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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谈殷周文化关系的人，我觉得有两点偏见。第一点，忽视了殷代文化，是经过了长期发展的结果，于是认为殷代的上帝，是部落的宗神；而周人所称的上帝，乃是以殷人的宗神为自己的宗神。
第二点，一方面强调中国古代文化与中近东的关系，好像古代的文化交流，比现在还容易。但另一方面却忽视殷代的“帝国的”性质，
忽视了周人自述的“革命”的意义，更忽视了殷、周的世系是同出于帝喾，而把殷、周看作先是两个互不相干，后来却互相敌对的两个文化系统不同的部族。甚至许多人把周对殷的革命，看作是历史上野蛮民族，征服了有高度文化的民族之一例。这些说法，并不是有什么新的证据足以推翻传统的论点，只不过是受了不完全的世界古代史的知识的暗示，无形中把它当作中国古代史的可靠的格局，因而在现成材料中随意拣取一部分，作附会的解释。周公在殷遗民前强调“殷革夏命”，以证明周革殷命之为正当；
由此可知周未取殷之前，固承认殷之政权系由天所命，亦即系天之代表；则夏、殷在未亡时，原为当时所共同承认之共主，殆无疑义。所以就我的看法，周的文化，最初只是殷帝国文化中的一支；灭殷以后，在文化制度上的成就，乃是继承殷文化之流而向前发展的结果。殷周文化，不应当看作是两支平行的不同系统的文化。《论语》：“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又：“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八佾》）这分明是说周文化系由殷文化的继承发展而来。在周初可靠的文献中，特别强调天、帝、天命的观念，这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是一件大事；既不可能是突然出现的，也决不可能如傅斯年所说的，“竟自把殷人的祖宗也认成自己的祖宗”。殷人的宗教生活，主要是受祖宗神的支配。他们与天、帝的关系，都是通过自己的祖宗作中介人。周人的情形，也正是如此。《尚书·金縢》篇，是记载周公请求以身代武王之死的故事。这种生死大权，本是掌握在天、帝手中；但周公并不直接请求于天，而只是要太王、王季、文王三位祖宗神，向天、帝转请。是周人以天、帝为至尊，故常以祖宗为中介人，与殷人正同。
周人祖宗“配天”的观念，也来自殷卜辞中“宾于帝”的观念。傅氏以卜辞中的帝，指的是宗神；但殷卜辞中，“上帝所管到的事项是（一）年成，（二）战争，（三）作邑，（四）王之行动”。
“这中间虽然也有先王管事的，但在卜辞中，这一类的事，上帝管的多，先王管的少；而且在卜辞中可以将二者分别得清清楚楚的。”
同时，殷先王可以宾于上帝，
则上帝分明系超于先王先公之上。“卜辞中尚无以上帝为其高祖的信念。”
殷代之帝，系超祖宗神的普遍的存在，在今日治甲骨学者中，殆成定说。又《尚书·多士》，乃周公以王命告殷顽民之辞；《多方》为周公以王命告多国，尤其是“殷侯尹民”之辞。《多士》一篇中称“帝”者六，称“上帝”者二，皆指最高神之上帝而言；其中“自成汤至于帝乙”之“帝乙”，乃殷祖宗中之冠以“帝”字者。《多方》称“帝”者三，皆系指最高神之上帝而言；其中“乃至于帝乙”之“帝乙”，正与《多士》中所称之“帝乙”相同。殷之先王先公，有冠以“帝”字者，亦有不冠以“帝”字者。就《多士》、《多方》两篇考之，是周初对于上帝之帝，与殷先王先公中之以帝称者，区分得甚为清晰。何曾有周人把殷人的宗神当作自己宗神之说？“帝”与“天”常互用；然称帝则表现此至高无上之神的人格性者特重；而天乃此一人格神所居住之世界。殷人既有明显之上帝观念，卜辞中有“帝令”之名词，则殷人亦必有天之观念，而“帝令”即等于天命。卜辞中之“天”字皆作“大”字用，似未见有作“天”字本义用的；但我因下面两个理由，觉得不应因此便断定殷代没有“天”字。（一）此时“天”与“大”通用，《多士》之“大邑商”亦称“天邑商”；有作“大”义之“天”字，亦当有作“天”本义之“天”字。（二）不能因今日所能看到之甲骨材料，概括殷代全部之材料。殷代除甲骨文以外，尚“有册有典”。
今日《尚书》中之《商书》，不仅不是战国时晋人之作或宋人之拟作，
且其文字虽经多次之传抄转述，当传抄转述之际，常有以今译古之情形；但其原始材料，皆出于当时典册散乱之遗，为研究历史者的重要立足点。一种新思想、观念之出现，在历史中是一件大事。由思想观念出现之前后，以推论相关典籍出现之先后，这系过去考据家所忽略了的一个重要方法。《虞书》中之思想观念，较《周书》为丰富，故其成立，当远在《周书》之后。《商书》中之思想观念，较《周书》为贫弱，故其成立，自在《周书》之前。不能因现有甲骨文中无本义之“天”字，遂否定《商书》之真实性；而《商书》中固屡用“天”字及“天命”一词。居住于黄河大平原，对于头顶上有日月星之苍苍的大圆形的形象，一直到由铜器所代表的技术已经很进步的殷代，对它尚无明显的感受性，似乎是说不通的。何况当时的农业已成为经济的基础，而农业与天时天象又是如此密切。若在此种情形之下，尚不能浮出“天”的观念，不能加它一个名称，那才是历史上不可理解的事。因此，周初的天、帝、天命等观念，都是属于殷文化的系统。此外，殷人不仅以龟作贞卜之用，且视龟为宝物。《大诰》是周公相成王将黜殷时所作的，一则曰“宁王（文王）遗我大宝龟”；再则曰“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予得吉卜”；三则曰“宁王惟卜用”；则是对龟及卜的观念，亦与殷无异。总括地说，周原来是在殷帝国的政治、文化体系之内的一个方国；它关于宗教方面的文化，大体上是属于殷文化的一支；但在文物制度方面，因为它是方国的关系，自然没有殷自身发展得完备。殷之与周，决不可因偶有“戎殷”一词，便忘记了对“大邑商”而自称为“小邑”的情形，认为是两个不同质的文化系统。但人类精神的自觉，并不一定受物质成就的限制。周之克殷，乃系一个有精神自觉的统治集团，克服了一个没有精神自觉或自觉得不够的统治集团。先厘清了这一点，才能对《尚书》中周初的文献，作顺理成章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