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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奠定中国文化的基型，因而也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基线。中国文化的反省，应当追溯到中国经学的反省，第一步，便须有一部可资凭信的经学史。
经学史应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经学的传承，一是经学在各不同时代中所发现、所承认的意义。已有的经学史著作，有传承而无思想，等于有形骸而无血肉，已不足以窥见经学在历史中的意义。即以传承而论，因西汉已有门户之争，遂孳演而为传承之误。东汉门户之争愈烈，传承之谬愈增。《后汉书·儒林传》成篇于典籍散乱、学绝道丧之余，其中颇有以影响之谈，写成历史事实。《经典释文·叙录》、《隋书·经籍志》踵谬承讹，益增附会。及清代今文学家出，他们因除《公羊传》外，更无完整之典籍可承，为伸张门户，争取学术上之独占地位，遂对传统中之所谓“古文”及“古学”，诋诬剽剥，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已，使后学有除今文学家的偏辞孤义外，更无可读之古典的感觉。皮锡瑞承此末流，写成《经学通论》及《经学历史》两书，逞矫诬臆断之能，立索隐逆理之术，廖平、康有为更从而诪张羽翼之，遂使此文化大统纠葛纷扰，引发全面加以否定之局，我常引以为恨。年来在写《两汉思想史》的历程中，随时留意此一问题。在《董仲舒〈春秋繁露〉的研究》一文中，对《春秋公羊传》成立的情形及其本来面目作了深入的剖析。在《原史》一文中，对《春秋左氏传》及《穀梁传》也作了同样的工作，尤以对《左氏传》部分说得相当详尽。一九七九年，写成《〈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一书，将此争论两千年之久的问题，作了彻底的清理，为治中国古代官制史、思想史及研究古典的人，尽了一番摧陷廓清之劳。凡此也可以说是我为了写《汉代经学史》所作的准备工作。
一九八〇年五月初，发现胃部不适，饭食时常患哽噎，精神疲困，但还未检查出是胃癌，我赶忙写成《先汉经学之形成》一文，以先秦的资料证明经学非出于一人一时，而系周初以来，由周室之史，经孔子及孔子后学，作了长期选择、编纂、阐述的努力，以作政治、人生教育之用的。这样便把清代经学家们经学成于周公或成于孔子的谬执之见，加以澄清了。这篇文章，曾在同年八月台北中央研究院召开的国际汉学会议中提出。适在此时，因精神更感不支，进台大医院检查，才知道所得的是胃癌恶症。八月二十二日动了切除手术后，躺在病床上，十分痛苦，自知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老朋友们来看望时，我说：“已活了这么大的年龄，应当死了，可惜我想写的《汉代经学史》，竟没有动笔的机会。”因为这种冷门题目，我不动笔，当代更无人肯动笔的。老友胡秋原先生说：“你可以口述大纲，用录音带录下，由你的学生整理。”实际，不仅动手术后，讲话和动笔是同样的困难，而且写这类的文章，必须扣紧资料，资料不是能凭脑筋记得完全的。
今年三月底到美国休士敦小儿帅军处住了两个多月，一面在安德逊癌症中心进行检查，同时每天勉强工作三、四小时，写成《西汉经学史》的初稿。但初稿写成后，发现写得很乱，便于住在新泽西女儿均琴家中，重写第二次，经过两个月才写成。一篇文章写两次，这是过去所没有的事。二次稿成后，寄给私立东海大学薛顺雄教授，烦他的夫人为我清缮，并托薛君为我重看一遍。这次把《先汉经学的形成》略加修改，和此文汇印在一起，僭称为《中国经学史的基础》，由学生书局印行。我是无法写成一部完整的经学史，假定我这里的两篇文章再加上《春秋》三传的考查，能为今后写经学史的人提供一个新的出发点，便稍可减轻我在这一方面的责任感了。或者还要补写一篇《东汉经学史》，假定没有时间，则《周官》在东汉所引起的困扰，及《后汉书·儒林传》中所犯若干重大错误，我已在《〈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和本文中加以澄清了，也无碍其为“基础”的意味。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论，我把《汉书·儒林传》及《艺文志》中的《六艺略》和刘歆《让太常博士书》的重要部分完全录入，再加以疏通辩析。我知道这是很笨的方法，但也是流弊较少的方法。
这里的两篇文章，前一篇写成于胃癌已经发作之际，后一篇写成于胃癌手术后的疗养之中，文字拙劣、论证谬误的地方，更为难免，我恳切希望能得到关心此一问题的学者们的教正。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二日自序于九龙寓所
校者按：徐复观教授撰写此序文时，癌细胞已扩散到背部而痛苦不堪，草草成章，思于台大医院治疗后再行重写，但入院后，病况更为恶化，无精神再写文章，乃以此文为序言之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