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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先生的大文，在史实上，还有两点应稍作讨论。
一是关于“弃后稷”的问题。弃后稷以后的世次，诚如屈先生所说，是一笔难于清理的陈账。《史记·周本纪》所说的世次必有脱误，殆已成定论。但史公说“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的这句话，过去的人，大都认为没有问题。屈先生却引钱穆、顾颉刚的新说，而认为“似乎比较合理”，我倒觉得有点奇怪了。屈先生的大文是：
昭公二十九年《左传》蔡墨说“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顾颉刚和史念海合著的《中国疆域沿革史》（页三四）根据这个资料，以为“苟打破传统观念，不以后稷为虞廷之官”，而依照《左传》此一记载，“则知弃本商稷，世数年代，固无不合也”。这一说和钱穆之说相似，而于古有据，似乎比较合理。
按祭典中之稷，为谷神而非祖先神。从宗教史的观点说，一个现世之人，假定他没有与宗教相关连的某种奇迹，或生者对他存有某种特殊目的，而死后即把他升为祖宗神以外之神而加以祭祀，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人的神格化，必须经过一段历史时间中的演变，在演变中逐渐把它作为“人的形象”升进而为“神的形象”。若弃身为商的稷官，死了商人就奉祀他为稷神，这是可能的吗？而他降生的神话，出现于商代，也稍嫌迟了一点。蔡墨的话，只能证明稷是商以前的稷官，但他在农业方面的贡献，商人实受其赐，所以商人便祀他为稷神。我常想，顾颉刚是一理解能力与胆量太不相称的史学家，所以他才可以当疑古派的领袖。
屈先生说“于古有据”，我现在引两条真正“于古有据”的材料在下面：
《左传·昭公九年》：“周甘人与晋阎嘉争阎田……王使詹桓伯辞（讼）于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歧毕，吾西土也。”
《逸周书·商誓（哲）》第四十三：“王曰（武王），在昔后稷，惟（思念）上帝之言，克播百谷，登禹之绩。凡在天下之庶民，罔不惟后稷之元谷用蒸享。在商先誓（哲）王，明祀上帝，□□□□亦惟我后稷之元谷，用告和，用胥饮食，肆商先誓（哲）王，维厥故，斯用显我西土。”
上面的材料是互相符合，且与蔡墨之言，亦可互相印证。并且《国语·周语》“昔我先王世后稷”，即说“世世代代为后稷”，亦由此而得到证明。近人把周发迹于“西土”的史实，要凭“新奇动众地观念”移到“北土”的太原一带去，不更完全破产了吗？
其次，屈先生引《论语·泰伯》孔子说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两句话，认为“这是传统的，人所共知的西周开国史。但早期所记述的史事，却不这样。《诗·鲁颂·宫》篇说：‘后稷之孙，实为太王。居歧之阳，实始翦商。’《后汉书·西羌传》注所引的《竹书纪年》，说周人在武乙和大丁时代，曾伐西落鬼戎，伐燕京之戎，伐余无之戎，伐始呼之戎，伐翳徒之戎，可见季历开拓疆域的雄心。《太平御览》卷八十三所引《竹书纪年》在帝乙二年且明说周人伐商。从甲骨文的资料看来，殷周的关系，也时好时恶。……文王是缵太王之绪……《诗·大雅·皇矣》篇说文王曾经伐密，《尚书·西伯戡黎》篇说西伯曾经灭黎，《尚书大传》说文王曾经伐崇……而且《康诰》说‘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取厥命’……（以下引《诗》文王受命的资料），从这些文献里，都可以证明文王已经及身称王，不必等到武王克殷之后再给他追加王号……因此，文王当时是否作过商的西伯，也是有问题的”。
我读完屈先生的文章，首先感到的是：屈先生仿佛认为西周的第一手资料，都很完整地传承了下来，而为屈先生所尽见。孔子以及战国时人和司马迁们所读到的文献，不会比屈先生多出毫分。
若是常识告诉我们，西周的第一手资料，只能传十一于千百，则对第二手的、早期的转述性的资料，必定要采取慎重处理的态度。第二点感到的是，屈先生仿佛以为周代天下统一的情形，及王——天子的地位，和秦以后的一样；商代天下统一的情形及王的地位，和周代一样，因而以后代的情形，作古代史实的判断。实际则是秦及其以后的统一，是中央集权的统一，天子是至高无上而不容稍有异图的，除非去完全打倒他。周代的统一，是在当时“中国”的范围之内，以宗法体制为骨干的地方分权的统一，王的地位，在宗法体制的中国范围之内，是“民无二王”的，在此范围之外，则楚、越称王，是无所谓的。齐桓公伐楚，并没有指责让他不应称王。到了战国初期以后，更是惟力是视。商代的统一，乃是自古以来便存在的许多独立性的氏族国家，承认一个共主的统一，王的支配权，较之西周，受到更多的限制，氏族国家中对共主的叛服无常，崔述的“古者天子有德则诸侯归之，无则去之”的话，是说对了的。先把这两点澄清了，才便于下面的讨论。
转述性史料的可信程度，与转述者的性格及讲话的动机有关系。首先我们应了解孔子是一个“好古敏以求之”、“信而好古”、“多闻阙疑”、“言忠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人，与顾颉刚的一知半解、夸夸其谈的人，在性格上是完全不同的。开始我们得追问，孔子的“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话，能不能找出其他的证明。
《左传·襄公四年》晋韩献子谓：“文王率殷之叛国以事纣。”《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卫北宫子答卫君之问中有谓：“纣囚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惧而归之。”《逸周书·程典》第十二“维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商王用宗谗，震怒无疆，诸侯不娱，逆诸文王，文王弗忍，乃作《程典》。”三说大体相合。而“合六州之众”，即是九州的三分之二。又《逸周书·太子晋》第六十四，太子晋说：“如文王，其大道仁，其小道惠，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敬人无方，服事如商。既有其众，而返（反）失其身（被囚），此之谓仁。”通行本《竹书纪年》“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二十九年释西伯，诸侯逆西伯归于程”，与《左传》纣囚文王七年之说相合。但大家说它是明人伪编的，所以不算数。
《逸周书》我曾通读过几次，从全书的文字及意味看，似乎与孔门的关系不太深，若谓《程典》及《太子晋》的话，都是因受了孔子的话影响所造出来的，似乎没有太大之可能。而襄四年韩献子的话，及三十一年北宫文子的话，则断然在孔子之前，是可以信赖的。文王若不曾“服事殷”，纣便不得而囚之。文王若不是“三分天下有其二”，即是有大部分诸侯归向文王，也不会有“诸侯皆从之囚”，所谓“皆从之囚”，只是表示皆愿从之囚，这是向纣抗议的一种方式。文王到底曾否及身称王，在当时有此可能，但《逸周书·世俘》第三十七“王烈祖自大王、大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维告殷罪”，朱右曾释谓“以列升，谓以王礼祀三王，以侯礼祀大伯、虞仲、邑考也”。据此则文王并未及身称王，《尚书·西伯戡黎》首句为“西伯既戡黎”，此乃殷或周初史臣叙述之词，是文王生时实为西伯。《孟子·离娄》篇谓：“伯夷……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是孟子所承受之传说，以文王生时为西伯。《吕氏春秋·诚廉》篇：“昔周之将兴也，有士亦处于孤竹，曰伯夷叔齐。二人谓曰，吾闻西方有偏伯焉，似将有道者，今吾奚为处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是此传说亦以文王生时为“伯”。皆与《逸周书》相合。而所谓“文王受命”者，正如传统的说法，因诸侯的归向，而周人在伐商的准备中，即宣传文王已受命。从《大诰》、《多方》及《诗经》中周初的篇什看，文王在各诸侯中有很大的声望与信用，武王伐商，周公平乱以及立教，都要凭借着文王的声望，这是不应怀疑的。但不论文王自己称王未称王，与“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不相冲突。未及身称王，也不是说文王便不会用兵征讨；及身称王，也在他死前的九年。而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可以如《程典》及北宫文子所说，乃在他被囚之前。
屈先生说商周间的关系是“时好时恶”，这是很对的。这正反映当时的所谓“天下”的结构。由春秋时代所反映的各大国对周王的关系，也是大体如此，不过商王在亡以前，手上还有一股军事力量。但屈先生引用资料，即使是同一出处而关连密切的，也只引用与自己观念相合的一部分，把与自己观念不合的（“以服事殷”）部分，便轻轻抹煞掉了。例如同是《太平御览》八十三引《竹书纪年》，但“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武乙赐地三十里，玉十毂、马八匹”，又同是《后汉书·西羌传》注引《竹书纪年》“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又《晋书·束皙传》、《北堂书钞》、《史通·疑古》篇等引《竹书纪年》“文丁杀季历”。这些材料，屈先生都一字不引。《太平御览》八十三引的“二年周人伐商”是紧承“文丁杀季历”来的，这是文王想为父报仇，而“以服事殷”则是文王对殷的和解。把王季与殷的关系，有了比较全面性的了解，则对文王与纣的关系——伐商、戡黎、以服事殷、被囚、受命为西伯等，岂不是很容易了解而加以承认吗？
现在能读古典的人太少，而对古史的探索，还只算开其端，我希望大家把自己已经得到的结论，只当作反省的基点，以便再向前开扩，而不必早视为定论。则假使因我这篇文章而能引起更多的讨论，或许可为反省的一助。在讨论时，我希望大家努力于资料的搜集、理解，以资突破既成观念，从资料的全面而深切的把握中，形成新的观念，则讨论当会更有益处。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二日夜于九龙斗室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