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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政治生活历史中，本有一条时隐时现而决不曾断灭的主流，我勉强称之为“中”的政治路线。
自从斗争的唯物史观，发展为现实的极权政治以后，人与人间，只有隔绝、打倒，没有沟通、和谐。坐在克姆林宫的人们，认为只有把世界变成一个单纯的斗牛场，才可以满足其政治上的愿望。在此种大的逆流之下，个人失去了常性，社会失去了常轨。所以我特地把这一主流提出来，应该有相当的意义。
“中”的政治路线，是一个假定的名词，第一，“中”的政治路线，是人类和平进步时期所自然形成的坦途。此时既无所谓左右，自然也不需要“中”的概念。不过为便于明了起见，乃截取历史上大变动的阶段，对待左右两极端，而称之为“中”。但这里并没有丝毫妥协的意义。第二，此一路线，在每一历史阶段中，固然有他固定的内容，但通过全面的历史去看，则只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和态度。至其内容，则随社会的进步而进步。更正确地说，中是在社会的常轨上，推动社会前进。因社会前进，而所表现的形式，各阶段并不相同。所以中的本身，决不含有停滞凝固的意义。
中的政治路线，是随政治思想的产生而产生的。
历史家认为欧洲的政治思想，系开始于纪元前五世纪的希腊雅典。因为当时雅典，正由贵族政治转变为民主政治。而商人阶级的兴起，与自由民的没落，使社会阶级的对立特别显明。由此所反映出来的政治意识，其对立亦非常尖锐。原有的特权阶级，要继续使政治成为维护特权的工具。商人则主张以财富为支配政治的中心。而在另一面，则不仅要打倒特权，并且要均分财富。此可以柏拉图著作中的所谓煽动政治家作代表。据柏氏描写：“煽动政治家主张没收财富，分配于民众之间。他们知道没有现实利益，便不能结合民众。于是没收富者之富给之于民众，以收揽人心，将民众掌握于自己的手上。他以鼓励对富者的斗争，及对外作战的方法，来收集民望，使民众误认他们为不可或缺的人物。及这种人望达到沸点时，煽动政治家便一变民众阿谀者的面目，而成为统治的暴君，等到民众知道受了欺骗，而欲加以责问，则暴君统治之网，已张遍全国，民众早陷入于奴隶的状态，而无可如何。”这可以说是今日极权政治的雏形和缩影。
在上述政治意识尖锐对立的情势之下，雅典的民主政治，非常的混乱。雅典的社会，是极度的不安。于是以“政治的正义”为主题，想求得一个满意的答复，以安定当时的社会，便成为当时思想家的重大任务。在百家争鸣、异说蜂起的“自命智者”（sophist）的一团中，格拉孔便提出“正义即法律，法律即中道”的观念。接着诗人气质很重的柏拉图氏，早年写出了《第一善理想国》，主张彻底共产，使人的现实世界符合于理想世界的理念。但晚年的柏氏，终从天上落在人间，从第一善的理想国，降而为“第二善的法治国”。法治国的目的，在“保持社会的和平”。法律的内容，为“理性的结晶”。但这种结晶，据他说，决不是极端的，而系“中庸”的。他认为国家的罪恶，是从极端的富与极端的贫产生的。他否定一切极端的事物，因为这不是“和合统一”。不是和合统一的，不能希望和平。所以在现实世界的和合统一，仅有“在中庸的状态才可以求得。人类只有在中庸状态之下，才能服从理性”。于是就物质生活说，他提出了“中庸之富”。就政治组织说，他提出了一个“中间的制度”。可以说他是从理想国的绝对主义，回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相对主义，也就是中的政治路线了。
被称为政治科学之祖的亚里士多德，据说他曾经研究过一百五十多种宪法，以追求普遍的政治法则，而这种法则，在亚氏的《政治论》中，却是“诸要素的调节”、“诸利益的调节”，以“永久的调节”为政治的中心。他看到雅典内部贫富两阶级间的激烈斗争，可以导雅典于毁灭，于是他认为“政治技术，是社会和平的技术”，是“社会调节的技术”。他在《政治学》里说，“我在《伦理篇》曾经定义过，‘幸福的生活，乃系不被阻遏的德性的生活。而所谓德性，即是中庸。’上面的定义假使不错，则不能不说中庸的生活——任何人都可以达到的中庸状态的生活——乃多数人最良而且最幸福的生活。不仅人的生活系如此，更可适用于国家及政治组织。因为政治组织不外于大家在国家内共营生活的一种配合”。所以亚氏主张现实可能的政治组织，是“中庸主义的”。其社会基础是“平等的中产阶级”。其理想是，“全部均衡富者的所有，使每人都能得到平均的财产”。亚氏认为这种中庸主义，可以实现“置基础于平等的自由”。而置基础于平等的自由，乃是民主政治的骨干。
综上所述，而见中的政治路线，是欧洲正统的政治路线，实际上正是全人类正统的政治路线。
中的政治路线，是人类生活要求均衡统一所产生的路线。它的内容，也是均衡统一的。中外正统的哲学家、宗教家、艺术家们，有一个共同追求的目标，便是心与物、人与自然、感情与理智等的均衡统一。均衡统一，在个人是一个生活圆满的境界，在社会更是一个生活圆满的境界。但因人智之不齐，再加上人类的自私，逐渐形成了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现象，而破坏了社会的均衡统一。社会革命的来源和目的，就是在打破压迫的极端，以求恢复新的均衡统一。最理想的办法，便是径直以均衡统一，来代替已经形成的极端。但历史上，这种例子却很少，而一般的例子，却是先由右的极端激起左的极端，继之则是左的极端打倒右的极端，然后再转而走上中庸的状态。追索其原因，大约有下述几种：第一，对右的极端的否定，总是先从认识上开始的。认识顺着思辩的通路发展下去，很容易形成概念上的理想世界。但行动开始了，概念里面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发生了距离，于是理想与现实，自然要求均衡统一。第二，认定要革命的是理智，而使革命发生力量的则是感情。在行动的时候，常常是理智隐藏在后面，而让感情为主。因此，理智控制不了感情，常易流于冲动。在感情冲动之下，多半是由报复心理所形成的阶级观念发生作用，而不是人性发生作用。所谓阶级观念的真正意义，是把不和我站在一起的人，看做不是人，因而一定会采取极端残暴的手段。但人类感情的冲动，是不会长久的。或因挫折而停止，或因反省而停止，或因动极思静的自然律而停止。停止以后，理智与感情恢复了均衡，人性与阶级性也自然会归于统一。第三，革命总是由不平所激起。所以革命常开始于对不平的报复。在报复中，总是以自由作牺牲的。但没有平等的自由，使人不感觉得是自由。而没有自由的平等，也一样地使人不感觉得是平等。因而满足了平等的欲望以后，一定要满足自由的要求，于是平等与自由，也恢复了均衡统一。第四，大众的革命情绪，常系由经济问题所引起。于是经济的要求，常被认为唯一的要求。经济的生活，常被认为唯一的生活。这时的人类动机，几乎与一般动物没有大的分别。及至发现仅从经济上着眼，并不能解决经济问题，乃至即使解决了经济问题，而仍不能解决人生问题的时候，于是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也要恢复均衡统一。第五，革命的性格，和倡导人的性格，及民族的性格，也有多少关连影响。例如马克思是一个心胸偏狭，而富于仇恨性的人物。他拉着朋友下棋，棋下输了，总是非常的生气，弄得他的太太只好劝朋友们：“你不要再和我的大孩子下棋了。”所以社会主义在他手里，便把其中人道主义的成分完全抽掉了。再合上俄国冷酷而极端的民族性，便塑造出苏联革命的典型。最后又经过史达林们把此一典型凝固起来，作世界革命的资本。但每一革命领导者的性格，和民族的性格，不可能都是马克思加帝俄型的。除非苏联的特务能永远看守住每一个人、每一国家，像今日在东欧之所为一样，否则他总会要向均衡统一发展。
人类均衡统一的要求是必然的要求。由均衡统一的要求而产生的中的政治路线，是人类政治生活发展中必然的路线。纵然有时被阻遏、被掩蔽，而终久必涌现出来，成为人类进步的指针和基石。
欧洲文艺复兴与商业革命，许多历史家认为这是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抬头。换言之，也是中的政治路线的潜流在人类政治实践中，发生更大的作用。其总的成就，便是近代的民主政治。对近代政治影响最大的是洛克的思想，他的特色便是更多地强调了中庸主义。而近代民主政治开端最早的英国，可以说是中的政治的典型。所以她能得到长久时期的国内和平团结。一六二八年及一六八九年的两次宣言，象征着英国的社会政治，都是在“光荣的和平”中，慢慢地转变，坚实地进步。她的议会制度，真能做到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保障少数的原则，很少引起纷乱。她有右翼的政党，也有左翼的政党。但右也右不到完全不顾大多数人民的生活，左也左不到流血斗争。因历史的进展，自由党不足以代表左了，于是工党起而代之。而工党现在所执行的社会政策，却是保守党领袖邱吉尔在战争中所奠下的基础。按照马克思的预言，英国是应首先赤化的，但共党在英国的势力，微小得可怜。自十六世纪以来，英国很少受到大的挫折，英国渡过了多少次的难关，这决不是偶然的事。英国人的经验主义和清教徒的精神，不断地使理想与现实、个人与社会，保持着均调。所以她的左与右，都是意识地或不意识地向“中”靠拢。
但是一个社会达到非变革不可，而因为旧势力的顽固愚昧，不能接受任何变革的时候，则常须要经过一个左的极端，然后才能回复到中的政治路线。法国大革命，本来可以不要那样大的牺牲。但当时的贵族和僧侣等特权阶级，挟制孱弱无能的路易十六，守住特权，丝毫不放；于是相激相荡，使革命一步一步地走上了极端，占少数的山岳党，压倒了占多数的中央党，与巴黎公社联合，开始了残酷的屠杀和恐怖的统治。不过取得统治权的罗伯斯庇尔，他的手段是极端的，而他的政治路线，在山岳党的分裂中，却仍是站在中的路线。并且罗氏的极端手段，终于在一七九四年七月廿七日，自食其果，由温和派的炎月党，取得了政权。一直到拿破仑在一七九五年十月五日大败王党，新议会成立，法国革命随恐怖时代之终结才告一段落。后来共产党人痛惜巴黎公社之失败，痛恨法国革命的果实主要地落在中产阶级手上。其实，客观的历史家不能不承认，法国当时农民和初兴市民阶级的要求，正是当时的中的政治路线的要求。在那一段历史上，不可能超过这一路线，也不能不回归到这一路线。所以法国大革命的发展，从大体上说，是历史变动期的另一形态的正常发展。
俄国因沙皇专制的残酷，和民族的富于残暴性，所以一九一七年从二月革命，演变到十月革命的形式，也可以说是历史发展上的一条必然路径。可是共产党徒，从马克思起，一面提出唯物史观，一面却否定巴黎公社所以失败之唯物的根据；于是马克思已经开始寻求可以阻止革命不至从极端走向中和的办法。列宁便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为革命的唯一路线。即是说，扩大并深化罗伯斯庇尔的恐怖手段，以维持极端的政治路线。并且他有鉴于罗伯斯庇尔既以血腥对付敌人，结果自己也得到血腥的报复，可见血腥的手段一经采用，便不易轻轻放得来的；于是只有以继续不断的血腥手段，来维系由血腥手段所建筑的统治权。愈转愈尖，愈转愈紧。近代的极权主义的政治，便是这样形成的。在苏联红极一时的日丹诺夫，尽管受国葬的殊荣，但仍须要医生解释他何以“骤死”。既须要给他以骤死，史达林却还要亲自执拂，老泪纵横。这一个插曲中，亦不难窥见极权主义者为统治而统治的悲哀。这是违反历史发展的法则，是无法走得通的道路。又如布哈林写了那末一大本《斗争的唯物史观》以后，毕竟还不能不承认有一个“均衡”的法则。既有均衡，则社会的和平自然会代替了斗争；中的政治路线，自然会代替了极权的政治路线。如此，则苏联的极权主义，便要倒了下来。极权主义不肯倒下来，布哈林只好作它的血祭。可是布哈林虽然被杀了，但杀不掉苏联社会走向均衡的要求。苏联这多年的思想危机和社会危机，我们剥开那些左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名词，去看他的本质，无非只是要求均衡与防止均衡的反映而已。苏联的极权主义，为防止均衡的自然发展，一面是用血腥的手段去肃清，一面在危机严重，非仅靠肃清可以镇压时，便采取一部分中的政治路线的策略，作缓兵之计。最显明的例子，如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及希特勒上台以后，第三国际所采的“人民阵线”。但极权主义者的本质是极权的，所以危机一见缓和，立刻便收拾起中的政治路线之烟幕，而露出其本来的面目。世界的共产党可以推翻一个政权，推翻一个社会，但决不能安定一个政权，安定一个社会；中的路线，不转化为外力去代替它，便须转化为内力去蜕变它，狄托的手段还是极权的，而他的路线，却是向“中”靠拢。只要路线是中的，则一旦极权的敌人退了阵，他的手段也不能不中和下来，这是极权主义不能不转向中的路线之最明显的一例，狄托主义之必然性与普遍性在此，狄托主义对于共产党的严重性也在此。
中国农业取得经济支配的地位，其历史最早也最长。中国自有明确的历史以来，恐怕只有畜牧时代，而没有游牧时代。所以中国的文化是一个典型的平原阔野的农业文化。其特点便是博大和平，反映在政治思想上，便是比西方更为确定深入的中的精神。大概拿一个“中”字来衡量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思想，便可以左右逢源，找出一个一贯之道。并且中国的思想家，对于中的了解，是“彻内彻外”的，是把握住中在社会进化中的本质，而不拘限于某一固定阶段的形式的。此即所谓“君子而时中”，“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中的政治路线，在中国文献中的实例举不胜举，最显明的是《中庸》上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所以为舜也欤。”这分明是说社会本有两端，不必自己欺骗自己，说中国社会没有阶级。但政治家的任务，是在两端的调节均衡，而不在于以一端去完全消灭另一端。因为人与人间的差别，是到现在还无法解决的问题。此一问题不能解决，则社会上一部分人居于优势、一部分人居于劣势的现象，不仅不能取消，也不应取消。凡是含有可动性能的东西，只有相对的平等，没有绝对的平等。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对于金、银、铜铁三种不同性质的人，也没有方法安排品第相同的职业。而苏联的无产阶级，至今还保持着差别的待遇。不过超出自然的优胜，而发展到剥削的程度，以致抑压住另一部分人的正常发展，这就是一端的统治，不是执两用中了。所以中国正统的政治思想，总不外于一个“平”字、“均”字。“平”与“均”都是从“中”字来的。不过此种思想，只有有反省能力的少数知识分子，在封建社会之中，而又超出于封建社会之外的，才能把握得住。但他没有和某一时代的民众要求合流起来，形成一个意识的社会运动；所以他在历史上只发生了减轻毒素的作用，而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历史的作用。
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近代中的政治路线之最具体的典型。以民族、民权、民生为一整体，而互为内容、互相融和制约的主义，自然会是“中”的主义。以民权、民生为内容的民族主义，自然不会走上军国主义、人种优越的征服主义上去。以民族、民生为内容的民权主义，和以民族、民权为内容的民生主义，自然不会走上国际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路上去。中山先生说“马克思是病理学家”，他是“生理学家”。所谓生理学家，即是正常的中的政治路线的领导者。
但中山先生所建立的党，是士大夫阶层的集团。他们只直觉地接受了一部分的民族主义，而并未真正了解民权、民生主义。再加上中国二千多年专制之毒既深，农业社会的散漫性、顽固性，都使中的政治路线，不易发挥强大的力量，以应付中国当前内外严重的局势。中山先生为想要在中的政治路线里面，加入一种推动力起见，所以便规定在建国程序里的军政时期；并用联俄容共政策，在士大夫集团中，打上一针强心剂。这对于此后三民主义很快地深入全国，与民国十五年北伐之很快的完成，都有极重大的作用。
不幸的是中国的共产党人只在策略上接受了三民主义，而在本质上则始终不变地拒绝三民主义，于是一步一步地拿出抄自苏联的那一套公式。更不幸的是国民党也守不住中山先生的这一条路线，却一步一步地走上与中共相反的另一个极端。于是中山先生生理学家的革命路线，一变而为两个极端的斗争。在历史上看，右的极端，常常激起左的极端，培养左的极端，而终必被左的极端打倒，所以国民党今日的失败，是命运注定的了。我曾问过一个很有地位的共产党员说：“假使国民党真正名符其实地实行三民主义，那你们便怎样？”他迟回了半天才答复说：“那我们毫无办法。”或许他所答的话是假的，但在事实上却不能不是真的。
纵令是如此，但中共从劣势转为优势，是由再度宣言实行三民主义开始的。他对于三民主义，只有设法加以曲解，而自一九三六年以来，便从未作正面的攻击。他在农村的军事动员方面，还是用的从苏联学来的那一套，而在他的城市政策方面，尤其是在他对外宣传上面，却是尽量地表现向中靠拢。中共自从统一战线以后，从来没有把阶级斗争这一套拿来向外面作理论的说明和宣传的工具。一九四七年双十节《土地法大纲》公布后所展开的农村斗争工作，到一九四八年的春天，便又不得不缓和下来。而向外宣传，他要“保护中农”了。他的同路人、他的代言人，总只能从他近于中和的地方去为他辩护，却没有从他本质的极端的地方去为他辩护。所以中共和俄共，有一个不同之点：帝俄有真正的工农兵群众性的暴动，而中国到现在为止，并无真正工农兵群众性的暴动。所以俄共是以彻底的阶级斗争来夺取了政权，一九三六年以后的中共，却是以阶级斗争为骨干，而以缓和阶级斗争为策略，来夺取了政权。中共现在所提出的许多口号，都是在火花时代、十月革命时代所绝对没有的。我们可以说，俄共是以实行共产主义而起家，中共则以宣称“并不实行共产主义”而起家。
由上所说，可见中国的历史文化，更只能接受一个中的政治路线的革命，而不可能接受一个极权的苏联式的革命。现阶段中的政治路线的具体内容，应该是容许有自由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三民主义，而决不是共产主义。执行中的政治路线的具体任务，是反侵略、反极权、反封建的三位一体的口号，而不可能单是反封建，或单是反侵略、反极权的口号；当中共客观地研究问题时，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但他在可以封锁得住的地方便实行斗争，在不能封锁住的地方便宣告宽大，于是宽大只变为封锁的前奏。所以新民主主义，他不说是从人类整个历史文化发展而来的，只说是从苏联十月革命而来的。中共的根本矛盾在此，毕竟要走上山岳党同样的命运也在此。
人类历史，正在急遽地转变；中国的历史，也正在急遽地转变。这一转变的顶点，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正式爆发。大战的结果，不论谁胜谁负，恐怕苏联也不是今日的苏联，美国也不是今日的美国。至于中国的命运，恐怕那时既不会寄托于今日的国民党，更不会寄托于今日的共产党，乃是寄托于变了质的国民党或变了质的共产党，以至完全不是所谓国民党和共产党。那时将让人民把听了使人并不很愉快的政治名词，一齐送进博物馆里去吧。
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民主评论》第一卷二期
按民主政治，自然是中的政治路线。所以对中国而言，只谈民主政治为已足，且亦少流弊。但这篇文章，是我长期思索的结果，且得到不少朋友的同情，所以留作纪念。
一九五六年七月廿八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