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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当甲集再版之际，仅述两事以资感念。第一是在周弃予先生阅过的一册文录上，注出的错字有五十七个之多，我便借回来一一改正，得以偷懒省去自己的再校工作。此外，我还发现他在八个地方记下了问号。对于这些问号，虽然除了二十一页第十行提到五四运动的几句话，实在近于粗率，深感不安外，其余的我不愿另外表示意见，但周先生肯这样认真地细阅这本文录，实使我感到荣幸。其次，文录出刊后，程沧波先生曾写了一篇介绍文章，称誉过当，某机关报的星期专论曾指射这是文人的互相标榜。但我知道沧波平生是不轻作谀词的人。他之所以称誉过当，恐怕完全是出自他对时代的感觉。读者若从沧波文章的正面来衡量我个人，我便会觉得非常惶恐。但若从他文章的反面去正视此一时代，了解此一时代，则将立刻发现由他那一副苍凉感情所浮出的文字，也实有其客观的意义。他在文章收尾处更补上顾亭林初看见《明夷待访录》的一段故实，他说他自己不敢自拟于亭林，而以黄梨洲期待我，这或许更增加标榜之嫌。但我觉得，顾亭林、黄梨洲这两个姓名，现在的人看起来很以为光荣，但在当时一般人看来恐怕是不祥之物。我国历史中，政治势力才是最动人的东西。担当一个与现实政治势力经常处于危疑状态的人类责任，独往独来，这并不是讨便宜的勾当。因此，时代假定依然需要顾亭林、黄梨洲，这将是与人无竞、与世无争的一条人生道路，而沧波正不必以此谦让未遑的。所以我依然把沧波的那篇介绍文章附录在文录的后面。
一九五七年七月徐复观于私立东海大学
继《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甲集后，又选印出这部乙集，完全是由于中央书局的朋友们的好意。在乙集里，学术性的讨论超过了政治性的讨论，这只说明我个人生活的环境与心情正在天天地演变。倘由此而能演变到将我的余年完全埋葬在书房里面，那将是人类对我所作的最大恩赐。我希望能得到这种恩赐。
在乙集里面也收有若干在情调上与全书并不十分谐和的文章，这纯是留作个人生命历程中的纪念，希望读者与以原谅。
对于无涯的知识，每个人都是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对于无穷的人生境界，每个人都可以当下自足，但同时也会感到仰之弥高。自己所没有研究到的知识，应谦虚地予以保留；自己所没有达到的人生境界，应虔诚地加以尊敬。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学人所必须具备的良心，也是“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思想自由的基础。自己所不知道的知识，便要独断地加以打倒；自己所未达到的人生境界，便要武断地加以踏平；每个人觉得自己就是知识世界的全体，自己就是人格世界的全体。像这种精神中的各个极权王国，若不设法把它敞开，则人类的文化、个人的生命都将感受到窒息，而失掉谈文化、讲思想的真正意义。
许多精神的极权王国之所以形成，我怀疑它和今日的政治问题有种共同的心理因素，即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过分的自卑感。在现实政治中本找不出圣贤，便不能希望搞现实政治的人能放弃个人的权力欲望。但有的人，在民主政治体制之下，一样可以得到光荣的权力；可是他们宁愿面对社会、面对世界，说出许多自损尊严的虚辞诳语，以求达到欲盖弥彰的反民主自由的目的。在他们的各种说法中，决找不出可以作为反民主自由的任何根据。然则原因到底何在？恐怕只是由于在各个人念虑的几微之际，有一种“满身污秽”的自卑感觉，因而只想躲在薄暗的殿堂里面，不愿照见民主自由的太阳。此种自卑心理的未能解除，结果造成了国家和政治中各个人自身的不幸，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在今日，既有人以满身污秽的自卑心理来面对政治问题，也有人以“满面羞惭”的自卑心理来面对文化问题。在此种人的心目中，觉得只有咒骂侮辱自己的历史文化，才能减轻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罪孽感。这恰和共产党里面许多人为了“丢掉历史包袱”所作的坦白心情，一般无二。政治上反自由民主者口头上的理由，是说中国不合于自由民主，亦即是承当不起自由民主；把个人承当不起的自卑心理，投射在整个的国家身上。文化上反历史文化者的口头理由，是说不打倒自己的历史文化，西方的文化便走不进来；把这一代人的阴鄙堕退，一笔写在自己的历史文化身上。其实，人类文化都是由堂堂正正的人所创造出来，都要由堂堂正正的人所传承下去。只有由平实正常的心理所形成的堂堂正正的态度，才能把古今中外的文化平铺在自己面前，一任自己理性良心的评判、选择、吸收、消化。满面羞惭的自卑心理使一个人在精神上抬不起头来，这固然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文化，同样也不能正视西方的历史文化。在此种情形下，纵然有少数人能认真做一部分西方文化的研究工作，但其内心深处好像旧社会里不敢抬头的男女恋爱，很不易为国家得到结婚生子的结果。何况抱着此种心理的人，多半是东张西望地混过一生，最后还是对文化交白卷。
因此，人格尊严的自觉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起点，也是解决中国文化问题的起点。一个人，一旦能自觉到其本身所固有的尊严，则对于其同胞、对于其先民、对于由其先民所积累下来的文化，当然也会感到同是一种尊严的存在。站在人类共有的人格尊严的地平线上，中西文化才可以彼此互相正视、互相了解。在互相正视、互相了解中吸收西方文化，这有如一个像样的民族资本家和外国工商业者作经济来往一般，倒真能做点有规模、有计划的以有易无的两利生意。我不认为在买办式的精神状态下，甚至是在乞丐式的精神状态下，能有效地吸收世界文化以发展自己的文化。同时，西方人要靠这种买办式的东方人来了解东方文化，也同样是非常可悲的事。
年来在学术上我和时贤所发生的争论，决非出于个人僭妄之心，想用我的学问去压倒时贤的学问。我很坦白地承认自己并没有学问。只是从时贤谈学问的态度中引发我上述的感触，因而不能抑制自己，写出了这种感触。把政治上的感触写出来容易，但把文化上的感触写出来却相当地困难，因为这要冒着社会风气的大不韪。现实政治上的压力，在形式上很重，而在精神上却很轻。社会风气的压力，在形式上似乎很轻，而在精神上却很重。一个人的生命，若非不幸而完全沉浸在这种时代感触之中无法自拔，谁又肯冒双重的压力，以自甘孤立于寂天寞地之中，而可不惧、不悔、不闷？假定我所感触的毕竟无法与此一时代的心灵相感相通，则我恳切地希望我的感触只不过是个人无病呻吟的谬见，以让我们的时代能背弃我的感触而向前迈进。至于我在讨论中常常不免对人用上过当的辞气，这完全暴露我作人的修养还无法克制在执笔时的心情。我把这种辞气照原地保留下来，借此表示我内心的愧疚。
当我忙于授课的时候，省立农学院的高希均同学肯自动为我细心校正印稿，因此使我得节省不少的时间精力，这和中央书局愿出力印行此集的朋友，是同样值得感念的。
一九五七年双十节徐复观志于东海大学宿舍
我由一九四九年开始正式执笔写文章。承亡友庄垂胜（逐性）先生的厚意，一九五六年，在与他有关系的中央书局，为我汇印成《学术与政治之间》甲集，一九五七年，又汇印成乙集。“学术与政治之间”的标题，也是他为我写的。甲乙集印行后，因我发表过《从文学史观点及学诗方法试释杜甫〈戏为六绝句〉》一文，不知怎的，转一个弯，引起某一地域里的“名士”们的不满，竟把祸嫁到甲乙集上。有一次我到台北，当时某机关的政治部主任王超凡先生请我吃饭，还约了我两位好朋友作陪。吃饭中，王先生再三要我把甲乙集自动收回，被我拒绝，弄得彼此间很不愉快。幸亏美而且贤的王夫人当场责备了王先生几句，大家借此收场。后来知道，王先生之所以出此，是由他机关里的一位“诗人”促使的。另有某位先生，以断章取义的方法，报告给故总统蒋公，使我离开了国民党的组织。但蒋公并没有因此对甲乙集作过任何禁止发行的指示。只是在此种情形下，听任它自行绝版。现在想来，这里面的文章，假定是现在执笔，应当减少当时由热心太过及不算刺激的刺激而来的许多尖锐词句，以致形成“心善面恶”的情形，引起不必要的误会。而甲乙集毕竟能卖完为止，王超凡先生也只是“先礼”却并没有“后兵”，这不能不感谢自由中国的政制，及许多老朋友的爱护。某位先生虽在政治一路上飞黄腾达，而王先生则早已离开人世。偶然回想及此，徒增加生活史中的一点慨叹。
我的个性，在自己某部书印出后，认为此方面的工作已告一段落，即不愿再看第二次。对有点不祥之感的甲乙集，更是如此。去岁冯君耀明，却花费宝贵时间，把它重新校阅一过，并提出若干宝贵意见。现时他又约同友人，要把甲乙集合并为一集，发行香港版，我没有反对的理由。其中只去掉四篇文章，增加一篇文章；不妥的字句，则一仍其旧，以保持原来面目。这里面的文章，就我个人来说，只能算是对国家问题，对学术问题，摸索、思考的一个历程。十年以来，我还是继续摸索、思考，希望能向前走一步两步。对读者来说，若能从这些文章中，接触到大时代所浮出的若干片断面影，及听到身心都充满了乡土气的一个中国人在忧患中所发出的沉重的呼声，我便感到满足了。
一九七六年一月徐复观志于九龙寓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