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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文化上的争论，也牵涉到文化有无中西之别的问题上。吾兄好像是主张有的。但主张没有的人并非没有道理，兄不可固执成见，应该从长商讨一下。……
××先生：
承你的指教，我非常感谢。中西文化异同之争，大概将有百年的历史。此一问题，在过去主要是为了撑门面，而今日则注重在文化本身之是否有个性。撑门面，只是出于民族的感情，不能真正解答问题。文化有无个性，则系当前摆在文化人面前的一重大课题，其讨论的意义已超出于民族感情之外。固然，民族感情依然是此一问题中的要素之一。
作为一个人，总有其共性。有了共性，然后天下的人都可在某一基点之上（如人性）作互相关连底考察，因而浮出世界史的观念。但人的生活环境既不能完全相同，而人的本身更有其主动性和创发性。各个人的想法、做法并非完全由环境所塑造，在同一环境之下也可以有不同的想法、做法，这是人与其他动物之最大分别。也便是说明人除了有共性之外，还有其个性。并且愈是发育完全的人，其个性愈为明显。个性与个性之间互相影响，影响的结果一方面是共性的增大，同时也是个性的完成。一不碍多，多不碍一，一与多是互生互成的，这在人性的关连上可以得到显明的例证。纯自然不能产生文化，文化是由人所创造的。人的共性与个性、一与多当然会反映在其所创造的文化上，而成为文化底一与多、文化的共性与个性。在文化的共性上，我们应该承认有一个世界文化；在文化的个性上，我们应该承认各民族国家各有其民族国家的文化，并且各民族国家所反映出的文化底个性，是不断地向世界文化底共性而上升。而共性与个性之间，个性与个性之间，由不断底接触、吸收，将使某些个性的若干原有部分发生一种解体现象。但这种解体并非个性之消灭，而是个性新的凝集。个性之不断上升与凝集，正是人类创造文化的过程。这种过程，从观照的态度说，是文化共性之不断扩大；而从实践的态度说，又是文化个性之不断完成。无个性以外的共性，也无隔离孤独的个性。个性中有共性，而仍不失其为个性；共性中有个性，亦仍不失其为共性。说某一文化无个性，这是等于说根本无此一文化，或者说此系一不具体底文化，好像说某人为一不具体之人一样。我们主张文化有中西之别，是肯定我们这一民族的长久存在绝非偶然，而系创造了自己所需要的文化。既有文化，自然会有个性。从个性方面去看，自然主张有中西之别，这岂非是极容易懂的道理吗？
朋友，你也或许觉得我的话说得太抽象了，使人不易把握理解，我们现在不妨举若干譬喻或例证。
文化的个性是文化创造的结果，也是文化创造的过程。在此创造过程中，它可以资借许多既成的“文化财”，模仿许多既成的“文化财”。但只要创造成功，则他一定会表现个性。譬如人学文章，学字画，尽管他读了许多文章，临摹许多字画，假定他成了功，便不管他是学的哪一派别。则派别对他而言，自有其共性；而在他对派别而言，则必有其个性。八大家的散文有其共性，但每个人，甚至连父子兄弟的三苏也各有其个性。中国的字画有其总底共性，但过去常有南北之不同。而不论在北碑南帖、北画南画中，每一个人都各有其个性。否则就是说此人的诗文字画没有成家（成家即是表现个性）。没有成家的东西，在文化上无大价值。若人家的诗文字画成了家，已有了个性，但在外行人看来，则恰是“黑夜里所看的牛总是黑的”一样，以“将无同”的心情去漠然说其好或坏。其实，这种好坏之见在行家看来，都是不相干的。一个民族的文化，对其内而言，则成为此一民族文化的共性；对其他民族的文化而言，则成为此一民族的个性。这和某派的作品，一方面是代表此派的共性，一方面是代表此派中某人的个性一样。所以我们可以对西方文化而说中国的文化。
有人以为一个民族会不断吸收许多其他民族的文化，如中国之音乐、工艺品有许多是受了中东诸“民族”的影响，尤其是思想上是受了印度佛教的影响。真正是纯中国土产的东西早不存在，还谈什么中国文化的个性？这种说法是把个性只看作一种自然底死物，而不是看作一个创造的核心。由我上面所说应知此种看法完全是错误的。即以现在的国乐而论，我们尽管有的来自波斯，有的来自印度，但到了我们手上以后，便绝非波斯的音乐，绝非印度的音乐，而依然是我们自己的音乐，所以依然不妨说是“国乐”。除非我们的音乐还完全是在模仿底阶段。佛教自东汉末入中国，开始依附道家，晋魏乃能自立，隋唐始臻圆熟。但圆熟底佛教便是天台、华严、禅宗等富有中国个性底佛教，我们不妨称之为中国底佛教。日本的佛教传自中国，但是日本佛教的性格便与日本民族性格融合在一起而成为日本的佛教。中国当然要努力吸收西方文化，但假使中国民族的生命力未竭，这种吸收能够成功，则将也如过去吸收佛教一样，中国文化会以更高底个性出现，我们依然要对其他民族的文化而提出我们中国的文化。绝不能说德国、英国、美国哪一国的文化即等于中国文化。西方同是一个文化根源，但海洋大陆既风会各殊，德法仅一莱茵河之隔，在文化的气质上仍各有其特性。中国文化之有个性，中国吸收西方文化后依然还有个性，这是由文化的本质所决定的。
由中西文化之分推进一步，即是东西文化之别。这种分别，西方人在以前是不承认的。其原因：第一，随近代西方文化的觉醒，便开始了大规模底世界征服运动，贩卖奴隶正是其中节目之一。他们对于被征服、要征服的对象，都认为是野蛮人，只好做他们的奴隶，哪里会承认有文化呢？所以他们底文化，便是世界上惟一的文化。等于我们以天下之中（中国）的华夏自居的时候，四围都是夷狄，我们的文化自然也是世界惟一底文化，还有什么中外东西之可言？第二，由西方哲学的一元论而形成一元底历史观，拿一个东西作历史文化惟一的测量尺度，在其惟一底尺度下，世界的文化都是同质的，只有时间上的前进或落后，而无异质底个性文化之并存。如基督教以信神不信神为尺度，黑格尔以绝对精神之辩证法底自我实现为尺度，马克思之徒以生产力之发展阶段为尺度，另外则有更多的人以自然科学为尺度。采取这种尺度的人，不承认有在他的尺度以外之文化，纵然有也是处于一种奴仆的地位。尺度只有一个，自可不辨东西。第三，由于空间底认识不够，西方人最初所指的东方不过是近东、中东，其次则有印度，及发现了中国，只好称之为“极东”或“远东”。由地理上之生疏，当然影响到对文化上的了解。东方文化之在他们多数人心目中，好像只是天方夜谭的故事。聪明的马克思，用“亚细亚底生产方法”来打混，害得他的徒子徒孙们乱猜。则西方人之不承认东方文化，无怪其名。第四，由于其对文化本身的认识不够，欧洲十七、十八世纪，多半是以自然观点看问题。在自然底观点中，只能看到文化共性的一面，不易看到个性的一面。一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真正底历史学才建立起来，于是文化的个性乃随历史学之进展而渐为人所注意。现在，不仅欧洲的大史学家、大思想家不能不承认东方文化的体系，乃至许多思想家憧憬于东方文化，想以东方文化来济西方文化之穷。不过，他们对中国的注意远赶不上对印度、对日本的注意。原因很简单，我们的洋博士们，以数十年之力，都尽量宣传自己底祖国没有文化，或者只有一钱不值的落后文化。
至于许多中国的文人学士主张文化无中西之分，这原因要追溯到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在事实与心理上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由半殖民地之自卑感，站在西方人面前自惭形秽，怎么敢自承有中国文化呢？而“向高帽子作揖”尤其是聪明人的处世哲学。主张中国文化一钱不值的人，很快会主张欧洲文化也一钱不值，而世界上只有美国文化了。至于有的朋友说，主张中国文化有个性的人所举的论证不够，这倒是对的。但这只能鞭策我们作更深的文化反省，并不能因此而取消中国文化有个性的前提。
朋友！也或许你以为主张中国文化的个性便妨碍了西化，而你是主张西化的。但你也知道，我除了对“西化”一词有点怀疑以外，也一向是主张应吸收西方文化的。但问题的本质是这样：假定我们完全没有文化，则我们是未开化的人，未开化的人很难一步登天地吸收西方文化；假定我们有文化而这文化对于我们的前进只发生反作用，则是说我们连未开化的人都不如，当然更无资格吸收人家的文化；假定我们漠然说我们是有文化，而对我们文化底特性，即是对于哪是有的，哪是无的，哪是好的，哪是坏的，茫然无知，则我们等于对家内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概不知而跑到街上去买东西的阔姨太太，这样买来的东西也只够阔姨太太撒娇之用，与家计并无关涉。
只有知道家庭甘苦的人，才能丝丝入扣底为家庭添置东西；只有知道自己国家的甘苦，知道自己文化的甘苦的人，才能丝丝入扣底弥补国家的需要、文化的需要。我们谈中西文化，一方面是认定我们有文化，同时也是反省我们文化的甘苦，使我们有资格、有能力在世界文化的共性中，在世界文化的其他个性中，挺身站起来，作正常底接触，作正常底吸收。你为什么以为一谈中西文化便是老顽固呢？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六日《民主评论》第三卷十九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