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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在宗教方面，虽然是属于殷的系统；但在周人的领导人物中，却可以看出有了一种新精神的跃动，因为有了这种新精神的跃动，才使传统的宗教有了新的转向，也即是使古代整个的文化，有了新的发展。
周人革掉了殷人的命（政权），成为新的胜利者；但通过周初文献所看出的，并不像一般民族战胜后的趾高气扬的气象，而是《易传》所说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不同于作为原始宗教动机的恐怖、绝望。一般人常常是在恐怖绝望中感到自己过分的渺小，而放弃自己的责任，一凭外在的神为自己作决定。在凭外在的神为自己作决定后的行动，对人的自身来说，是脱离了自己的意志主动、理智导引的行动；这种行动是没有道德评价可言，因而这实际是在观念的幽暗世界中的行动。由卜辞所描出的“殷人尚鬼”的生活，正是这种生活。“忧患”与恐怖、绝望的最大不同之点，在于忧患心理的形成，乃是从当事者对吉凶成败的深思熟考而来的远见；在这种远见中，主要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忧患正是由这种责任感来的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所以忧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
此种忧患意识的诱发因素，从《易传》看，当系来自周文王与殷纣间的微妙而困难的处境。
但此种精神的自觉，却正为周公、召公们所继承扩大。《大诰》是“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书序》）时作的，一则曰：“肆予冲（幼）人，永思艰。曰，呜呼！允蠢（惊扰）鳏寡，哀哉。予造（遭）天役，遗大投艰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卬（我）自恤”；再则曰：“朕言（语词）艰日思（日思其艰之意广）。”《君奭》是周公告召公之词，他说：“我受命无疆惟休，亦大惟艰。”《康诰》是周公居摄，封康叔于康时对康叔的告戒。
康叔统三监之地的成功与失败，实即周室政权之成功与失败，故本篇最可代表周公的政治思想。《孔丛子》说《康诰》是“称述文王之德，以成敕戒之文”。《孔丛子》虽属伪书，但这两句话却很中肯綮的。《康诰》中有六处是以“王曰呜呼”为发端之辞，表露这种意识最为明显。《召诰》是“召公因周公之归，作书致告达之于王”
的。所以它是召公对成王所作的一篇政治教育，与《康诰》同其重要。召公一开始便说：“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忧）。呜呼，曷其奈何弗敬。”
在以信仰为中心的宗教气氛之下，人感到由信仰而得救；把一切问题的责任交给于神，此时不会发生忧患意识；而此时的信心，乃是对神的信心。只有自己担当起问题的责任时，才有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实际是蕴蓄着一种坚强的意志和奋发的精神。所以《大诰》中一则说：“无毖（告）于恤（勿诉说自己之艰苦），不可不成乃宁考（文王）图功。”又说：“天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极卒宁王图事。”蔡《传》对上句的解释是“言天之所以闭塞艰难，国家多难者，乃我成功之所在”。在忧患意识跃动之下，人的信心的根据，渐由神而转移向自己本身行为的谨慎与努力。这种谨慎与努力，在周初是表现在“敬”、“敬德”、“明德”等观念里面。尤其是一个“敬”字，实贯穿于周初人的一切生活之中，这是直承忧患意识的警惕性而来的精神敛抑、集中，及对事的谨慎、认真的心理状态。这是人在时时反省自己的行为，规整自己的行为的心理状态。周初所强调的敬的观念，与宗教的虔敬，近似而实不同。宗教的虔敬，是人把自己的主体性消解掉，将自己投掷于神的面前而彻底皈归于神的心理状态。周初所强调的敬，是人的精神，由散漫而集中，并消解自己的官能欲望于自己所负的责任之前，凸显出自己主体的积极性与理性作用。“敬”字的原来意义，只是对于外来侵害的警戒，这是被动的直接反应的心理状态。周初所提出的敬的观念，则是主动的、反省的，因而是内发的心理状态。这正是自觉的心理状态，与被动的警戒心理有很大的分别。所以《尚书·无逸》：“周公曰，呜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时，不啻不敢含怒。”这把敬的心理状态，反映得很清楚。因此，周人的哲学，可以用一个“敬”字作代表。周初文诰，没有一篇没有“敬”字。至于经常与“敬”字连用的“德”字，原来应为“惪”字，后人以德为惪，而“惪”字反废，许氏《说文》对“惪”字的解释是：“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从直从心。”我觉得这依然是后起之义。按《康诰》“朕心朕德惟乃知”，将心与德对举；《君奭》：“公曰，呜呼，君惟乃知民德，罔不能厥初，惟其终。”孙星衍《尚书古今文注疏》：“汝亦知民之行，无不能其初，惟其终之难乎。”此“德”之必释为“行”之显证。而《论语·先进》篇“德行，颜渊，闵子骞……”，以“德”与“行”连为一词；《中庸》“庸德之行”数语，与《易·乾·文言》“庸行之谨”数语，同属引孔子之言，系同一出处；而《中庸》之“德”，在《乾·文言》即引作“行”。周初文献的“德”字，都指的是具体的行为；若字形从直从心为可靠，则其原义亦仅能是直心而行的负责任的行为。作为负责任行为的惪，开始并不带有好或坏的意思，所以有的是“吉德”，有的是“凶德”；而周初文献中，只有在“惪”字上面加上一个“敬”字或“明”字时，才表示是好的意思。后来乃演进而为好的行为。因好的行为多是与人以好处，乃引申而为恩惠之德。好的行为系出于人之心，于是外在的行为，进而内在化为人的心的作用，遂由“德行”之德，发展成为“德性”之德。“敬德”是行为的认真，“明德”是行为的明智。《康诰》中的“明德慎罚”，“敬哉”，《召诰》中之“曷其奈何弗敬”，“王其疾敬德”，乃周初文献之一贯精神，随处可以看到。周人建立了一个由“敬”所贯注的“敬德”、“明德”的观念世界，来照察、指导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正是中国人文精神最早的出现；而此种人文精神，是以“敬”为其动力的，这便使其成为道德的性格，与西方之所谓人文主义，有其最大不同的内容。在此人文精神之跃动中，周人遂能在制度上作了飞跃性的革新，
并把他所继承的殷人的宗教，给与以本质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