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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的周初道德的人文精神觉醒之下，人开始对自己的行为有了真正的责任心，也即是开始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某程度的自主性。但他们行为的根源与保障，依然是传统宗教中的天命，而尚未达到在人的自身求得其根源与保障的程度；因此，此一历史黎明的阶段，为后来的人性论敞开了大门，但离真正人性论的出现，尚有一段很远的距离。所以，《召诰》上“节性，惟日其迈，王敬所作，不可不敬德”的“节性”，只是由“敬”而来的节制个人的欲望，没有后来性论上的意义。阮元对节性的解释是“性中有味色声臭安佚之欲，是以当节之”，
并不算错。他的错处，在于根本不了解同一“性”字，随时代及思想家的立场不同而演变，他根本没有历史的观念，以为一个名词成立以后，不仅会永远不变，而且应以最古者为标准；所以他接着说“古人但言节性，不言复性也”，这便非常可笑了。同时，《多方》有“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两句话，通常解释作“人的或圣或狂，只决定于自己一念之间”，而非常被后来的思想家们所重视。假定这种解释是对的，则这句话实际与《论语》上“我欲仁，斯仁至矣”的话，同其内容，因而有很深的人性论的意义；但就周初一般的思想大势看，是不可能出现此一思想的。所以此处的“念”，固然离不开心；但并不是在心的自身上转动，而系向外在的天命上转动。所谓“罔念”、“克念”，只是“不想到天命”，及“能想到天命”的意思；而这里的天命，已经是赏善罚恶的监察性的天命。下文接着说殷纣“罔可念听”，是指不念听天命而言，即可作此一解释的证明。
不过，人既是由天所生，人的一切，都是由天所命，而此时已有道德性的人文精神的自觉，则人的道德根源，当亦为天所命。所以《召诰》说：“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命哲”，乃是天命的新内容，此一观念，为从道德上将人与天连在一起的萌芽，这是“人由天所生”的应有的涵义，尤其《召诰》认为天之命哲，命吉凶，命历年，并非预定而固定的，而是不可知的；所可知者，只看各人开始的努力如何（“知今我初服”）。
因此，便有“自贻哲命”的观念，这更和性善说很接近了。但此时“命哲”的天命，尚未进入到人的性里面。“自贻哲命”，不是从内转出，而只是向上的承当、实现。因此，这依然只能算是性善说的萌芽；和真正性善说的成立，还有一段相当远的距离的。但周初的忧患意识、敬、命哲等观念，实奠定中国精神文化之基型，给后来文化发展以深远之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