没有任何人拒绝科学，但推行新文化运动的却没有甚么人研究科学；改革政治社会须要民主，却并没有任何人宣扬民主。武汉这样的新文化运动，过了两年，自然是烟消云散了。但当时的社会，腐朽陈滞，有如农历九、十月的树上叶子，甚么风一吹，便都会飘飘而下。我常常想，刘凤章先生这种人，难道应为这种腐朽的社会受过吗？

一九七三年五月《中大学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