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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家各种政治问题所作的主张，我称之为政治的内容。对于实行政治主张所采取的方法，我称之为政治的形式。独裁国家，只准许有一个政治内容，所以他的政治内容与形式不分。民主国家，则政治的形式早已建立起来了，所以现在只谈政治的主张，而不必谈实行主张的方法。自由中国，正在过渡时期，就整个的政府说，主观上既未公开说要独裁，而客观上亦未认真走向民主，于是我国的政治问题，便需多一个层次的努力：首先是要努力建立民主主义的政治形式（也只有民主主义的政治，才可构成政治形式，理由见后），其次即是在此一政治形式之下，来发挥各人的政治主张。前一层次是政治的“体”，后一层次是政治的“用”。在前一层次上，必求其同；而在后一层次中，则不妨其异。赞成某一政治主张的人，其赞成的程度，不可突破此一形式以达到其赞成的目的；反对某一政治主张的人，其反对的程度，也不可突破此一形式以达到其反对的目的。然后能把各种不同的政治内容，涵盖于一个共同政治形式之内。政治的内容是变数，也必然是变数。而政治的形式是常数，也可称之为常道。变数运用于常数之内，以常御变，以变适常，使政治的运行，如昼夜之迭行，如日月之代明，而始终不失其序，这才可称为树立了建国的规模。现在可以团结一切反共的力量，将来可以保持国家的统一，措国家于长治久安，打破历史上一治一乱的循环悲剧。我年来为国家政治找前途，曾写过一篇《中的政治》（本刊第一卷第二期《论政治的主流——从“中”的政治路线看历史的发展》），以期画出一个概略的方向。现在对中的政治观念虽未尝改变，但我觉悟到这只是政治的内容，只是主观的一种说法，依然不足以明大统，定大分。只要在严格的民主政治形式之内的政治内容，其结果大概是中的政治。所以我特地把政治的两个层次指明出来，使谈政治的人，更容易有一个大的分际、大的归趋。当此危难之际，有的人只空谈民主，而没有意识到民主只是政治的形式，形式底下还要有具体的政治内容，否则不能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而另外一部分人，则只沾沾自喜于自己的主张，只作第二层次的努力——政治内容上的努力，而抹煞第一层次的努力，即建立政治形式上的努力，甚至不承认政治应该有这两个层次：以至政治的体用常变不分，因之执着非变不可的东西以为常数、常道，使真正的政治常数、常道建立不起来。这两种人，都是各有所偏，各有所蔽。此种偏蔽之所以不能解救，不是受了大创痛而尚未能引发其悲心，即是遇了大困难而尚未激发其慧业。
我上面讲的这一段话，乃系政治的常识。不仅不致引起争辩，而且根本连这一段话也可以不说。但因为中国历史上和现实上纠结着许多问题，致使常识性的东西，也变为非常识性的东西，甚至大家不愿，或者不敢正面提出来讨论。我们今日在创巨深痛之后，感到只有先建立政治的常数、常道，然后才能够杜塞乱源，为国家开万世太平之局；因此，便不能不把许多纠结解开，供有心人士的参考。
第一个纠结是无形中受了共产党的影响，根据“没有无内容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内容”的简单命题，断定政治的形式与内容是不可分。本刊第二卷第六期《我们信赖民主主义》的社论发表后，即有若干青年，对这一点提出疑问。我在这里，只好先作一常识性的解释。单就某一事物的本身来说，则内容即是构成形式的条件，此时的内容与形式诚然是不可分的。但若就若干事物的互相关连的关系来说，则可以将其特殊的部分加以舍象，而将共同的部分抽象出来，以建立一个共同的形式。并且就具体的东西来说，则某一事物，可以说为另一事物的形式；而另一事物，则又是某一事物的内容。内容的意义是较为特殊，而形式的意义则较为普遍；一个形式可以涵摄几个内容，而一个内容，不能同时摄入几个形式；此时的内容与形式，都是相对而为言，所以其含义也是相对性的。譬如以一只碗为例子。做成碗的条件，即是构成碗的形式与内容。此时碗的形式与内容是不可分的。但若就碗和他所装的东西的关连而论，则碗可以装许多不同的东西。于是碗对这些被装的东西而言，即成为他们的形式；被装的东西，即成为碗的内容。克就民主政治的本身而论，则思想、言论、出版、结社、选举的自由，及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等原则的运用，这都是构成民主政治的内容，除开这些内容，即无所谓民主政治。此时的内容与形式，也必须是一致的。但应用到政治的具体问题上去，则各种的思想言论，都可涵摄于思想言论自由的原则之下；各种的多数与少数，都可涵摄于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的原则之下。于是被涵摄的东西，即系政治的内容；而可以涵摄的东西，即系政治的形式。只有民主主义的政治，即所谓民主政治，是以涵摄众异为其自身的内容的，所以只有民主政治，才具备了政治的普遍性，才可以构成政治的形式。共产党之所以不承认这种形式与内容的分离，是因为他不承认在一个政治形式之下，可以存在一个以上的政治内容，此其所以为极权政治，吾人岂可在观念上落入他的圈套？
可是民主政治之成为政治的形式，也是经过了人类政治自觉的一段演进历程。在十九世纪，一般是称他为民主政治的鼎盛时期；但当时因为资本主义乃政治的主要内容，于是人们无形中将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混淆在一起，因之，政治上的内容与形式的区分，也尚未能完全意识到。五十年代前后的穆勒（J. S. Mill），在他的大著>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及 Autobiography 中，常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称，认为政治有由民主主义进到社会主义之可能，此即视民主主义为政治具体内容的明证。及十九世纪末期，“社会民主主义”之名词产生，随后并结成第二国际，遂将穆勒心目中两个对立的名词合在一起，认为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可以在某种情形之下，将其统一起来；但此乃政治内容之混合，并非意识到民主主义之可以抽象而为政治的形式。不过因此一混合而可渐使人了解既有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于先，复又有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于后，则可见民主主义并非一定须粘着于某一定的政治内容之上。吾人可视此为民主主义实现其“形式”意义的过渡形态。到了二十世纪，英国的自由党、保守党及工党，在同一政治制度之下，各以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不同的政治内容，更迭执政，并未发生扞格，更未经过流血革命，于是民主主义的民主政治，其可抽象为政治的形式，以其一般性、普遍性涵摄各种不同的政治内容，以成为人类政治中的常数、常道的意义与效用，乃大为显著。英国工党在去年年会中便明白宣称“在民主主义之下，实行社会主义”，而自称为民主的社会主义，正式以政治的形式，涵盖政治的内容，使政治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各居于正常的地位，此与前期之“社会民主主义”，采取与内容混合之观念者，实有本末轻重之殊，而形成人类政治生活中的一大进步。政治是一种权力的运用，凡是得到政治权力的个人或团体，总常希望他的政治主张、他的政治势力，成为国家的常数、常道，由一世传至万万世。但是，不论任何好的政治主张，任何好的政治团体，不仅是相对性的存在，而且也是主观性的存在。既是相对性的存在，便不能排斥其他的政治主张。既是主观性的存在，则其本身即缺乏普遍性，即没有可能成为不变的常数与常道。民主政治之所以能抽象为政治形式而发挥其普遍性，正因其可以不粘着于某一主张、某一集团，而成为一客观的存在。并且各主观性的政治主张、政治集团，通过此一政治形式的选择而亦得到客观的价值。被选择而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主张和政治集团，此时可以说是由主观性的私，变而为客观性的公。于是因选择而失败的，除了再向选民努力，以期获得更大的客观的承认外，不能对胜利者采取其他报复行动。所以在此一形式下的各政治内容，有竞争而无仇怨。因为政治主张的决定力量，不是政治主张者的本身，而系主张者以外的客观势力，即系选民的势力。任何好的政治主张，不经过此一政治形式的客观承认，而以其他阴谋暴力取得支配的地位，则此主张纵然是好，也只能算是主张者主观上的好，没有权利要求其他政治集团乃至人民的拥护，因而必形成互相克制、互相打倒之局。所以有了民主，便不必言革命，革命与民主，常是两个对蹠的名词，其原因即在于此；而独裁政治、极权政治的本身，亦必是悲剧的结束，其原因亦在于此。
第二个纠结是，当前抗俄反共，首须集中力量。若过分强调民主，则民主与自由不可分，是否会因此而更事杂言庞，权分力弱？关于这一点，在世界的范畴内，决不会成为问题。世界强调为民主自由而战，为保存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而战，难说这都是敷衍门面的假话？而民主自由的国家如英、美等，在动员准备中，并也看不出力量不能集中的现象。可是这在自由中国的范畴内，则确是早应该澄清而至今尚不敢澄清，尚不愿澄清的问题。对于在大陆上失败的原因，有人说是因为民主得不够，有人则以为大家争坏了自由民主。其实，此一问题，历史会作清楚的解答，不是当事者口说笔书的宣传所能争辩。现在的问题，不应当是对民主的重新估价，而应当是各人对民主的认识及过去对民主的真实态度作重新的估价。民主与极权，是今日政治上的两条大路。没有人愿公开地说要极权，也没有人愿公开地说不要民主，则在极权与民主之外，在既不极权又不民主之间，能走得出另一条道路吗？客观的要求，是要我们老老实实地走上一条大路、这是政治大关节之所在。若对于大关节彷徨不定，则政治力量的源泉，便有枯竭之虞。我于此，愿简陈下列数义：
首先应该指出的，民主主义的发生成立，是基于人类理性的觉醒。民主主义的保障，是建立在人类有共同的理性，因而有平等的人格之上。信赖理性，尊重人格，便不能不信赖自由，尊重自由。自由是发展理性、培养人格的必需条件。因为理性为人人所固有，其自由发展的结果，在某一时间空间内，总会形成一个相对性的主流；所以民主可以信赖多数，取决于多数。因为理性是在多方面显示其内容，是在扬弃中完成其发展，既不能定于一型，更不可凭借暴力；所以民主要保障少数，不压迫少数。同时，个人人格的形成，乃基于通过自由而对理性的自觉。个人对理性有了自觉，即系对理性负了责任；所以民主主义下的自由，必然会产生法治观念、责任观念。并且有了理性自觉的个体，在理性要求之下，自然会团结起来，完成其时代的使命。一如现在不愿当奴隶的人们，自然会团结起来抗俄反共。所以自由与组织，似相反而实相成。未通过自由而自觉的个体，只能像瓦砾一样地堆积在一起，其中无真正生命力的贯注，这种组织，说不上力量，更不能持久。现时谈自由主义的，尚多停滞于现实的个人主义的阶段。现实的个人主义，是消极的、功利性的自由，这诚不足以负担当前时代的使命。但我们要了解，假定政治上没有自由，则社会上一面对政治不能有责任感，一面对自己有保卫的本能，其自由必趋向于消极的、功利的、现实的个人主义的方向。此种形态的自由，自社会观点而论，必达到拆散现实而与以重建后，才能向理想主义的自由，向人格主义的自由前进。这是负政治责任的人所应引为警惕的。共产党因为不相信人类有共同的理性，不相信人类有平等的人格，因而不相信凭借共同的理性可以解决共同的问题，由平等的人格可以负担共同的任务，于是只有独裁，只有残暴，只有以独裁、残暴来维系他固定不移的政治内容、政治形态，我们亦由此而相信其必趋于灭亡。针对共产党的情形，我们便须建立一个亿兆人可以自由讲理的政治环境，以鼓励亿兆人的热情，发挥亿兆人的力量。只有少数人可以讲理，多数人不准讲理；只有统治者可以讲理，被治者不能讲理，则所讲的根本不是理，最低限度，也不是多数人所愿负责的理。统治者所讲的理，是见于政策。被治者所讲的理，则见于批评。所以民主国家只听得到批评，而独裁国家则只听得到歌颂，不独裁亦不民主的国家，则只是得到沉默。其实，人类的理性无法泯灭，所以专制时代也有“直言极谏”，独裁国家的统治集团内也有“自我批评”，以作为灭没理性后某一限度的调剂，并以安慰他自己也同样具备的理性的潜伏要求。批评是民主的起码尺度。今日尚有少数人，自己既居于“管理众人之事”的地位，而复以众人的批评为大讳，认为批评即是叛逆，这真令人万思不得其解。
其次，共党阴谋诡计，无孔不入，在民主自由的方式下，防奸保密，是否会发生困难？当然，幼稚的防奸保密技术，会因此而发生困难的。此一事实，只能证明并未真正建立起情报工作的基础；而在民主空气之下，要求这类工作，在品格、知识和技术方面，必须作更高度的发展。负这种责任的人，应以其努力去适应政治大方向、大原则的要求；而不能歪曲政治的大方向、大原则，以适应这一部分的要求。政治是很现实的问题，我不愿和许多人一样，一概抹煞此种工作。而且站在此种工作岗位中，也确有许多牺牲奋斗、贞干贤良之士。但任何事情，都有其适当的分际。超越了他的分际，便会由正号变为负号。何况在民主自由的大的自觉之下，由社会积极情绪所发生的力量，将远超过于仅靠消极防制所发生的力量。英美的治安工作部门，何尝感到民主自由的累赘？
还有，对于为共党张目的人，是否也要与以民主自由的保障？这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共党是今日民主自由的最大敌人，真正爱好民主自由的，便一定须表现为绝对的反共，此其中绝无可以回旋的余地。而处在今日赤焰滔天，生死存亡系于倾刻之际，即其本身不是共党，但甘为共党张目的投机分子，一样地不应与以假借。但“为匪张目”的名词，并不好随意滥用。为了使反共更为有效，则对于负责的人与事，加以批评，加以鞭策，这是每一反共人士应有的责任和权利，而不能随便罗织为“为匪张目”。简言之，在自由中国的范围内，是应该没有共党及共同路人的自由，而应该有反共的自由。否则，则谁又能单独背负这种反共的大责呢？
第三种纠结，是三民主义乃当前建国的原理。今把建立民主主义的政治形式，视为政治的常数、常道，列为第一个层次的努力目标，则是否把实行三民主义，放在第二个层次，而视为可变的政治内容呢？我的想法确是这样的。但这并没有减轻三民主义的分量，而只是想把他安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并且这和中山先生的原意是完全相合的。中山先生手创民国，实行共和，由此可知他是要在民主共和的政体中去实行他的三民主义，而没有想到在民主以外，有三民主义的独立政体。中山先生不断以实行三民主义勖励自己的同志；而两次护法，都是以维护民主共和来勖励国人。其政治的内外层次，井然可见。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分明就是民主主义，不过在实行上规定了若干具体步骤与方法，虽然其中掺有若干不纯的因素在里面。民元南北和议成立，孙先生毅然让出总统大位，功成不居，此其心事，实可与华盛顿之不三任总统媲美。及民主政制，一坏于袁世凯之盗窃称帝，再坏于军阀之割据攘夺，三坏于当时政客之分赃无耻，孙先生乃定下从头做起之决心，将革命进行，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这似与民元的心情有所出入。但军政时期，不以全面之军事行动为准，而以一省之军事行动为准，则其时期实际甚短。而训政则以实行地方自治为其内容，此与后来之保甲、官治，实大异其趣。其归趋则仍是宪政，是世界性的民主政治。则不难想见三民主义，自始至终，皆包含于民主政治形式之内。此种政治大方向之开始模糊，乃是受了共产党及德、意法西斯的影响以后之事。今日政府早已标明为民主政治，则民主是政治的形式，而三民主义乃政治的内容，形式可以概括内容，内容不能概括形式，此乃天经地义之事。也只有如此，才符合三民主义的本质。所以我虽然是中山先生的信徒，但总觉得不应该有什么首出庶物的权利，以致使三民主义翘出于民主政治形式之上。
还有，任何学说、任何主义，都有其基本精神。此种基本精神，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成为人类不朽的财宝。同时，基本精神，又必须落在现实的问题上面产生具体的结论，此具体的结论，系为了解决某一时空内的问题，因而也必受时空的限制，随着时空的变迁，便渐渐与其基本精神相违背。历史文化的担承者，须透过其业经僵死的过时的结论，而提撕其原有的基本精神，以再为人类创造出新的结论。孔孟由仁性所建立的文化精神，可永垂不朽，但孔孟所实践的人伦节目，则必随时代而有变更。希腊的自然学者们向自然的求知精神，下开今日欧洲的科学，而其当时所得的具体结论，则早成刍狗。于此而我们可以在历史文化中得其常，亦可于历史文化中观其变。知变知常，创新不已，这是人类进化的大轨。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把人类历史中先后分别出现的政治上的三大问题，作为一个统一体而一次提出，且使其互相规定，互相补充，以端正人类政治的大方向，其伟大的地方在此。所以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我们也可以说是人类政治生活的常道，悬诸天壤以不朽。但三民主义中之落在政策上的部分，当然要受时空的限制，而是可变的，也是应该变的。近年来许多人不深探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而仅抓住其一枝一节，以作为政治上的盾牌，致使政治之生命干枯，三民主义的精神亦随之僵化，这非中山先生的智虑有所不及，而实为大家自己的不求进步。
第四个纠结，是认为中国有中国传统式的民主，不必仿效西方。勉强仿效，徒增纷扰。例如选举与政党，皆为西方民主中的骨干，而在中国皆弄得不成样子，即其明证。
关于中国传统式的民主问题，我的朋友牟宗三先生在其《国史精神发展的解析》的大著中，指出中国历史上有“治权的民主，但没有政权的民主”。其原因为黑格尔所说的中国有合理的自由，而无主体的自由（个人自觉自由）。并且指出因没有政权的民主，所以治权的民主，也得不到保障，没有主体的自由，所以合理的自由，也常为之破坏。因而认定中国须向主体的自由、政权的民主转进。牟先生的论断，实可成为此一问题的定论，解决关于此一问题的许多纠葛。我们于此，可以说中国儒家的传统文化，早为中国政治的民主化建立了基础；而中国的传统政治，也早为中国政治的民主化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其所以未能提前踏上今日民主之路，据牟先生的意见，是因为中国文化，缺少“分解的尽理的精神”，即是中国有了仁性的发展，而缺乏智性的发展。但一经反省到此，便非逼出分解的智性，以成就科学与民主不可。牟先生陈义甚详，论证精确。故吾人只须自觉地大踏步向人类共同的方向走去，以完成中国历史文化所未完成的历程。由特殊而趋向普遍，乃人类理性发展的必然。故历史必须是个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因此，我不相信中国有什么特殊的民主。
至于说年来的选举和政党都不像样子，这确是事实。有一位台湾朋友慨叹地说：“选一个县市参议员，要花两三万；选一个县市长，要花掉二三十万。这些人平时为公益事，请他出一百元、两百元都不干，今花这么多的钱来得一个参议员或县市长，其用心真难令人了解。”在台湾的选举，已比大陆进步，因为究是投了票，大陆上便多数把投票的这一段都略去了。固然这位台湾朋友所说的话，实值得人深深的反省。不过若稍稍追求其原因，则因中国的智识分子，至今仍为传统的秀才钻门路的精神所束缚，其搞选举、搞政党，并不是基于主体自由的自觉，以争取民主精神、民主制度的实现，而只是考秀才钻门路的精神之扩大和变相。再加以在大陆时候，一般搞党派的人，因政协时代托共产党的牙齿余惠，沾得若干便宜，便得意忘形，至今尚以为一谈民主，便是搞党，搞到了党，便可坐地分肥，不断地发表党派代天行道的怪论，而毫不知愧耻。殊不知民主下面的党派，其政治上的地位，并非决于党派本身，而系决于选民的抉择。未经过选民的抉择所取得的政治权利，从民主的观点说，都是一种盗窃。民主需要党派，是为了便于选民的抉择，并非是以党派代替选民的抉择。今后的民主党派，是要求造成自由选举的条件，要求实行自由选举，守住民主的原则，枉尺直寻，都不妥协的党派。这里所谓造成自由选举的条件，更非常重要。有的人误会以为只要有选举即是行民主。殊不知共产党一样地有选举，过去德、意的法西斯，也一样地有选举。选举一定要经过思想、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滤过，一定要在思想、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空气之中，才算是民主的选举，选举也才能走上轨道。归结一句，过去的选举和政党，从好的一方面说，是历史转变时期的过渡现象；从坏的方面说，只是玩的假把戏。过渡现象，一定要过渡到一个终点；假把戏所丢的丑，不能要真的来代负责任。中国能像现在这样地停止下来吗？能再回头转去走治权民主而政权不民主的老路吗？所以我说大家只有老老实实地走民主之路，才能立国家之大本，才能开太平统一之基。其关键只在“老老实实”四个字。此中占不得便宜，出不得新花样。
近来，许多人说因为我们没有实行民生主义，所以失败在共产党手里。这针对年来豪阀贪劣、摧剥民命的实际情形而说，及面向着政治的主要内容而说，自系千真万确的事实。但若从如何来解开政治的症结，使豪阀贪劣，不为政治所容，使社会活动、政治活动，皆能纳入正轨，因而得到和平安定，人民能自己遂生养性，以走上民生主义的大道，则确立民主的政治形式，奠定立国的规模，实更急于民生主义。《约翰福音》第十章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民主主义的政治形式，是走入民生主义的门；真正有志民生主义的人，必须从此门走进去，以避免盗贼之嫌，遗国家永远无穷之祸。共产党主要是标榜“人民面包”的口号，因为它不从民主主义的门进去，所以今日确实成为天字第一号的强盗。吾人正可引此为殷鉴。
在抗俄反共的紧要关头，我提出这一番话说，也或许有人发生误解。但只要我们能平心静气地想想过去和现在的灾难，更平心静气地想想将来的困难，即使能迅速反攻，即使能反攻顺利，像现在的政治情势，如何能团结全国力量，保障政治统一，以迅速收拾残局，减少混乱？反攻以后，不可能只有一个政治势力。假定用打天下的方法，以某一政治势力去打平其他的政治势力，试问谁人有此把握？即有此把握，国家又如何消受？在这里，必须建立一个客观的标准，使各势力受客观标准的制约，以期能竞而复能安，争而不至于乱。这即是民主政治形式的有力运用。一切主观的东西，不论系个人或团体，若非通过政治形式的客观化，即不能毫无间言地取得客观的承认，更不能构成国家政治的常数与常道，因而也不能作为保障国家政治统一的标准。这不仅理是如此，而且势也是如此。于此而不能大彻大悟，则一切努力，将皆成白费，对个人、团体、国家，都是莫大的损失。历史上有两个例子，一个是华盛顿，一个是英国的王室，都值得我们钦佩。华盛顿拒绝连任总统，当时美国未尝不真正需要他；但因华盛顿所看到的不是一时的利害，更不是个人的利害，而是要以身作则，奠定美国民主政治之基，美国果因此而享无穷之福。英国王室鉴于大势所趋，遂把自己超越于政治是非得失之上，而成为联合王国团结的象征，以与民主政治形式相适应，因而共成为英国政治的不动的常数。英国的政党选举，得失互见，皆与王室无与。王室中，岂没有出一个才智超群的人物？但他始终保持以无用为用的态度，遂得以成其国家的大用。这真是人类历史上化腐朽为神奇的伟迹。日本的天皇，因帏幄上奏的关系，便只学得一半，所以还是在是非圈中，这次几被打倒。今后他只有向英国王室进一步地看齐，才能继续保持其万世一系于不坠。至于负实际政治责任的人，则英国的邱吉尔，也算得一个好榜样。他挽救英国于存亡绝续之交，既不凭借战时权力，抑压舆论；一旦选举失败，则参加的国际会议未终，而国内的煊赫政权已易，并不以英国选民忘记其丰功伟迹而稍有尤怨，这真是民主的平庸中所显露出的伟大场面。假使没有民主政治形式的制约，仅就邱吉尔个人的性格而论，他能否成为这样的伟大，恐怕还有问题。所以民主对个人、对团体的限制，也实是对个人、对团体的成就。
我们的悲剧是，直到现在，揭开各形各色的政治人物的内幕一看，原来都是些迈古超今的大英雄、大人物，每个人都自成一套，自树一格，于是客观的、普遍的政治常数，便无从建立起来。天佑中国，能把这些精神突出的英雄，转变为资质朴厚、常识丰富的政治家，则国家算真有了转机，我们的苦难也不算白受了。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六日《民主评论》第二卷十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