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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略谈《尚书》中《康诰》、《酒诰》以外的有关文献。
《大诰》是周公“以尔庶邦，于伐殷逋播臣”，即是讨伐武庚的诰辞，和其他各篇一样，先用“王若曰”，以后用“王曰”。此时周公正摄政称王，此篇之“王”皆指的是周公，两汉今古文家，皆无异说。屈先生在其大著《尚书释义》的标题下谓“本篇是否作于周公，虽不能定，而其为西周初年作品，则无疑义”；在“王若曰”下注，“王谓成王”。按《大诰》系史臣纪录周公诰命之言，不是像今人写成一篇文章在那里念，所以中间夹着两个“王曰”。屈先生之所谓“作”，不知何义。若谓不知道纪录者是何人，则凡是这一类的文献，实皆无从查考；若谓不知是何人所说，则屈先生既定“王若曰”之“王”是成王，自系成王所说。以《大诰》的“王若曰”之王为成王，第一道关卡通不过的是“义尔邦君，越尔多士、尹氏、御事，绥予曰，无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宁考图功”的这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应当是“宜乎你们大家这样的安慰我，叫我不要以忧患为劳苦（此用伪《孔传》之意），不能不完成你（乃）父亲文王（宁考）所图谋的大功”。《大诰》称“宁王”者七，“宁王”即是文王，这是没有争论的；称“宁武”者一，“宁武”即是文王、武王的合称。死了的父亲称“考”，此处的“宁考”是指死去的父亲文王言，也不应当有问题。全篇称宁王而此处称宁考，乃出于邦君、多士们向训诰者进言，所以说“你死去的父亲宁王”，这怎能扯到文王的孙子成王身上去呢？则此训诰者不是周公是谁呢？“王若曰”、“王曰”不是周公又是谁呢？
但屈先生在他的大著《尚书释义》中对此的解释是“宁考即文考，亡父也，乃金文中习见之语，此谓武王”。宁考是武王，训诰的自然是成王了。按金文有习见的文考，大概没有出现宁考。以文考为亡父的泛称，则文考下面必缀以其考的名字，以示文考某某人。例如卫鼎“卫肇乍厥文考已中中
”、献
“乍朕文考光父乙”、鲁侯熙鬲“用享
厥文考鲁公”、利鼎“用乍朕文考□白
鼎”、匡卣“用乍文考日丁宝彝”、师汤父鼎“师汤父拜稽首乍朕文考毛弔将彝”。周初仅称“文考”的，则必系文王的诸子称死去的文王。这和如以“文祖”泛称已死的祖父，则“文祖”下必缀祖父的名称，如师遽方彝“用作文且（祖）它公宝
彝”；而仅称“文祖”，则必系文王的孙子称自己的祖父文王，是同样的情形。所以《康诰》“今民将在祗遹乃文考”，《洛诰》“王命予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朕昭子刑乃单文祖德”，屈先生对此皆不能不解作文王。《逸周书·五权》周公旦曰“维在文考”；《本典》周公曰“臣闻之文考”，这都指的是文王。《大诰》称文王为宁王，则此“宁考”必系指文王。不论在文献上，或在金文上，断乎没有以“文考”或“宁考”指的是武王之例。何况《洛诰》周公向成王称“厥乃先烈考武王”，《逸周书·大戒》周公答成王之命“于敢称乃武考之言曰”，《本典》成王自称“呜呼，朕闻武考”，则成王称武王为“武考”，正如文王诸子武王、周公、康叔等称文王为文考，是完全相同的道理。《大诰》称文王为宁王，而称宁考却变成了死去的武王，这正是因个人预定的观念歪曲了史料的显例之一。听训诰者当着“王曰”的“王”而说“你应完成你死去的父亲宁王（宁考）所图谋的功烈”，则此“王”一定是文王的儿子，“王若曰”的“王”，除了周公还能找出第二人吗？
再进一步可从《大诰》的称谓上，略加研究。我发现《大诰》有两种显然不同的称谓，一种是以“予”字为主的称谓，间用“我”字、“朕”字。“予惟往求朕悠济”，“予不敢比”，
“宁王遗我大宝龟”，“予翼以于敉宁武图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曰，予得吉卜，予惟以尔庶邦，于伐殷逋播臣”，“予造天役”，“予不敢不极卒宁王图事”，“肆予大化诱我友邦君”，“予曷其不于前宁人图功攸终”，“予曷敢不于前宁人攸受休毕”，“若昔朕其逝，朕言艰日思”，“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宁王大命”，“予永念曰，若穑夫，予曷敢不终朕亩”，“予曷其极卜敢弗于往”，“肆朕诞以尔东征”。上面的“予”、“我”、“朕”，不待说，是“王若曰”的“王”的第一人称。
但另有一种称呼，是以“冲人”、“小人”为主。“洪惟我幼冲人”，“已，予惟小子”，“越予小子考”，
“越予冲人，不卬自恤”，“已，予为小子，不敢替上帝命”。这里的“冲人”、“小子”，指的是什么人呢？主张“王若曰”的“王”是成王的人，正好以此为成王的自称，以加强他们的论证。上面的“冲人”、“小子”，若是成王的自称，则是第一人称。在《尚书》中可以确认为成王所说的话，无如《洛诰》。《洛诰》中有关成王的第一称是“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称丕显德，以予小子扬文武烈”，“予冲子夙夜毖祀”，“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后”。第一人称的“冲子”、“小子”，都是“予冲子”、“予小子”，没有例外。《君奭》“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这里的第一人称也是“予小子”。再推上去，《汤誓》“非台（我）小子”，这里的第一人称也是“予（台）小子”。但《大诰》则是“洪惟我幼冲人”、“予惟小子”，在“冲人”、“小子”上面多了一个“惟”字。这种句法构造上的显然不同，有什么特别意义没有呢？《说文》十下“惟，凡思也”，意思是把“常思”、“念思”等都包括在内之思。这是“惟”字的本义。王莽摹拟《大洛》而作他的《大诰》，将“惟”字皆用作思念之意，若此，则“予惟小子”、“予惟冲人”，其意乃是“我想到小子”、“我想到冲人”，则此处的“小子”、“冲人”，不是第一人称而系第三人称。因管叔流言周公将不利于孺子，所以周公在训诰东征时，一定要提到孺子，“予惟冲人”是“我想到冲人”，“予惟小子”是“我想到小子”。至于“越我冲人”，应连同上文一气读下，“予造（遭）天役，遗大投艰于朕躬，越（以及）我冲人，不卬自恤”，这话的意思是说我和冲人都遇着这样大的困难。“越予小子考”的“越”字同样是“以及”的意思，用“越”字，正是周公把自己和成王关连在一起，以反击“公将不利于孺子”的流言，这不是很自然的吗？同时，在《多士》、《多方》的训诰中，王决不曾因自谦而自称“小子”或“冲人”，亦可证明《大诰》中的“小子”、“冲人”不是践阼称王的周公，而系周公指犹在储君之位的成王而言。至于《康诰》中的两个“汝惟小子”的“惟”应与“虽”同义。惟、虽通用，这在《经传释词》中已有说明的。
从称谓中判断周公、成王地位的变迁，可以《洛诰》作一个分水岭。《洛诰》是史臣纪录周公把政权交还成王时的情形。周公开始说“朕复子明辟”，即是说“我恢复你的明君之位”。中间述成王向周公请求“诲言”，及周公对成王的“诲言”。周公又重申“予不敢废汝命（不废成王的天命即政权），汝往（汝往即君位）敬哉，兹予其明农哉（退隐于农事）”，接着成王说“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退而即君位于宗周），命公后（册封周公之子）”，并挽留周公不要离开。把这段政权交替的情形叙完后，史臣以“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作全文的总结，是说明周公践阼称王，前后共有七年。此文的脉络分明，除宋人因被君臣大义所迷，故立曲说外，今人实无写翻案文章的必要。《洛诰》以前，成王只是储君的性质，《洛诰》时决定“复子明辟”，但尚未即位，所以周公对成王称“孺子”、称“冲子”、称“小子”，从未称其为“王”。司马迁及刘歆以《召诰》为七年返政时所作，故周公不称王，而对成王的称呼，在“今冲子嗣”以后便一直称王。《无逸》、《立政》，是周公就臣位以后教诲成王的，《无逸》则两称“嗣王”，《立政》一则曰“告嗣天子王矣”，再则曰“孺子王矣”，三则曰“咸告孺子王矣”，四则曰“今文子文孙，孺子王矣”。绝没有仅称为“孺子”之事，更不再称“冲子”、“冲人”、“小子”。这种称呼上的变更，难道说不能反映周公曾践阼称王七年后，再把王位交回给成王的事实吗？
还有，自《大诰》起，《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君奭》、《多方》、《立政》，皆盛称文王，而仅偶然一称武王，《无逸》则完全不称武王。《洛诰》周公面对着成王，一称“王命予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再称“朕昭子刑乃单文祖德”，而仅一次提及“越（及）乃光烈考武王”。这种情形，与周初之诗互证，可知武王在周公及一般人心目中，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并且可能有许多过失，不足为训。但在《洛诰》及《顾命》中的成王口中，则必“文武”并称，绝不例外，因为他是武王的儿子。这一点也可证明从《大诰》到《多方》中的“王若曰”、“王曰”，必然是周公而不是成王。
周公若未践阼称王，则鲁国何以得用天子的礼乐？而“周公在丰，病将殁，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按当作‘附离’之‘离’解，即‘比’之意）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史记·鲁周公世家》），这将作何解释？封建诸侯，是王者之事，《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周的富辰谓：“昔周公吊二叔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室。”周公未居王位，他有什么资格封建亲戚？而封建时，在“文之昭”、“武之穆”外，还有“周公之胤也”，等于把家产分作三大份，文王的后人、武王的后人，及周公的后人，各占一份，这又说明什么呢？且从来没有人注意到周公之“周”，乃周室之国号。历代曾有以其本朝的国号为封邑的吗？周公所代表的即是周，故即以周公称之，这是非常特殊的称号，不仅因为他的功勋太大，而且他曾称王七年，而又肯把王位让出来的特殊地位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