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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到考察汉语中的单纯的判断与推理之表现形式以前，应先考察汉语在语言上的特征。汉语与西洋及印度的语言，系统既全不相同，语言之构造亦显异其趣，所以有预先考察其特征的必要。还有，此处系以古代文言为主，仅在必要时始附带论及近代与现代的汉语。一般地说，同一民族之思维方法，也是不断地在变化，所以在古代文言中所认定的思维方法之特征，未必一直能表现或规定及至现代的中国人的思维方法。但如后所述，中国系尚古性、保守性很强的民族，故从古代文言所导出的种种结论，对于现代汉语，在某种程度上，我想也能适合的。尤其是作为语言的汉语，古代与现代之间，可以说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汉语，在语言学上，一般称为孤立语。从来，语言形态之分类，大体分为下面三种：（一）孤立语（isolating language）。如中国古代文言，是单语无语尾变化及其他变化，当写文章时，仅将单语加以连接。（二）胶着语（agglutinating language）。例如日语“蠟燭の火をともした”的这句话，是在“蠟燭”、“火”的单语后面，附加不表示独立对象的“の”、“を”，将此加以连结以构成一个文章的语言。（三）屈折语（inflectional language）。印度语、欧洲语是其代表。例如，在拉丁语，单语之内部有变化。patris（父的），并非-is胶着附加于patr-，仅patr-不成为单语。像pater，patris，patraem这样，同一单语之变化，称为单语之屈折（inflection）。这虽是语尾变化，但所谓屈折者，并非仅限于语尾。英语的sing, sang单语之中央部变化，也是一种屈折。
西洋的语言学，从来便是分为上述的三种，这已经成为有关语言学的一般常识。但当实际考察各个语言的性格时，这是很不充分的分类。一种语言，常有不能轻易断定是属于三种中的哪一种的。例如现代英语中像You know many people这句话，各单语并无语尾变化乃至屈折，所以是孤立语。又如unkind，kindly，kindness这一群字，是在独立单语的kind（亲切）上，附加un-，-ly，-ness这类的添接辞的，所以是胶着语。而像sing，sang，take，took这类的动词变化，却是一种屈折。在同一语言之中，亦含有种种的性格。因之，要将各种语言，使其分属于上述三种之一种，实际上是很困难，而且也不适当。但若作为语言的三种类型，我想，大概是可以的。汉语，一般认为是“孤立语”之代表；但现代汉语，也明显地出现了胶着语的性质。这里，对于汉语的具体事象，将其极可注意者试作简单的考察。
古代汉语，一字表示一语，成为一个单位。因此，汉语被称为孤立语的代表。但汉语在史前时代，并不是现在样的单音节语，而和其他许多语言同样的为多音节语；形态质作为（B）而从属于意义质的事实，是由近来的研究而渐次阐明了的。即，这曾经也是一个综合的自律语。
但进入历史时代后，汉语即化为单音节语。因之，汉语的实际语言活动上之单位，不是语而是句（sentence）。印度、欧洲系的诸语言，由其语形变化，即由其文法的屈折，便能显示其语在一个文章中所扮演的作用。但汉语并无此变化或屈折。为表示语的作用，特重视语的顺序（word-order）。只好由语的顺序去了解哪个是主语，哪个是目的语。汉语，由其文章中的位置而决定相互的文法关系，此点恰与英语相同。
并且，在中国古代，仅用单词（simple word）而成文造句，且经由发音即可使其不生谬误，可使听者全无混乱之虞。试检讨周代（西元前一一二二至前二五六）文献，可知其语汇主要是由这种单词所构成的，此等古代文献，都是当时实际语言如实的再现记录。 [1] 这由当时极有力的问答或哲学上的议论，也一样是使用单纯语，极短而且简洁地表现出来可资证明。
然而，汉语，一般地说，并无语言形式上的词类区别（formal“parts of speech”），因之，一个字，到底是作名词用，或是作动词用，有时难以判别。此时，若仅按一定的语词顺序将各单词加以排列，实难于充分传达其意味。为防止此种混乱，汉语便想出两种方法。一种是内屈折（internal inflection）。由此虽音节中的母音不变，但音节的声调（tone）会变。例如形容词的“好”（上声）字，将其读为去声之“好”，即成为动词。汉语在这点上，也有对应于心理的论理的各种范畴（category）的形式上区别。这正好与西洋诸语言中的“词类区别”现象相等。但这种例子比较少，所以不能推翻汉语无形式上的词类区别的通则。
比这更重要的是，在单词上附加补助词，以明示文法的变化的现象。在古代文言中，一个文章，是由主语或述语附加种种附加语（adjunct）所构成。在白话，此一倾向更为显著。白话中，作为补助词，其简单一例，有表现未来时态（tense）的“要”字。“要”字作为独立语，乃“希望”、“要求”之意。但在“他要来”的这句话中，则相当于英语之“He will come”。即是，与英语助动词之will相一致（古代语常以“将”字表示未来形）。
另一方亦有相当于格语尾的东西存在。例如“以手扶之”，“以”字本来是动词，与英语之using的意义相同；但成为前置词性之不变词（particle），却与英语之with意义略同。同样的，“的”字也作为形态质，等于日本助动词的“の”字。“先生的话”，“几千年的书”，“说话的样子”等句皆是。因之，“A的B”，或者是表示属格的关系，或者是将A转化为形容词的意味。总之，附加“的”字时，使形容语（Attributé）得以成立（按将A转化为形容词时本译文皆用“的”字）。在现代官话中，“的”纯粹是文法上屈折用的附加词，此一倾向，自宋代就已明显出现。
从上述的现象看，我们可以承认汉语也有助辞的用法，至少是助辞正逐渐发展着。但于此，应指出汉语的两点特征。（一）汉语原系单音节语，一语由一音节而成，故作为形态所能指出的助词，在字面上，亦以一字充之。（二）汉语随着此种语言之法则，即使当其各个字，在扮演接尾语、接头语或附加语的机能时，依然直观地再现其原义。但印度、欧洲诸语，附加语仅扮演其为附加语的机能，其历史的原义，从说话者之意识里已消失净尽。即是，附加语的原义已彻底消失。但在汉语中，则尚未充分完成。
汉语的特性，可论者尚多；但这在论到中国人思维方法的各个特征时再行提及，现在仅止于上述的基本问题。
[1] 岩村忍、鱼返善雄两氏译： Karlgren 《中国语言学概论》，页一七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