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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有两处出现过“性”字，引起后来许多争论。但这两句话的意思，应从全部《论语》有关的内容来加以确定，而不应把它作孤立的解释。
提到“性”字的一处是孔子自己说的：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
首先，我觉得“性相近也”的“相近”，应当与《孟子·告子上》“牛山之木”章“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的“相近”，同一意义。朱元晦对《孟子》此处的解释是“好恶与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这是对的；可惜朱《注》对《论语》上“性相近”的“相近”二字，却引程说，看得太轻了。
朱元晦《论语集注》对此的解释是：
此所谓性，兼气质而言者也。气质之性，固有美恶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则皆不甚相远也。……程子曰，此言气质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则性即是理；理无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朱《注》的本身，实在有点含混不清：第一，孔子说“性相近”一语时，并无时间上的限定；而朱元晦却加一个“以其初”三字，认《论语》此处之“相近”，乃指性之初而言。就性的本身而言，总指的是生而即有的东西，无所谓“初”或“不初”。朱元晦加“以其初”三字，已和原意不合。且既谓气质之性，固有美恶之不同，则在气质之性之初，也便应含有美恶之不同，只不过尚潜而未发，又何以能在性的本身上言相近？所以朱子这两句话，实把“不同”与“相近”的矛盾语句，加在同一的事物——气质之性——的上面。而他的本意，则是以《论语》此处所说的性，实指的是气质之性。性相近，实指的是气质之性的相近。这只要看他所引的程注即可明了。
所谓气质之性，落实下来说，即是血气心知的性，也就是生理的性。但我们从《论语》一书来看，孔子没有气质之性的观念；不过下面的话，实相当于宋儒所说的气质之性。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泰伯》）
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先进》）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季氏》）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阳货》）
上面所说的“狂”，“侗”，“悾悾”，“愚”，“鲁”，“辟”，“喭”，“中行”，“狂”，“狷”，“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狂”，“矜”，“愚”等等，都相当于宋儒所说的气质之性；在孔子这些话中，能得出气质之性是“相近”的结论吗？所以朱元晦的解释，与《论语》一书中有关的材料相矛盾，恐怕很难成立。
《论语》另一处所提到的“性”字是子贡所说的：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
刘宝楠《论语正义》：“《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据《世家》诸文，则夫子文章，谓《诗》、《书》、《礼》、《乐》也。《世家》又云，孔子晚而喜《易》。……盖《易》藏太史氏，学者不可得见。……孔子五十学《易》，惟子夏、商瞿晚年弟子，得传是学，然则子贡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易》是也。”按乾嘉考据余习，不能就人生社会上思考问题，而一切归之于文字故纸，故有是论。《论语》上单说一个“文”字，固然指的是《诗》、《书》、《礼》、《乐》；但“文章”一词，则所指者系一个人在人格上的光辉的成就。二者是有分别的。若文章亦系指《诗》、《书》、《礼》、《乐》，则《诗》、《书》、《礼》、《乐》，乃前人所遗留之简册，岂可称为“夫子之文章”？且孔子曾说尧”焕乎其有文章”，难道尧时已有《诗》、《书》？又子贡既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是他已经听到孔子说过；而“不可得而闻”，只就一般门弟子而言。或者是指他虽已经听到孔子说过，但他并不真正了解而言。若天道指的是《易》，则传《易》者也应包括子贡，何止子夏、商瞿？何况就现时《易传》中所引的“子曰”看，皆就人的行为道德以立论，很少涉及天道。而《易传》之以阴阳言天道，尤为孔子所未梦见。所以刘宝楠的说法，根本不能成立。朱《注》“文章，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的说法，较刘《注》为近是，但照朱《注》的说法，则此处之“性”，与“性相近也”之“性”，并不相同，即一为气质之性，一为义理之性。此处既为义理之性，则孔子实际已主张性善，在《论语》一书的有关处所，能支持性善的说法吗？同时，把性分而为二，乃始于宋儒，为先秦所未见；若孔子已主张性善，则此处性与天道之性，与“性相近也”的话，能发生某种关连吗？这是以下所要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