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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中出现过九个“礼”字，
只有《周颂》中《丰年》与《载芟》的“以洽百礼”，才与祭祀有关；而这两首诗根本是与农业密切相关的诗，亦即是与农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诗。其余七个“礼”字，皆与祭祀无关，这可证明在《诗经》时代，礼的内容已经开始转化了。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从思想史看，《春秋》也正是紧承《诗经》时代而继起的。通过《左传》、《国语》来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不难发现在此一时代中，有个共同的理念，不仅范围了人生，而且也范围了宇宙，这即是礼。如前所述，礼在《诗经》时代，已转化为人文的征表。则春秋是礼的世纪，也即是人文的世纪，这是继承《诗经》时代宗教坠落以后的必然的发展。此一发展倾向，代表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向。当然，在这一个长的时代中，会保有过去时代的残骸，乃至有礼以外的事象。不过我们为了把握思想上发展的主要倾向，只好在这里暂时把其他方面省略掉。
由前面所陈述，已知礼的观念，是萌芽于周初，显著于西周之末，而大流行于春秋时代；则《左传》、《国语》中所说的礼，正代表了礼的新观念最早的确立。《诗经》上言“礼”，多和“仪”连在一起，或多偏重于“仪”的意义，这是由祭祀仪节及彝的威仪的意义，互相结合而来，是重在生活的形式方面。但到春秋时代，则有时将礼与仪分开，
而使其与生活之内容密切关联着，这是礼的意义进一步的发展。春秋时代说明礼的内容时，已没有一点宗教的意味，很明显的是以周初彝的观念为主。《左传·桓公二年》晋师服曰：
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
《左传·昭公二五年》鲁叔孙昭子曰：
君子贵其身，
而后能及人，是以有礼。
《国语·周语》太史过曰：
昭明物则，礼也。
按晋师服及周太史过所说的，都以为礼是出于事之宜的义，与正名有密切关系；则《汉书·艺文志》谓“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不能说没有一部分根据。叔孙昭子则从生活的自觉向上（“贵其身”），推己及人（“而后能及人”）以言礼。总之，都不在从事神上求礼的起源。
其次，在春秋时代的许多道德观念，几乎都是由礼加以统摄。敬是周初最重要的道德观念。由敬而重视彝，由彝而扩大到礼。因礼与敬的关系，是经过了彝的观念的转手，所以敬与礼的关系，至春秋时代而始明显地说了出来。《左传》僖公十一年：“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僖公三三年：“敬，德之聚也。”成公十三年：“礼，身之干也。敬，身之基也。”僖公三三年晋臼季谓“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这是最先看到有道德意义的“仁”字，成为以后孔子以礼为仁的工夫之所本。
成公十五年楚申叔时谓“信以守礼，礼以庇身”，昭公二年晋叔向谓“忠信，礼之器也；卑让，礼之宗也”，这是把忠信和礼连在一起。昭公二六年晏子谓“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这是把所有的人伦道德，皆归纳于礼的范围之中。《国语·周语》内史兴说“且礼，所以观忠信仁义也”，这是以礼为一切道德的一贯之道。春秋时的道德观念，较之春秋以前的时代，特为丰富；但稍一推究，殆无不以礼为其依归。
因为礼是当时一切道德的依归，所以一谈到礼的具体内容和效果时，也几乎是包括了一切的。
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
夫礼，所以整民也，（《左传·庄公二三年》）
礼，国之干也。（《左传·僖公十一年》）
古之治民者，劝赏而畏刑，恤民不倦。……三者礼之大节也；有礼无败。（《左传·襄公二六年》）
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左传·昭公二五年》）
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左传·昭公二六年》）
夫礼，所以正民也。（《国语·鲁语上》）
非礼不终年。（《国语·晋语一》）
夫礼，国之纪也。（《国语·晋语四》）
礼以纪政，国之常也。（同上）
不仅如此，在过去，监察人的行为，以定人的祸福的是天命，是神；现在则不是神，不是天命，而是礼。《左传》由礼以推定人的吉凶祸福，说得几乎是其应如响。因此，有人怀疑这是《左传》的作者追加上去的。但礼既是当时的时代精神，是一般人所共同承认的轨范，有如今日的所谓法治的法，则行为因出轨而受祸，亦如今日毁法犯纪的必无好结果，并不是不合理的推测。并且在人类各个时代中，常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预测，乃至预言，在许多预言中，记事者常常仅将其应验者加以纪录，则“多言而中”，亦事理之常。例如《左传》僖公十一年，周召武公因晋侯受玉而堕，因认为“其无后乎”。僖公二二年，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而追记辛有适伊川，“见披发而祭于野者”，因推断“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僖公三三年周王孙满因秦师的“轻而无礼”而断其必败。成公十三年鲁孟献子因晋卻锜的“将事不敬”而断其先亡。成公十五年楚申叔因子反的“背盟”而断其不免。昭公十一年晋叔向因单子的“视下言徐”而断其“将死”。尤其是定公十五年，子贡观邾隐公来朝，见“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而断定“二君皆有死亡焉”；因为“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简直说由礼可以看出人的生死。我们不能不承认，上面所举的，都是很合理的推测。在人事中的合理推测，虽然不能像物理现象中的因果关系，但不能说它没有某程度上的公约数。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像这类的推测，乃至占卜的预言，必远超过于左氏所记。其未验者无纪录之价值，故为史官所遗。其多言而中者，乃许多同一事象中之特例。亦犹今日看相算命中，偶有所合，辄被人转相传述，不足为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