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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曾践阼称王，在先秦及两汉从无异说，但陈梦家、屈万里两先生，可以作无批判性的翻案，则惟有进而在西周有关文献的自身来求内证。首先应从《康诰》着手。因为《康诰》有“孟侯，朕其弟，小子封”的话，“封”是卫国始封者康叔的名字，他是成王的亲叔父，《康诰》中的“王若曰”、“王曰”，怎样也说不到成王身上去，所以在宋以前，把与康叔有关的《康诰》、《酒诰》、《梓材》中的“王”，说是周公，宋人则开始都说是武王。陈梦家和屈万里两先生，也说《康诰》中的“王”是武王，屈先生更说《酒诰》中的“王”是成王。让我们先把《康诰》中的“王若曰”的“王”加以决定。
《康诰》的传统说法，暂以《史记·卫世家》为代表，兹录如下：
武王已克殷纣，复以殷余民封纣子武庚禄父，比诸侯，以奉其先祀勿绝。……恐其（武庚）有贼心，乃令其（武王）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禄父……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当国。管叔、蔡叔疑周公，乃与武庚禄父作乱……周公旦以成（按此字疑系后人所加）王命，兴师伐殷，杀武庚禄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周公旦惧康叔齿少，乃申告康叔曰：（略引译《康诰》之文）。告以纣所以亡者，以淫于酒……为《梓材》示君子可法则。故谓之《康诰》、《酒诰》、《梓材》以命之。
在《史记》以前，与这有关的资料有：《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谏周襄王之以狄伐郑，有谓：“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以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室。管、蔡、成、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这可证明卫是在杀管叔，放蔡叔以后所封的。《左传·定公四年》卫子鱼在苌弘前争卫、蔡先后的地位，有谓：“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分康叔以大路、少帛……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殷虚即朝歌，即新封之卫。此可证明《康诰》乃康叔封卫时所命。这些材料，陈梦家皆已列举，并引有《史记·管蔡世家》“康叔封、冉季载皆少，（武王时）未得封”。根据这些资料，则《康诰》为周公平定三监，封康叔于卫时的训诰之辞，毫无可疑之处，而《康诰》称康叔为“弟”之王，乃周公而非武王，亦无可疑之处。屈先生对这些资料竟一字不提，陈氏提了，未加批判、未加否定，而另作结论。细读前面陈氏所录的各种资料，皆可为他的结论作反面的证明，而陈氏毫不觉察，这都是令人费解的。
他们要把《康诰》说是武王封康叔于康的训诰，首先须割掉“王若曰”前面“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周公咸勤，乃洪大诰治”的一段话。这一段话都说的是周公平定三监后，征召四方人民诸侯开始经营洛邑的情形，若认定下面的“王若曰”是周公，则可以解释为周公在经营洛邑开始之同时，封康叔于卫，以与新营的洛邑，成掎角之势。但这样一来，怎么能由周公一下子跳到武王身上去呢？于是从苏轼起，许多怀疑这是错简。但前引陈梦家所说的（六）引《汉书·艺文志》，断定这是《召诰》的错简，则在资料援引上有点不太忠实。《艺文志》是说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据此，则刘向校书时，只《酒诰》、《召诰》脱简，而所脱之简既经刘向根据中古文校出，亦当根据中古文补上。简有二十五字与二十二字之不同，按文字的顺序，应当是《酒诰》一简二十五字、《召诰》一简二十二字，乃陈氏将《酒诰》脱简及简二十二字皆略去，一似《艺文志》仅言《召诰》脱两简，而《召诰》每简为二十五字，且将《康诰》前之四十八字，说成是五十字，以求与两简共五十字的字数符合，未免牵强了一点。因此，从《康诰》中去掉这四十八字，虽无关大体，但说出一个理由来去掉，却也相当困难。
其次是康叔的“康”的问题。康叔封于卫，是平定三监以后的事，这是陈、屈两氏所没有推翻的。《康诰》是武王所命，则康叔此时受封的不能是卫而是康，这是陈、屈两氏所继承的宋人以来许多人的说法。《史记·卫世家》之《索隐》：“康，畿内国名。宋衷曰，康叔从康徙封卫。畿内之康，不知所在。”马融、王肃、伪《孔传》亦以康叔之“康”，为其始封的畿内国名。但他们并不以《康诰》为封于康国时之诰。郑康成则以康叔之“康”为谥，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坚信郑说。陈、屈两先生，不仅以康叔之“康”为康叔始封之国，且以《康诰》为康叔始封于康国时之诰。但《康诰》内“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罚蔽殷彝”、“听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等句，怎样也不能把“康”解释为周的“畿内之国”。陈氏“认为此‘康’与《酒诰》的‘妹邦’或在同一范围之内，乃是《康诰》所说的东土”。此康国既在妹邦同一范围之内，则当武王封三监于妹邦时，康国是夹在哪一个缝隙里面？在文献与地下材料中，有无康国的痕迹？陈氏在他的大文中提出了这么多的资料，但对于康国，毫无办法提出半丝半毫的证明。假定承认立论必须根据证据，则陈氏之说，只能算是空中楼阁。屈先生在他的大著《尚书释义》中谓：“传世铜器中有康侯鼎，铭文曰‘康侯丰’云云。近年浚县出土铜器，有康侯斧及罍、爵、奇形刀等，其铭皆有‘康侯’字，证知其为康叔之器无疑。以始封于康，故有康叔、康侯之称。”屈先生这段话是由陈氏之说敷衍而来，但是很难成立的。因为前引陈梦家之说的（六），他特别提到了康侯，康侯铭文明说“征令康侯图（封）于卫”，是康叔正式封于卫时仍称为“康侯”，则何能以铜器上的“康侯”两字而能断其系封于康时之器。并且当改封之际，被封者即应以新封之国为名。例如近年出土的宜侯夨，夨先封于虔为虔侯，在改封于宜时即称为宜侯，如“王令虔侯曰夨，侯于宜……宜侯夨扬王休……”，此即其显证。准此，则康侯封于卫时，即应称卫侯而不应称康侯。且与康侯有关的铜器，据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一）所述，计有近年出土的斤、戊、矛、觯、罍（以上近年出土）、乍册齿鼎（有“康侯”，铭十四字）、康侯鼎（有“康侯丰”，铭六字）、康侯鬲（有“康侯”，铭二字）。据陈梦家说“作器有先后，要皆在成王时期以内”，即是封在于卫以后之器。若如陈、屈两君之说，康叔在武王时期封于康而称康侯，为什么封于卫以后之器而仍称康侯”呢？他在成王时期封于卫，地位更为重要，为什么不称为“卫侯”而一直称“康侯”，且从来没有发现“卫侯丰”或“卫侯”的一件铜器呢？这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康叔之“康”、康侯之“康”是他的谥而不是他的封国。当时生前即有谥，如成王即是生前之谥。这样他才可以一直被称为“康叔”或“康侯”，除此以外，不可能找出其他的解释。《史记·管蔡世家》“封康叔为卫君，是为卫康叔”，这分明是以康为谥。又《史记·自序》“牧殷余民，叔封始邑”，分明说康叔封于卫，即是他始封之邑，在这以前，是因年幼未受封过的。说他先封于康国，根本是出于望文生义的虚构。说《康诰》即是武王始封他于康国时之诰，这是从第一虚构中所引出的第二虚构。这是我就铜器的情形，补足江永、皮锡瑞两氏立说之不足。至于有人怀疑康叔的儿子称“康伯”，父子不应同谥。文王谥文，周公亦谥文（周文公），以此例彼，益足证明康之为谥名而非国名。否则康叔因始封于康而称康叔、康侯，他的儿子是继承卫君，为什么也称康伯呢？蔡邕《述行赋》“悟卫康之封疆”，是蔡邕亦以康为谥。所以以康为谥之说，并非仅始于郑玄。封康叔于卫，命之以《康诰》，亦犹命晋文公为伯而有《文侯之命》，“文”是谥，“康”也是谥。
陈梦家与屈先生不同之点，在于他对材料引用得相当的完全。但他不从所引材料的本身抽出结论，却在毫无材料可凭处生出结论。例如他根据材料，承认卫都于朝歌，又认为朝歌、殷虚、商虚、沬、妹、卫、旧卫皆是一地，更认为妹即是《酒诰》“明大命于妹邦”之“妹”（见上引）。这都说对了。据陈所说，则《酒诰》的“明大命于妹邦”，等于“明大命于朝歌”、“于卫”，这分明是康叔封卫以后的事，怎么可以得出“《酒诰》、《梓材》，都以‘王曰封’开始，不是成王口气，也是武王所命”的结论？难道说康叔封于妹邦（卫）以后，武王还能从坟里起来训诰一番吗？这即是以自己的观念，歪曲、抹煞摆在眼面前的材料的显证。
屈先生倒注意到上述的问题，在他的《尚书释义》大著中说：“按妹邦为纣都所在处，乃武庚或三监所辖之地，康之封域，当不及此；《史记》及《书序》之说近是。”即承认这是“周公以成王之命诰康叔之辞”，而认为《酒诰》的“王若曰”，“其实他就是成王”。但屈先生忽视了两点：（一）《康诰》以“听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若非三监既平之后，以殷余民封康叔于卫，亦即若非封康叔于妹邦，则“以殷民世享”的话，有何着落？屈先生因《酒诰》中的“妹邦”一词而可断定《酒诰》中的王不是武王，为什么能根据“以殷民世享”的话而能断定《康诰》中的王即是武王呢？（二）屈先生似乎完全忽略了周代的宗法与封建有不可分的关系。宗法以亲亲为主，王对诸侯及命卿而言，一面是君臣关系，同时又是宗法中的亲属关系，在称呼上，多以亲属关系为依据。康叔是成王的亲叔父，成王不可能把亲属关系置之不顾而直呼其名，这可以说是对当时政治结构的大破坏，最低限度应称为“孟侯”、“康侯”、“康叔”，而不能直呼其名。成王当《洛诰》的政权交替时，称周公为“公”，决不敢称之曰“旦”或“周公旦”。《诗·鲁颂·閟宫》述成王命封伯禽时是“王曰叔父，命尔元子”，《康王之诰》称其大臣为“今予一二伯父”，《吕刑》穆王称其臣为“伯父、伯兄、仲叔、季弟”，《文侯之命》襄王称晋文公为“父”。《左传》所记，周室对同姓诸侯及命卿无不称伯父、叔父或兄弟，对异姓则称甥舅。这是没有一个例外的。所以有资格呼康叔之名的只能是康叔的哥哥周公，而决不能出于他的侄子成王之口。
综上所述，《康诰》、《酒诰》、《梓材》三篇中的“王若曰”、“王曰”，不可能是武王，不可能是成王，而只能是践阼称王的周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