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人生

人一生下来，就糊里糊涂地被投入在政治关系之中。写《鲁滨孙飘流记》的人，其动机或者原在想逃出政治，然而他为了说明孤岛上的生存，便不能不假设一位“礼拜五”的伙伴。他和“礼拜五”的关系，依然可称之为政治关系。因此，“人是社会动物”，便也不能不是“政治动物”。

不过上面所说的是极广义的政治。极广义的政治对于人生的影响多半是间接的，因而人们也常常不自觉其为政治。个人对政治所引起的自觉，以及由自觉所发生的观点，并不相同；而政治对个人所发生的作用和结果，也常是千差万别。于是政治在人生中的位置，人生在政治中的位置，到底要怎样才算适合，倒有提出来一谈的价值。一般地说，若某个时代许多人都意识地想离开政治，这必定是一个不幸的时代；若某一个人是意识地想离开政治，这必定是一个不幸的人生。“时日曷丧，余及汝偕亡”，简直要把自己的生命和政治拼掉，这固然表示一个政治时代的悲剧；而“寻得桃源好避秦”的心情，也正反映着秦之不可不避又终于无从避起的心情。至就个人而论，从传说中的巢父、许由到长沮、桀溺、於陵仲子，即所谓高人逸士的这一流，好像抗志烟霞、栖神泉石，很能优游自得。但其中真正为了追求政治以外的人生价值而愿自外于政治，如伟大的宗教家、艺术家之所为，其精神固然另有寄托，可以独往独来，可是，这种人不仅是占极少数，并且这种人也并不十分矜心着意于政治之应否须要逃避。而一般的所谓高人逸士，多半是出于对政治的一种厌恶避忌之心，在厌恶避忌之心的后面，总藏着有一副苍凉悲怆的情绪。庄子要算是最旷达的人了，但他说“逃空虚者，闻人足音，跫然而喜”。这里的喜，无疑是由逃空虚者的一片悲怀所烘托出来的。

相反的，若是大多数人都直接卷入于政治之中，这也多半是一种不幸的时代；若是一个人，把他的全生命都投入于政治之中，也是一种不幸的人生。

历史上，当战争和所谓革命的时代，一定会驱遣多数人去直接参加政治，不论战争与革命的性质如何，身当其冲的总是牺牲第一。牺牲，有时固可代表人生伟大的价值，但很难说它可以代表人生最大的幸福。何况历史上的战争与革命，冤枉流血的占绝对多数。至于把全生命都投入于政治之中的，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皇帝。“垂衣裳而天下治”，这是最幸福的皇帝。但在现实上恐怕就是今天英国和日本的皇室。我幸而不是这种皇室中人，所以我可以更多表达自己的意志。说到秦皇汉武这一类型的，他们成就了若干事业，但很难说他们成就了人生，享受了人生。意识地要争取点人生享受的，或许要算隋炀帝、陈后主，但风流可以润泽平民而毕竟不能不遗祸于天子。其他蠢如鹿豕之晋惠，暴如豺狼的石虎，这一类型的人，你还能说他有人生的意义乃至幸福吗？何况“汝何不幸生于帝王家”，总是皇室共同的结局。皇帝而外，我们便可想到历史上的宦竖、权奸，以及今日的政客、军阀，和以官为生活之资的穷公务员。这其中有各种的成色，有各种的心情，很难一概而论。但粗略地说，大抵为了其他的人生目的而政治的，其毒素较轻，完全为政治而政治的毒素必重。其层次最高的要算诸葛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这绝比不上“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心情，所以也绝非诸葛的素志，尤其不是他的人生幸福。再下一个层次的则名公巨卿，他们真正对人生的领略多半要靠晚年告老还乡、优游林下的时候，这时才是他们从政治中的一种解脱，他们将从政治之外去重新发现人生。他们能这样做的也是由于自己在政治之外还另有其人生的存在。华盛顿爱好故里的田园，不愿长住在政治中心的首都里面，可见中外对人生稍有点境界的人心情毫无二致。至于因“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而终生玩弄政治，甚至要把这一套私之子孙的人，不论他以何借口，只要我们肯留心观察，这种人的本质都是十足的恶棍歹徒，他的生命最干枯，心情最空虚寂寞。这一点当局者自己有时也会感觉到，何待于李斯黄犬东门之叹、陆机华亭鹤唳之悲而始可看出呢？政治圈中占最多数的是公务员。黄山谷有句云“食贫自以官为业”，这是揭穿了公务员的底子来说的话。以官为业，以宦为家，在人生中都是最无根底的行业。万一不幸他所“等因奉此”的头儿完全是一些贪权窃势之徒，而自己为了要吃饭，不能不当这些贪权窃势者之工具，这和以夜度资来维持生活的实质上并无上下床之别。人在这种生活中假定稍有自觉，其羞愧与悲哀是不难想象的。

人之所以不能离开政治，是因为人的生活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皆不能离开社会，不能离开人与人的关系。“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句话，一面是出自圣人的悲怀，同时也系出自任何人所同有的人情的深处。意识地逃避政治也等于意识地逃避人间。人间是无法逃避的，着意地去逃避，结果只是在一种畸形的人间中来安顿自己的人生，人生总会受到贬损。但更重要的是，政治只是人生的一部分，不应以一部分而掩盖了整个人生，并且政治在人生中是紧连着权力欲、支配欲的，这是人生中最坏的一部分，是与禽兽一鼻孔出气的一部分。我们之不能不要这一部分，可以说是出于人生之不得已。我们要使人生的这一部分作人生其他部分的工具，为人生其他的部分开路，因而也就把这一部分转化为其他的部分。万不可把人生其他的部分作为这一部分的工具，为了这一部分而堵塞整个的人生，把人生其他的部分都转化为这一部分，这样，人便完全兽化了。所以我们可以为艺术而艺术，为哲学而哲学，为宗教而宗教，为科学而科学，甚至可以为财富而财富，但千万不可为政治而政治，不可使政治在人生中僭居于主要的地位，以至湮没了整个人生。

不过，上面是理论上的说法。在现实上，要把人生不可少的这一部分安放于一个工具性的位置，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何有于我哉”，这是在政治之中而忘其在政治之中的一种境界，这确是人生最理想的政治境界。可是，这种境界在历史上恐怕还不曾真正出现过。退而求其次，则最好是每个人都可以过问政治，也可以不过问政治。要过问政治时，没有人来说不准你过问；想不过问政治时，也没有人来说你非过问不可。要过问政治，则从心到口直道而行，没有人来监视你的言论或投票；不要过问政治，则从工厂到教堂自由选择，没有人来加以干涉统制。于是政治在人生之中可以提起，可以放下。而所以提起或放下者，则系根据我们整个人生的需要。这样的政治才是作为人生工具的政治，人在这种政治中才可以发展整个的人生，建立真正的人文世界。我从此一角度，便特别欣赏近代委托性的民主政治，追求近代委托性的民主政治。没有这种民主政治的空间，人生一定受到抑压，人文一定受到阻滞。民主政治的本质是在敞开人生的大门，铺平人生的道路。在已经得到民主政治的地方，我们可以任意地不谈政治而去追求各种各样的人生。在未得到民主政治的地方，我们为了要使每人都能去追求各种各样的人生，便必须首先共同争取这种敞开人生之门的政治。在英国光荣革命的前夕，在大陆启蒙运动的过程，有哪一个有成就的知识分子不参加到这一政治形式之建立的活动呢？它不仅是为人生开路，同时，一个人之所以能成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正表现出他是在政治以外还有其他伟大的人生部分在发生主导的作用。投一生的精力于民主主义运动的人，并不是我前面所说的为政治而政治的人。因为民主政治的本身即含有政治的自我否定、权力的自我否定的高贵品质。世界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一定含有这种高贵的品质。中国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接上民主政治的头，这固然是由于反民主势力的阻碍；但在主张民主者的中间多缺乏这种高贵的品质，也是一个重大原因。缺乏这种高贵的品质，则搞民主政治的人只能看到民主政治主张权力的一面，而不能看到民主政治否定权力的一面。这便依然成了为政治而政治的活动，成了淹没整个人生的政治活动，也便不算是民主政治的活动。

中国文化本是人文主义的文化，本是显发人生的文化。但中国的知识分子，主要精力下焉者科举八行，上焉者圣君贤相，把整个人生都束缚于政治的一条窄路之中；而政治的努力又仅在缓和专制之毒，未能发现近代的民主政治，以致人生不能从政治中解放出来，以从事于多方面的发展。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漏洞，也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悲哀。我们在这种地方应有痛切的反省。我们要发展完整的人生，便要可以安顿完整人生的政治形态。为了争取此一政治形态所作的真实努力，既不高于其他人生的活动、其他人文的活动，也不会低于其他人生的活动、其他人文的活动。贤首大师在其《华严经探玄记》中说了“十地满后，方至佛地。从微至著，阶位渐次”之后，接着便说“一位中即摄一切前后诸位。是故一一位满，皆至佛地”。只要对问题把握得真切，则人生的任何一部门皆具大乘胜义，所以人生也并不因不谈政治而会高出一层的。只是为了建立民主政治而花费一生气力的，在人生的价值上固无所亏损，而在个人人生的幸福上总是牺牲的。因而这种人之于政治，多是出于不容已之心。亦惟有此不容已之心，乃可站在整个的人生来谈政治，乃能真正了解民主政治。

一九五三年元月二日于台中
《人生》四卷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