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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当此书发行三版补编之际，以下面曾经在《人物与思想》上刊出过的一文，作为代序。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香港“现代研究辅导中心”，把我写的各书里面提到方法的文字，抽出来汇印在一起，以为可供青年人治学的参考，并要我再写几句话在前面，这是非常使我感愧的一件事。我年来所作的是有关中国思想史这一方面的工作，这里只能补充若干片断的感想。
我国过去，常有借古人几句话来讲自己的哲学思想的，一直到熊十力先生的体大思精的《新唯识论》，还未脱此窠臼。所以他曾告诉我：“文字借自古人，内容则是出自我自己的创造。”所以《新唯识论》只能视为熊先生个人的哲学，不能当作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典据。但在今日，我主张个人的哲学思想，和研究古人的哲学思想史，应完全分开。可以用自己的哲学思想去衡断古人的哲学思想；但万不可将古人的思想，涂上自己的哲学。
可是，上述的简单要求，并不容易达到。我们了解古人，仅能凭借古人直接留下来的文字。朱元晦读书的精细，及态度的客观，只要看过《朱子读书法》的人，便不能不加以承认。但当他费最大精力注释《孟子》时，对《孟子》中言心言性的地方，几乎无不颠倒；因为他自己有一套理气的哲学横在胸中，不知不觉地便用了上去。这里便遇着一个难题，没有哲学修养，如何能了解古人的哲学思想？有了哲学修养，便会形成自己的哲学，便容易把自己的哲学与古人的思想作某种程度的换位。在这种地方，就要求治中国哲学思想史的人，有由省察而来的自制力。对古人的思想，只能在文字的把握上立基，而不可先在自己的哲学思辨上立基。孔子自谓“夏礼吾能言之”、“殷礼吾能言之”，所谓“能言”乃由周礼上推，以言其“礼意”，但因“文献不足”，他终于不言。我读《论语》，常常是在他生命的转化中所自然流露出的“平凡中的伟大”的语言上受到感动。西方一套一套的形而上学，面对着孔子由生命转化中所流露出的语默云为，我不感到有多大意义。上面引的乃其一例。
治学最重要的资本是思考力，而我国一般知识分子所最缺乏的正是思考力，亦即是缺乏在分析综合中的辨别推理能力，连许多主张西化的人也不例外。思考力的培养，读西方哲学家的著作，较之纯读线装书，得来比较容易。我常常想，自己的头脑好比是一把刀，西方哲人的著作好比是一块砥石，我们是要拿在西方的砥石上磨快了的刀来分解我国思想史的材料，顺着材料中的条理来构成系统，但并不要搭上西方某种哲学的架子来安排我们的材料。我们与西方的比较研究，是两种不同的剧场、两种不同的演出相互间的比较研究，而不是我们穿上西方舞台的服装，用上他们的道具的比较研究。我们中国哲学思想有无世界的意义，有无现代的价值，是要深入到现代世界实际所遭遇到的各种问题中去加以衡量，而不是要在西方的哲学著作中去加以衡量。面对时代的巨变，西方玄学式的，与现实游离得太远的哲学思想，正受着严重的考验。我们“简易”的哲学思想，是要求从生命、生活中深透进去，作重新的发现，是否要假借西方玄学式的哲学架子以自重，我非常怀疑。我们在能与西方相通的地方，可以证人心之所同；我们与西方相异的地方，或可以补西方文化之所缺。这也和我们要吸收西方所有，而为我们所没有的，以补我们之所缺，是同样的道理。做学问，只能求之于自己学术良心之所安，而不必先问西方人的能否接受；因为接受不接受，是西方人的事情。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为了充实自己），今之学者为人（做给他人看）。”今人治学的精神状态，“为人”的成分太多了。
谈到方法问题，大体上说，是出自治学历程中所蓄积的经验的反省。由反省所集结出的方法，又可以导引治学中的操作过程。没有适当的方法，很难得出有意义的结论。但悬空地谈方法，可以简括成几句话。可是知道了简括的几句话，并不能发生什么真正作用。方法的真正作用，乃发生于诚挚的治学精神与勤勉的治学工作之中。方法的效果，是与治学的功力成正比例。面对学问的自身而言，我还是一个幼稚园的学生，这便局限了我所提到的方法问题的价值。但我所提到的，虽各有根源，而我对它的把握，则是来自治学过程中的触发和领悟，而不是出于抄袭、悬拟，这一点，或者勉强可以对答“现代研究辅导中心”的盛意。
一九七一年一月三日于九龙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