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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我们在这里把对业经组织化的论理学体系的深入考察，大体上，置于考虑之外。同时，也不深入比较哲学的问题。 [1] 其理由是，当以一个民族的思维方法为问题时，应考察其整个民族所采用并作为准据的思维方法。此时，哲学家个人的独特的思维方法，恐怕暂置之于问题之外要比较妥当些。真的，不论如何伟大的哲学家，不仅要受特定的风土、特定的时代制约；而且也免不了要受作为民族一员的社会的制约。因此，哲学家们的思维方法，不能完全脱离民族的、历史的传统。然而在另一方面，伟大的哲学家们，却往往都能依据与其民族传统不同的思维方法。正因为如此，反而由此更认定哲学家的伟大性。所以现在将各个哲学家的思维方法，也置于问题之外，仅在必要时提及。但是一个民族所产生的许多哲学家们的思维方法乃至思维形态，若有某种共同的倾向，则这当然是应作为研究的问题。
反之，为一般民众所爱好的谚语、格言、口碑等，因为是民族所共同爱好的，所以当以民族一般之思维方法为问题时，亦想列举其有特征性者。至于哲学家的话，若系脍炙人口者，亦不妨列入考察范围之内。只是，在民间所传的诸多语句中，应该认定哪些是一般的，即是可以算是民族的，须要相当的注意。此外，神话、宗教圣典、一般文艺作品之类，当然应作为研究资料而加以重视。此类文献，任何民族都有很多留传下来，不能不特选该民族所特别重视的东西。从近代人的观点，觉得很有意义的东西；但若该民族本身并不重视，则作为了解其全民族思维方法之特征的材料，并没有多大意义。但相反的，即使不为该民族所知，而外国人据此以批评该民族思维方法，则作为明了批评者与被批评者相互间之差异，这应是贵重的资料。
[1] “比较哲学”的称呼，Masson-Oursel已经使用过（ La philosophie Comparée ,1925）。G.Mish: Der Weg in die philosophie, W. Ruben: Indische und griechische metaphysik （Zeitschrift fur Indologie und Iranistik, VIII, 1931 S.147g.）也作过同样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