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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武王及成王的年龄谈起。屈先生是以疑古辨伪见称的，但对《礼记·文王世子》，不怀疑它是出于汉初的某位儒者，伪托文王如何尽世子之道，以教导平地茁起的刘氏子弟的产物，这要算是异事。因为里面说文王为世子的情形，在先秦文献中，一点也找不出同样性质的材料，可作互证。里面谈到文王、武王的年龄，是一个近于神话性的故事：
文王谓武王曰，汝何梦矣？武王对曰，梦帝与我九龄。文王曰，汝以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国焉，君王其抚诸。文王曰，非也，古者谓年龄，齿亦龄也。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终，武王九十三而终。
西周初年，还充满了神话气氛，不能因为它是神话性质而即断其为伪。没有西周的材料与它相印证，而“君王”一词，不仅非宗法制度里子之所以称父，且此一名词，春秋中叶开始流行，专以称楚国之君，非西周及楚君以外所有，其非史实，固甚显然。此一故事之形成，可能受了《孟子·公孙丑》所说的“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的影响。《尚书·无逸》周公说“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周初“受命”一词，皆指的是受天所加于王者之命，即是由天授以王天下之命，周初文献，皆以文王为受命。姑不论文王曾否受纣命为西伯，或文王是否及身而自称王（见后），周人的意思，指的是武王所以能伐纣取商而代之的基础，是由文王所奠定，这是毫无可疑的。文王在“中身（年）”才开始奠定了取商而代之的基础，此“中身”乃在他享国五十年之内，即是他继承王季，一共当了五十年的诸侯。在当五十年诸侯的最后九年，便奠定了代商为王的基础。据《竹书纪年》，王季为纣所杀，则文王决非到了五十岁才继承诸侯之位。所以从上引周公的两句话，虽然可以推定文王的年龄是相当的高，但亦可断言从中找不出文王活了九十七、武王活了九十三岁的根据。可是“文王百年而后崩”的传说，大概是由此傅会出来的。
对武王的年龄，《路史·发挥》引《竹书纪年》是“王陟，年五十四岁”。这一条，被林春溥的《竹书纪年补证》、朱右曾的《竹书纪年存真》、王国维的《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祥雍的《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等所采用，应当算是重要的资料。尤以朱右曾所加的一段考证特别有意义：
《周书·明堂》
曰“既克纣六年而武王崩”，《管子·小问》篇曰“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作雒》曰“乃岁十有二月崩镐”，是武王以十七年冬崩也。《度邑》曰“惟天不享于殷，自发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夷羊在牧，飞鸿在野”，是言六十年前，天降妖孽以警殷，时武王犹未生也。乃汉儒言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武王尚有兄伯邑考；武王九十三而终，时成王年仅十三，而尚有母弟叔虞。文王生子何其早，武王生子何其晚（原注：孔颖达、金履祥、陈皓皆疑而辨之）？今以《竹书》推之，则文王即位十四年而生武王，时文王年六十一矣（谨按此数字系由误信文王百年而后崩之说而来）。《诗》言亲迎，明是诸侯之礼；言缵女，则太姒为继室（原注：本邹氏说），皆的然无疑者。文王崩，武王年三十七即位，五年而生成王，又七年而克殷，时年四十八。特以克殷后六年而遽崩，故《中庸》云“末受命”，末犹晚也，非老之谓也。
屈先生谈武王的年龄，对《逸周书》及《竹书纪年》的材料，一字不提，因一提便影响到他立论的基础。
关于武王死时成王的年龄问题，诚如屈先生所指的，有许多异说。但我应特别说明两点：第一点是，先秦的材料，都只说“成王幼”这类的话，而未说出他具体的岁数。《逸周书·明堂》“成王嗣，幼弱，未能践天子之位”，《艺文类聚》卷六引《尸子》“昔者武王崩，成王少”，《荀子·儒效》篇“武王崩，成王幼”，《礼记·文王世子》“成王幼，不能莅阼”等。这是因为先秦的人们，只知道成王是幼少，并不知道他确实的年岁。说成“年六岁”在“襁褓之中”、“年十五”、“年十岁”都是汉儒的说法，这些说法，可以看作一个故事在传述中的踵事增华。谈成王的年龄，遇着这些后起的歧说，应当追上去，还他一个本来的面目，而不是将这些说法略过。且《史记》之《鲁周本纪》、《管蔡世家》、《卫康叔世家》皆称“武王崩，成王少”，仅《鲁周公世家》在“成王少”的下面加一句“在襁褓之中”。“少”与在“襁褓之中”，内容并不相同。按《汉书·王莽传》平帝崩后，王莽“使有司征孝宣皇帝玄孙二十三人，差度（选择）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后，玄孙年在襁褓”。王莽托周公以篡汉，则《史记》说成王“年在襁褓”，很可能是此时加上去的。第二点，屈先生“成王即位时或者已到二十岁以上”的说法，断不能成立。过了二十岁的皇帝，而周公、召公，仍称之为“小子”、“冲子”、“冲人”，此乃必无之事。屈先生引《多方》“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认为《多方》是“成王即位不久，就曾亲自东征”，以为其立说的证据。殊不知此“五月”，《史记》以为在周公七年返政之后，《尚书大传》以为在周公摄政三年之时。如在周公七年返政之后，则不应以此时的年龄作为武王死时成王的年龄；如在周公摄政三年之时，则周公载幼主东征，亦为传说之一，不必成王年在二十以上。《诗·破斧》分明说“周公东征，四国是皇”。最低限度，武王死后三年的东征，是周公而不是成王，这是不容易翻案的。所以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对《多方》的时间，宁采用《史记》之说，并谓：“奄凡三见伐，武王诛纣伐奄，是其一；周公克殷践奄，是其一；成王亲政奄复叛，而成王践奄，是其一。”屈先生不能以未经批判的多歧之说，作推论成王年龄的依据。这里顺便要指出一点，史臣对周公的称呼有二，一是事后追述的称呼，此种称呼，以周公返政后一直到死时的身份为准，而称之曰“周公”；一是当事时的称呼，以说话时的身份为准，而称之为“王若曰”、“王曰”、“周公曰”。《多方》的“周公曰，王若曰”，上是事后的称呼，下是当事时的称呼。上面若不用一个“周公曰”而径用“王若曰”，则顺上文的“王来自奄，至于宗周”，会使人以为下面的话是成王说的；若仅用“周公曰”而下面不加上一个“王若曰”，则周公此时系以王的身份讲话的事实不明。“王若曰”者，乃史臣纪录时记明“王如此说”，以见训辞是周公的口述，史官所记，而不是周公的手稿。在“王若曰”的后面又用“王曰”，可见“王若曰”即等于“王曰”，此不仅《多方》一篇是如此，我不了解屈先生为什么把事后的称呼，与当事时的称呼，混同起来？《史记·高祖本纪》中称“沛公”、“汉王”、“上”、“陛下”，皆是当事时的称呼，称他为“高祖”是事后的称呼。这是一种常例。
若《逸周书》上有关周公的材料大体可信，则当时的情况应当是这样的：武王伐商的大业，在军事上太公望的勋劳最大，在政治上周公的功劳最大。《柔武》、《大开》，皆武王向周公请益之言，而《小开》、《酆谋》乃武王与周公商定伐商的大计。《寤儆》，则周公励武王敬命明德，以稳定武王在伐商前的惊疑心理。《克殷》“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王”。《文物》一九七二年第五期《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一文中，称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在益都苏埠屯发掘了两座大型商代墓，一墓中发现大小铜钺各一；一九六五年《考古》第六期有《说王》一文，谓“王”字起源于钺，而大型铜钺“是用作王权的象征”。按大型的黄钺，一称大钺，一称黄钺，《世俘》篇四称王“秉黄钺”，则《说王》一文的说法为可信。而周公当时已可以代替武王持大钺的地位。《大聚》周公告武王以文王治国之道，《度邑》则武王懔于商之所以亡，而有意将王位传给周公。“于兹乃今，我兄弟相后。我筮龟其何所，即今用建庶建”，这几句话只能作如此解释。《武儆》“诏周公旦立后嗣，属小子诵文及宝典”，这几句话的文字不能完全解释清楚，大意应当是周公不肯继承王位后，武王乃正式立长子诵为太子，并以托付周公。武王克殷六年后便死了，周公秉承武王遗命，应立太子诵为王。但因成王年幼，天下未定，周公暂居王位执政，成王仍居于“储君”的地位，《金縢》“公将不利于孺子”的话，可作两种解释：（一）指的是周公将谋害成王，（二）指的是周公将终身当王，不再让出来。观周公还政，成王正式即位以后，周公对之皆称“孺子王”，而非仅称“孺子”，可知凡仅称“孺子”，即可证明成王此时并未即王位（见后）。武王死时成王的年龄，除“少”、“幼小”、“幼弱”等概括之辞外，不能确定。在各种推测外，由王肃的“年十三”到王充的“年十五”近是，因通行本《竹书纪年》“秋，王加元服”，与《大戴记·公符（冠）》第七十九“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之说相符，前引朱右曾的推论可纳入于此一范围内。周公即位称王后的第七年，成王年在二十左右，所以返政于成王，而仍称之为“孺子王”。屈先生相信文王在生时已自称王，并承认厉王之后，“共伯和干王位”，曾即王位十四年，是史实，则先秦所传的周公因成王年幼而自己践阼称王，以平定天下，乃极寻常的事。我们今日没有宋人“三纲”的成见，似乎不必为翻新而又不知不觉地堕入到他们的泥沼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