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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民国三十二年冬路过西安，闻某将军能治兵。但又闻彼常精选一队，专供参观表演之用。当时觉得此种作法，其动机盖出于好胜之心太过。然恐因此而养成军中虚浮不实之弊，不堪作战。故与其晤谈时，举王闿运在《湘军志》中称“曾文正以戒惧治军”之语相告。并说“戒惧”两字，可谓得湘军精神的神髓。某将军当时听了我的话，为之怃然。可是在讳疾忌医的风气下，我没有进一步地说什么。
胜利复员后，一般将领谈到对共军事问题，简直认为不堪一击。各种大言壮语，随处可闻。某君曾向我说：“对付共产党的游击战争，好像用扫帚扫蚂蚁。决不会和你看得那样严重。”我每听到这种论调，内心万分难受。因为这不仅是不了解敌人，同时更不了解自己。及到三十六年秋季，则渐变为由骄而馁，由轻而怕。这都是必然的演变。所以我有一次得便向蒋先生说：“江西剿匪时代，大家喜欢谈《曾胡治兵语录》，虽未必真了解《曾胡治兵语录》，但究有点内求诸己、自奋自强的意义，含在里面。这次则大家不谈《曾胡治兵语录》，而只谈美械装备。仿佛有了美械装备，便一切可以解决。但我认为只有以《曾胡治兵语录》的精神，才能发挥美械装备的效用。”蒋先生当时听了，也很以为然。但《曾胡治兵语录》到底是一种什么精神，我也没有谈下去。及到了三十七年初春，我看到某要人请某军事学权威主稿写了一本《对共作战的战略战术》的意见，主要内容是离开了近代以力学的原则去了解战争的观点，而还原到中世纪以几何学的原则去了解战争的观点。想以几何学的图案，去和中共斗巧，而不知共军行动的后面，还有些什么，我们为实行图案，还缺乏些什么。我当时感到这不仅是军事学的落伍，而主要的是我国学军事学的人，没有军事学后面所需要的灵魂，于是总以为在红蓝铅笔上面，便可以解决问题。某一负作战计划的将军，常向人发牢骚，认为他的红蓝铅笔画得并不错，而不了解红蓝铅笔所画的，并不是符咒。纵然是符咒，也要能切合被符咒者的对象。因此，我几次想把湘军精神，重行提出；但觉得提出也是白费，便一直不曾着手。
现在一切都感觉得太晚了。可是我们既认定中共不可能解决国家的问题，则国家的问题，总得重新收拾。难道说因为没有灵魂而丢掉了国家的一群，照原样子混下去，将来会再发生什么奇迹吗？这里是需要大家有一个精神的转向，以恢复自己的灵魂。当拿破仑的法军占领柏林以后，德国的哲学家费希德，认为德国人既因利己心的伸张而失掉了现实的世界，则只好从头开辟一个精神的世界。他的这种呼吁，打动了德国人民的心，引发了德国人民精神的转向；德国人民终能由他们所建立的精神世界，以重新掌握自己现实的世界。同时，这种精神的转向，顶好能从军人方面开始。因为在大变革期间的军事，是各种力量的综合与集中的表现。当法国大革命陷入混乱恐怖状态中的时候，罗诺发出“先恢复军人的秩序，以军人的秩序稳定社会的秩序”的呼声，法国遂因此得救。再从另一方面说，当前军事的改进，不可能仅以英美的军事眼光来完成。因为在大崩坏之余，既成的法制、人事等等，都失掉了作用。尤其是没有英美军事后面所凭借的社会背景。今后军事，又进入到一个重新创造的时代。重新创造，所凭借的是人的精神。有精神的流注，才能使死的制度、技术有生命，有效力。从湘军的制度看、技术看，在现在并无任何价值。但他们开创时候的一段精神，却可诱发现在军人精神的转向，以凝集并焕发现在军人的人格，虽站在极黑暗的环境中，也有以自立自守，而无所畏怖。至于因为手头材料的缺乏，不能很完整地把这一段精神表达出来，这是无可如何之事（手头除了一部《曾文正公文集》外一无所有）。
洪、杨起兵金田，是以民族大义相号召，这在历史上当然有他重大的意义。但民族有其躯壳，也有其灵魂。躯壳是血统服朔，灵魂是历史文化。孔子作《春秋》，严华夷之辨，但孔子所谓华夷，不仅是种族问题，主要的还是文化问题。所以诸夏在文化上（礼）而自退于夷狄者，则夷狄之。夷狄在文化上而进于中国者，则中国之。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发展为这样大的一个集团，并不单纯是种族的蕃衍，而主要的是文化的凝铸。洪、杨的“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的号召是正确而动人的，但他的文化背景则是半生不熟的天主教。而这种半生不熟的天主教，是和他的武力政权结合在一起。这便是肯定了民族的躯壳，而否定了民族的灵魂。既否定了民族的灵魂，便也掩没了民族的躯壳。于是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真正责任感的人，遂起而作“卫道”之战，也就是为历史文化而战。所以洪、杨与湘军，都是拿着了民族的一面来作武器。从这一点说，洪、杨既不是“发匪”，而曾国藩也不是什么“民族罪人”。曾国藩在他的《讨贼檄文》中说：“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这是他起兵动机。檄文中又说：“不仅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这是说他作战的目的。又接着说：“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这是说他气类结合的标准。通过曾氏一生的立身行己来看，不能说他在檄文上所说的话不是出自他的真心。假定洪、杨们不弄“天父天兄”的那一套，而军纪能稍稍好一点，则曾国藩们恐怕要重新考虑其态度。所以湘军对洪、杨之战，是文化之战。湘军的主要人物，系先对文化有真切之感，然后才能发动此一战争。此一战争的性质，既系对文化负责，则文化的精神自然会流注为军事的精神。而中国文化亦在此一方面得到一个测验。克劳塞维兹在他的名著《战争论》中提出了军事与政治的关连，为军事学上的一大贡献。湘军则直接证明了战争与文化的关连，证明了军事精神与文化精神之可以合体。这一点在军事史上应该占有不朽的地位，也值得我们特别提出的。至于湘军后半段的将领，以及受湘军影响的其他部队的将领（广义的湘军与淮军等），则渐渐蜕变而结为“功名之士”。这固然较之童嬉顽鄙者高出多多，但那已不是湘军建立的原意。曾国藩不能不用这种人，但并不重视这种人。他的日记中有一段说：“天下之人，稍有才智者，必思有所表现，以自旌异于人。好胜者此也，好名者亦此也。……虽才智有大小深浅之不同，其不知足、不安分则一也。能打破此一副庸俗之见，而后可与言道。”拿这个尺度看，则自曾国荃以下皆不足以代表湘军原始的真正精神。我们一定要把他区别来看。不过这种功名之士，在湘军那种原始精神提挈之下，自然比一般的功名之士要来得深厚。
湘军精神既然是中国文化精神所流注，则要了解湘军精神首先须要了解中国的文化精神。我的学力不够阐发这样一个大题目，只能把初步的了解简单地说出来。孔子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是说中国的文化是对人的忧患负责而形成发展的，所以是人本主义的文化。这可以从两点来说明。第一点是对自己人格的负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因而要克去人心（一般生理之心、动物之心），发扬道心（即是所谓“克己复礼”），以完成人格的尊严，使个人的起心动念都从人心的小我中净化出来，以“上不愧于屋漏”。于是戒惧敬畏之念，自然随对自己人格责任之感以俱来。所谓“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居处恭，执事敬”，都是文化精神在这一方面的表现。第二点是对人类负责。所谓“道心”，是从“恻隐之心”去把握，在“仁”上面去完成的。推恻隐之心，便可知“大人者，连天地万物为一体”。因而个人人格的完成，不仅是对个人负责，同时即须对人类负责。所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克己复礼”必归于“天下归仁”，“匹夫匹妇，有不得其所，若挞诸市朝”等观念，因以成立。于是戒惧敬畏之念，也自然随对人类责任之感以俱来。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大畏民志”以及“战战栗栗，日慎一日”等，都是文化精神在另一面的表现。并且戒惧敬畏不仅是基于上述责任感之流露，而且为尽责任的一种方法、一种历程。因为戒惧敬畏，才能真实无妄（诚），才能“尽性”，以完成此一责任。同时中国文化精神的戒惧，和其他民族的“虔敬”相似而实殊。其他民族虔敬的观念，是对上帝、对神而发，通过此一观念而将人的责任交给神、交给上帝。而中国文化中的戒惧观念，是对自己而发，通过此一观念而把人的责任自己担当起来。王闿运所说的“曾文正以戒惧治军”，应该从这种根源地方去把握、去了解。
湘军，是湘乡一县之军。此即曾氏所谓“一县之人，征伐遍于十八行省”。湘军的成立，是在当时正规的军制以外，由土生土长的几个书生直接号召土生土长的农民而来的。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中“耕读传家”的转型与扩大。湘军的领导人是曾国藩，而骨干则为罗泽南与李续宾兄弟。所谓“创之者罗忠节公泽南，大之者公也”（《曾文正文集·李忠武公神道碑铭》）。李氏兄弟既系罗氏弟子，其他干部也多出于罗氏之门。所以《罗忠节公神道碑铭》上说：“湘中书生多拯大难，立勋名，大率公弟子也。”由此可知罗泽南最是关键人物，对于湘军精神之建立，与曾文正有同等的重要。曾氏所作的《罗忠节公神道碑铭》上说：“朝野叹仰，以为名将。而不知平生志事，裕于学者久矣。公之学，其大者以为天地万物，本吾一体。量不周于六合，泽不被于匹夫。亏辱莫大焉。……其为说虽多，而其本躬修以保四海，未尝不同归也。”在叙述罗氏未起兵以前，生计艰难、死丧迭见以后，接着说：“公益自刻励，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穷年汲汲，与其徒讲论濂洛关闽之绪，瘏口焦思，大畅厥旨。”以上皆是说明罗氏是以一己而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神道碑铭》中又说：“公在军四载，论数省安危，皆视为一家骨肉之事，与其所注《西铭》之指相符。其临阵审固乃发，亦本主静察几之说。”这是举罗氏以文化精神化为军事精神的实例。在同一碑铭中又说：“矫矫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兵，暮归讲道。”这是说明罗氏即在军中，亦常是使文化与军事交流互注。这里的所谓讲道，并非如现在的军人偶因好名之念附庸风雅，而是不断地从文化中吸取人生生命之源，吸取军队生命之源，使中国的文化精神通过军事活动而彻底实现。因为他的一切都是出于中国文化精神的真实责任之感，所以不断地感到忧危，由忧危而戒惧，由戒惧而奋发。《神道碑铭》中说：“公太息深忧，叹世变之未已也，益讨部众而申儆之。”罗氏的学生李续宾，据曾氏的论述是：“罗公讲学，远绍洛闽。公分其细，抠衣恂恂，出而御寇，戎马艰辛。入而问道，克己求仁。”其另一弟子李续宜，据曾氏的论述是：“师事罗公泽南，常以躬行不逮为耻。”又说：“匪直战事，学道亦然。精思力践，诚可达天。”这都是证明罗、李三氏，在文化上是一脉相传，在军事上是互相辉映。没有罗、李三人，便没有湘军。所以我说湘军的原始精神即是中国的文化精神，就罗、李三个人看，岂不是一个具体的典型，而为古今中外任何名将所不曾到达的一面吗？
曾文正本人是湘军的领袖，他治学的规模比罗泽南大，而治学的历程不及罗氏的艰苦。但他的一生是守住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躬行实践，始终不渝，其在军中比在北京当翰林、当礼部侍郎的时候更为迫进淬励。可以说曾氏的人格、曾氏的精神生活，因治军而深刻化、坚定化。这在他一生的文章、事业中随处可以得到证明，无暇详论，现仅克就“以戒惧治军”的这一点略加论述。
第一，戒惧既系由对自己、对人类的真实责任感而来，所以戒惧同时即系“反求诸己”，不断省察自己对此责任之实践，策励对此责任之实践。“反求诸己”之谓诚，不偷惰取巧之谓拙。诚拙是由戒惧所转出的工夫，于是“诚拙”二字遂为湘军的基本信条。曾氏在《湘乡昭忠祠记》中说：“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无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州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又说：“能常葆此拙且诚者，出而济世，入而表里，群材之兴也不可量矣。”所以“良心”、“血性”、“朴拙”、“真心实肠”等等，都是当时衡量人物的标准，而成为一代的风气。湘军创始人物中如罗泽南之临难敢死、为天下先者固不待论，而曾氏所叙述的李续宾也是拙且诚的典型。《李忠武公神道碑铭》中说：“公含宏渊默，大让无形，稠人广坐，终日不发一言。遇贼，则以人当其脆，而己当其坚。粮仗，则与人以善者，而己取其窳者。士卒归心，远兵慕悦。”又说：“险趋人先，利居众后。……不忍己饱，而人独饥。……损己济物，近古无伦。……行类大愚（拙之至，故类大愚），乃动鬼神。”而李氏的慷慨成仁，也是此拙与诚的自然归结。湘军以及与湘军并肩作战的诸军，大多数是以个人为单位各自募集而来，这其间并没有统一的人事制度，乃至一切统一的近代军政设施。但在艰危之中，大家总能休戚相关，协调配合，以达到他们的目的。我们不应该仅从命令系统的浅薄观念上去了解此一事实，而应该从“诚且拙”上去了解他。
第二，戒惧，从军队的本身说，是发于忧危之念与不忍之心。曾氏引《庄子》说：“两军相对，哀者胜矣。”曾氏自己又说：“忧危以感士卒之情。”因为忧危是出于对自己的责任抓得紧、握得牢的感觉，因此可以把自己的责任贯注于三军，使三军为此共同责任而贡献其生命。而不忍之心，则所以把三军视为一体，于是军队才能团结巩固，以“扎硬寨打死仗”者克敌人剽悍之气。曾氏在他的日记中说：“兵者阴事也。哀戚之意，如临亲丧。肃敬之心，如承大祭。庶为近之。今以牛羊犬豕而就屠烹，见其悲啼于割剥之顷，宛转于刀俎之间，仁者将有所不忍，况以人命为浪博轻掷之物？无论其败丧也，即使幸胜，而死伤相望，断头洞胸，日陈吾前，哀矜之不遑，喜于何有。故军中不宜有欢欣之象。……田单之在即墨，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此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黄金横带，而骋乎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鲁仲连）策其必不胜。”通过此不忍之心，平日休戚相关，战时自能生死与共。湘军常能以少击众（敌有多至数十倍者），屡仆屡起，历艰辛危险而不稍动摇，主要系由坚强团结而来。李续宾在安徽受数十倍的敌人包围，粮尽援绝，赴敌阵而死。其部下仍旧战斗三天，全部殉难。即在金陵克复之后，曾国荃尚“面颜焦悴。诸将枯瘠，神色非人”（《金陵湘军陆师昭忠祠记》）。可见湘军的成功并不是靠营官的“薪银二百两，长伕一百八十名”的待遇来的（这是蒋百里先生研究湘军所得的结论。合理的待遇及合理的编制自属必要，但湘军并未能经常保持此一待遇，更不是靠待遇而打仗）。
第三，戒惧则气内敛，神内藏，无浮诞叫嚣之气，可以蓄精养势，主宰战机，以发挥最大威力于决定胜负的俄顷。湘军常能在艰危的环境中打猛烈的仗，其原因即在于此。所谓“先求稳妥，次求变化”，并不是先规避于万全之地，乃是不为敌所动，不为敌所乘，神完气聚，以保持决战的主动。曾氏说：“推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声无形之际，常有懔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敬与庄是戒惧的另一面。由庄与敬所涵的无形之威，便是扎硬寨的“硬”、打死仗的“死”的根源。罗泽南的“审固乃发”的“固”，以及曾氏叙述李续宾的一段话，尤能道出此中消息。“公则规划大计，而不甚较一战之利。其临阵，百审一发，发无不捷。”又引李续宾的话：“凡战有机，鬼神翕辟。静如山塞，终日阒寂。动若电飞，百霆齐击。蓄势宜久，气嚣宜停。此公之言，吾耳所聆。”这种由坚实而猛烈的战法，乃克制剽悍流动之敌所必具的条件，绝非虚浮躁妄之徒所能做到。
第四，戒惧则常觉本身歉然有所不足。因歉然不足之念，而必不断检讨，不断努力。能“临事而惧”，乃知“好谋而成”。所以曾氏常将“忧”、“勤”并举。惟其忧，所以不能不勤；惟其惧，所以不能不谋。戒惧的反面是骄，骄者必惰。曾氏说：“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军勤则胜，惰则败。惰者暮气也。”又说：“军中有骄气、惰气，皆败气也。”又说：“凡军骄气则有浮淫之色，惰气则有淹滞之色。须时时察看而补救之。”（所谓“察看”，用现时的话说，即是“检讨”）所以曾氏自述其练兵之道是：“练勇之道，必须营官昼夜从事。……如鸡伏卵，如炉炼丹。”而曾氏在金陵克复之后，觉得“湘军将士，骄盈娱乐，虑其不可复用”，便“全行遣散归农”。虽然我们叹息湘军的文化精神没有扩大为政治设施，从政治设施中得到可大可久之效，但湘军的遣散可以说明曾氏为了贯彻他在军事中的文化精神，而不让其成为无灵魂的死物，或变为相反的毒素的决心。这是曾氏个人人格完整的表现，是湘军精神全始全终的结局。湘军精神的现露，赋予了中国文化以光辉，启示了学军事者一个更高的境界。
用客观的态度说，中共的军事精神，也是根源于他所代表的文化精神。通过他所代表的文化精神，才可以了解他的军事行动。因为他所代表的文化，是毁灭人类本身的文化，所以我们要反对他。但就他军事后面，确实有一种文化精神的存在的这一点而论，则他比军事职业家的境地还是高得多。因此，我们必须以更高的文化精神，击溃他军事暴力后面的凭借，然后才可以克服他的军事暴力。
说到我们反共的军事将领，我不忍下笔去具体批评。只希望有心自拔的人，把自己的存心动念，以及实际的所作所为，花上半天时间作一番真切的对照。如由此对照而发现有愧耻之心、惭汗之色，因之一路向上，则每一个军官及每一个士兵，都是涵有生机的复兴种子，只要是种子，便一定会发芽生根、开花结果的。自满清以来，智识分子，一直走着反中国文化精神的道路。欧洲文艺复兴，是通过古典以发现希腊精神，以希腊精神作修养之用。而满清以来的考据（梁任公说这也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是通过古典以抹煞，甚至否定中国的精神。而中国的智识分子，并不感到精神上需要文化的润泽。五四运动之基调，还是承考据之余波，再附上科学民主的幌子。在精神上，下焉者为一无所有的游魂，上焉者为一点一滴的学匠。没有真正的学人，没有真正的思想家。在生活上，下焉者依草附木，上焉者为学阀、学霸。没有真正人格的建立，更没有真正思想的领导。他们不仅不承认中国文化，把人从一般动物中区别出来的努力价值，他们甚而不承认任何思想、理想，对于人生的价值。他们在把人还原到一般动物的这一点上，与共党并无不同。但共党承认动物的群性（所谓阶级），而一般智识分子，则只有动物的个体。个体敌不过群性，于是中共的群性的动物冲动，便占满了社会。一般军人本来根基不厚，在此一风气之下，再加上政治不良、生活堕落，于是军队的一切现象，除极少数的砥柱中流者外，只有从无灵魂、无思想上，才可以得出根本的解答。无灵魂、无思想的第一表现，是自己本身不知有所用心，不知有所用力。两只眼睛，总是看着旁人，去和人争长较短。无灵魂、无思想的第二表现，是对于自己的责任，对于时代的艰难，无真切的感觉。失败了，总是对旁人身上推。逃难中只要腰缠多金，一样是嬉顽懦劣。最近某君在他一篇大作的开端，引了晋室南渡，周
、王导等集于新亭的一段故事。言下觉得诸人相向流涕，是没有出息，赖王导几句大言壮语，振奋起来，遂打开了江东的局面。殊不知诸人相向流涕，这是说明诸人的心没有死，所以对于当时的局势，能有痛切之感。基于内发的痛切之感，再得王导一句话的启发，才能转变为真实的努力。假定没有内发的痛切之感做基底，则大言壮语，以及漂亮话头，盖亦多矣。今日的问题，是在于大家没有心，没有真切之感，因而根本流不出涕来。所以任何语言，大家只当作是一句话去看。说得深一点他觉得费解，说得远一点，他觉得太迂，说得切近一点，他觉得太浅。于是只有说言不由衷的门面话，或谈些黄色新闻，以增加其麻木。在南京的时候，我听到许多高级军人，乃至政工人员，常常高谈阔论地说：“我们为何而战？”一方面当了军官，当了政工人员，既不是共产党，则共产党来了，对国家的关系如何，对历史文化的关系如何，对现实的人民生活如何，对自己的身家性命如何，都不能弄清楚。反借口说政治经济的如何如何，所以不知为何而战，所以也就不能战。但他自己的军队如何，自己的生活如何，自己的职守如何，反觉得都无所谓。大凡自己与士兵同甘苦而争合理待遇的，这是真情。自己的军队练得很好而要求政治配合的，这是实意。这都是需要的，都是好的。否则尽管要求合理，亦无意义，无效果。湘军并不是把满清政府改造以后才站起来的。站在军人代表国家的立场上，我提出湘军这一段真精神，以供大家启发的资具。假使能有现代的装备与技术，固然可以赋与装备技术以灵魂。即使缺乏现代的装备与技术，大家的前途，也并不因为外援的缺乏而绝望。在中下级军官中有良心、有理性的人，比其他阶层的多得多；即在高级军官中，也不乏念乱忧时之士，则湘军精神的再度涌现，我想并不是难事。
一九五〇年一月一日《民主评论》第一卷十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