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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诗经》时代下来，便是春秋时代。在这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各种文化观念，开始作丰富的展开，阴阳观念亦有其发展。
《左传·僖公十六年》：“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鹢退飞过宋都，风也。周内史叔兴聘于宋，襄公问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曰，今兹鲁多大丧……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也，非吉凶所生也。”按由此一段话，可以了解两种意义。第一，祝史之言吉凶，许多是为了应付环境所随意编造出来的，并没有什么一定的规律可循。第二，这里所说的阴阳，乃继承《诗经》时代，以阴阳言天候，所谓“阴阳之事”，系说天候失调之意。正因为如此，所以才与人事无关，因而可以说“非吉凶所生也”。若如后来以阴阳言天道，则天道与人事，密切相关，便不能说“非吉凶所生”了。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春无冰”，鲁梓慎谓“阴不堪阳”。按《诗经》时代，已经以为阴寒而阳暖。《左传·昭公四年》有“冬无愆阳”、“夏无伏阴”之语，杜《注》以“愆阳”为冬温，“伏阴”为夏寒，则此处所谓“阴不堪阳”，乃“愆阳”之意，不可故求深解。
春秋时代阴阳观念最大之发展，乃在以阴阳为天所生的六气中之二气。它与原义不同之点，原义只是以有无日光作基准所形成的现象，其本身并非独立性之实物。它和《诗经》时代不同之点：《诗经》时代虽已进一步以气候言阴阳，但阴阳仅表示气候变化中的一种现象，或气候所给予于人的感觉，如寒暖之类，其本身依然不是一种独立的实物的存在。春秋时代，则演变而为天所发生的六种气体中的两种气体，则其本身已成为实物性的存在。因此，它便开始发生更多的作用、影响。最值得注意的是《左传·昭公元年》的一段话，因为这是比较完整的说法。
……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生其六气”，《国语·周语下》“天六地五”注：“天有六气。”又“所以宣养六气九德也”注：“六气，阴阳风雨晦明也。”一直到《庄子·逍遥游》，还说“乘六气之辩（变）”，可知这是在很长时间内，对于天的观察所得出的共同观念。不过此时的阴阳，只是把寒暖的感觉，推想为实物的气，所以能与风雨晦明四者列在一起，而称为“六气”。在六气的观念中，不仅是比后来的阴阳观念多出了四个，而且这六气虽然发生许多作用，但并非形成万物的基本元素。它不是在万物的背后或内部，而系与万物平列于天地之间，所以都是人的耳目肌肤等感官可以接触得到的具体的存在，不像后来阴阳二气的自身，完全是不能以耳目等感官接触得到的抽象的存在。
在上面这一段话中，六气还生出五味、五声、五色，这是《诗经》时代所没有的说法。同时，也可以了解，对“五”的数字的应用，乃是古代的一种习惯，并非以“五行”之“五”为基准而牵附上去的。因为这里是以六气为主。杜《注》在这里把五行的观念拉进来作解释，完全与本文不合。且《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也说“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与此处完全相合。但此处特须留意的，味、色、声，都是与人生活有关的物的属性，而不是物的自身。即是，此时只认为六气能发生三种与人生有关的物的属性，并没有认为六气能生万物。
上文“分为四时”，这是把六气与四时相配合。春夏暖而秋冬寒，可以把阳配在春夏，阴配在秋冬。但风雨晦明皆为四时所俱有，所以这是极不完整的配合，与后来仅以阴阳配四时的完整性不同。至“序为五节”一语，杜《注》以“得五行之节”释之，这与前面以五行释五味、五色、五声等，为同样的错误。日人竹添光鸿所著《左氏会笺》，能辨前面杜《注》之谬，
而在此处却引王樵“序此四时，以为五行之节，计一岁每行得七十二日有余”云云，以证成杜《注》，其谬误实与前杜《注》相等。按“五节”之“五”，乃指上面五味、五色、五声而言。“序为五节”者，谓顺（序）此五味、五色、五声自然之节制，即对此三者之享受有节制之意，故下文有“今君不节不时”之言，“不节”即系对五味、五声、五色之享受无节制。
“阴淫寒疾……”云云，这说明六气对人的影响，但没有像后来把人身各部分分配属于阴阳。至“女阳物而晦时”，这是开始以阴阳比拟男女，犹之当时以水火比拟男女一样，这是演变出的新的倾向，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但杜《注》谓“女常随男，故言阳物”，似乎很牵强。按若就后来阴阳五行的观念来说，则火属阳而水属阴。但《左传·昭公九年》“火，水妃也”，《左传·昭公十七年》“水，火之牡也”，这都与后来的观念不合。当时水火、阴阳、男女、牝牡等刚刚开始相配合，尚缺少明确的理路，可能即以女为阳物，而不必用后来的观念去附会。同时，若了解此时阳的观念是由暖的感觉推想出来的，《礼记》中的《王制》、《内则》皆谓“八十非人不暖”，则以女为阳物，倒是很自然的。《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这比前面六气对人的影响，更前进了一步。
《左传·昭公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问于梓慎曰，是何物也？祸福为何？对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为灾……其他月则为灾，阳不克也，故常为水。”《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将水。昭子曰，旱也。日过分而阳犹不克，克必甚，能无旱乎？”此两处以日食为阳不克，是以日为阳。这只要想到作为“阳”之母字“昜”字本是日光，则以阳为日，是很自然的。但此时决没有以阴为月的。
根据《左传》来看，春秋时代对阴阳观念的发展，可以得出三点结论：（一）它开始成为天地间作为实物而存在的六气中的两种性质的气，这是从原来气候的观念升上来的。（二）六气开始与人发生关系，一种是直接的，如“阴淫寒疾”，及六情生于六气之类；另一种是间接的，因六气能发为五味、五色、五声，而味、色、声是为人所需要、所享受的。（三）在六气中，因阴阳二气较之风雨晦明四气稍为抽象，更适合于人们合理的想像，在想像中所受的限制，比风雨晦明四气来得小，所以它对许多现象所具备的解释力特大，于是它开始从六气中突出，而与其他更多的事物或现象发生关连，尤其是它开始作为男性女性的象征，这对于尔后的发展，具有相当的意义。不过此时还是模模糊糊的。
《国语》上对阴阳的观念，如前所述，依然是以六气为主，这与《左传》可以互相印合。《周语》上：“古者太史顺时土，阳瘅愤盈，土气震发……阳气俱蒸，土膏其动，阴阳分布，雷震出滞。”《周语下》：“灵王十二年，谷洛斗，将毁王宫，王欲壅之，太子晋谏曰，不可……故天无伏阴，地无散阳，水无沉气，火无灾……”《周语下》伶州鸠就音乐的影响而言“于是乎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越语下》“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及“阳至而阴，阴至而阳……”这都是就寒暖所推论出的阴阳之气，当在六气范围之内。《越语下》“古之善用兵者……后则用阴，先则用阳……后无阴蔽，先无阳察”，则系以天候明暗之度而言。这也都与《左传》上的材料相合。不过《周语上》“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之乱也。阳伏而不能出，阴遁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据此，则是西周末年，已开始把阴阳看作是天地之气，而且突出于其他四气之上。阴阳的原始观念是与日光密切相关，因而与气候季节，也很容易关连上，这便成为天文研究中的重要对象。古代天文的传统，集中于周室，因而周室的阴阳的观念发展得较早，再渐渐向列国传播，或者也是可能的。另外一种解释，则是《国语》一书，与《左传》最大不同之点，在于《左传》对后来有关之事件，必顺其发生之年月，始加以叙述，而《国语》则常将后来有关的事件，并叙入于前一事件之中，由此可以证明《国语》中受着主观之影响，似较《左传》为大，因而《国语》中杂入后起之观念亦较多。但此一新观点，尚待专文论述〔补记：按《左传》、《国语》同出于左氏之手，《国语》所以补《左传》之所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