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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讨论文化问题的时候，常是采取从上头向底下去看的态度，以期能穷竟本根，尽其至善。于是对于民主主义，有时也不免认为有所不足。但落到现实问题上，则基于以下的粗浅理由，我们愿重申对于民主主义的信赖。
第一，民主主义中的民主政治，诚然是少数服从多数、决定于量而不决定于质的凡庸政治。尼采怀疑这会沦为贱民政治，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可是少数服从多数，只是民主政治的一面。民主政治的另一面，是多数保障少数。有了这一面，则问题的解决，虽说是决定于量，而同时量也无形地保障了质。即以尼采而论，他晚年虽孤独地进入疯人院而死，但毕竟不至被抓入集中营而死。他的著作，一面虽引起若干人的厌恶，但一面仍是悬之天壤，接受许多人的欣赏赞叹。这就是民主政治的量可以保证质的实例。所以民主政治决不会影响到人类之质的向上。
第二，只要量能保证质，则政治问题，与其决定于质，倒不如决定于量。因为谈到质的问题，则各人理性思辨的发展，常会把自己专注的一点，推到至高无上，剖析毫厘，其中不容许有丝毫的伸缩。若要以此来决定政治问题，则既不易树立质的标准，而由至高无上的心理，常会视异己者为罪恶，于是剑与《可兰经》，都是真理的一面。历史上真理杀人的事实，多半是由此而来。形成近代独裁政治骨干的，正是独裁者所自信的质，而不是真正凭借在社会上所得的量。希特勒、史达林之徒，所以悍然刍狗万物而不悔，都是认定他们所信的是代表了人类最高的质的缘故。
第三，西方人常说民主主义，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亲切而确定的解释。超出了此一解释之上的，便不是民主主义。方式，或者称为形式（form）是与内容相对称的。方式不对某一特定内容负责，所以它可以装入许多内容。等于红的、白的底形式，它不是仅对某一红的或白的底物件而负责，而是所有红的、白的底物件都可以纳入于此一红的或白的底形式之中。民主主义的可贵，正在于此。假定民主主义，固定为某一种内容，则此一内容与其他的内容，势必各占住一个范畴，彻底互相排斥，而失去互相宽容调剂的作用。政治上，固然是由各种内容（即是主张）去解决实际的问题，并且常常是某一内容起着主导的作用。但任何发生主导作用的内容，他们都要受民主这一方式的限定，即是说，他的内容，要通过民主的方式去实行；他的内容的实行，不能否定此一方式的正常存在。譬如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各有极不相同的政治内容。但这种极不相同的内容，都是属于民主方式之内，都是受着民主方式的限定，所以尽管互争互骂，但毕竟能和平相处，以待人民的自由选择。假定反过来，不是以形式来限定内容，而是以内容来限定形式，于是保守党有保守党的民主政治，工党有工党的民主政治，这便破坏了政治最后的统一，失掉了共存并进的基础，英国不是独裁，便要内战了。现在世界的分裂，并不是因为某些地方在公开地反对民主，而是有些地方，把政治的内容，不受民主方式的限定，反而要以其内容去限定民主主义的方式。例如“新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民主”等，以其所谓“新”与“无产阶级”等的特定内容加在民主的上面，以限定民主的形式，于是民主变成了只能容许一个内容。这样一来，凡是不同的内容，便不能摆在一个范畴之内，去和平解决，而非靠血的斗争不可。我们今日之反对共产党，并不是笼统地要消灭共产主义，而是要消灭共产主义中突出于民主方式以上的极权理论，和极权的暴力统治形式。假定共产主义者也能接受此一形式的限定，则我们又何乐而不与他们从容辩论，作和平的竞赛呢？由此我也不难了解在民主方式限定以内的社会主义，和在民主方式限定以外的社会主义，何以会有本质上的不同。所以凡是谈政治的人，首先应该把政治的内容，和政治的形式，划出一个清楚的分际。如以中国而论，三民主义是中国政治的主流。但三民主义和民主可以分开来，而不一定要拉在一起。因为一是内容，一是形式，可以不必拉在一起。等如美国谈新政，英国谈社会保安制度一样，这些既是在民主形式的限定之内，所以只谈内容，而不把民主拉在一起，也没有关系。若是因为中国在实际上对于民主政治的形式，还未建立起来，所以要加强地提出，而且是由信仰三民主义的人把他和三民主义连在一起来提出，这当然也很有道理，很有必要，不过提出的方式，与其说“三民主义的民主政治”，不如说为“民主的三民主义”，更合逻辑。因为在后一提出的方式之下，是说明以民主的方式去实行三民主义，在民主方式的限定之内来发展三民主义，无形地也承认了三民主义以外的主张，一样可平等地列入于此一政治形式之内，一样地在中国可作和平的竞争。若采取前一提出的方式，则在三民主义以外的，是否也可以纳入于民主政治之内呢？这些地方，都是要负责的国民党人，彻底一想的地方。“反共”是因为在最根本的上面与共产党相反。现在有一种目标与共产党相同的反共理论家，我们始终抽绎不出什么道理。
人类因为发现了民主主义的生活方式，于是个性与群性得以融和，肯定与否定得以统一，能举“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之实。此种生活方式的内在精神，即是所谓“忠恕”之道。中国文化，充满了忠恕精神，却不曾发现实现此一精神的生活方式，所以此一精神始终只停留在道德上面，而不能在政治社会上发生大的效用。西方文化的基础，并不根发于忠恕精神，但他在历史的政治对立斗争中，迫出了这一方式，便也可称为“强恕而行，为仁莫近”了。面对今日混乱的局势，我们必须珍重此一生活方式，在此一生活方式之下，来各自努力地创造内容丰富，而调和统一的人类世界。
一九五〇年九月十六日《民主评论》第二卷六期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