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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曾否践阼称王，在两汉及其以前的相关资料中，都是肯定的。对《尚书》有关文献中的“王”是否是周公，今古文学家，也是肯定的。至王肃及可能是王肃伪造的《孔传》，开始提出异说，六朝、隋唐的经学，肯定与否定在交织状态之中。到了宋代，则一反先秦及汉人遗说，彻底否定，周公曾践阼称王，对《尚书》有关文献中的“王”，都不承认是周公。清代乾嘉学派，因系标举“汉学”，故对此问题，有的又恢复了两汉的遗说，有的虽标汉学，甚至标举是今文学派，但在此一问题上，却陷入宋人的藩篱。现时陈梦家及屈万里两先生，又重新走上宋人的老路。
先秦及西汉经学家，何以都承认周公曾践阼称王的说法呢？因为当时君臣的关系是相对性的，且有强烈的“天下为公”的要求，所以在他们的观念中，周公曾践阼称王，是一个寻常的事情，并且也是应当的事情。自班固父子以后，“家天下”的观念已得到一般的承认，然经学传统未绝，故尚未摒弃西汉经师遗说。王肃好与郑玄立异，而其政治背景为反对曹爽、接近司马氏，其异说或由此而来。君臣关系，至宋儒而绝对化。宋代诸儒，除程明道、陆象山这一系统外，把君臣之分当作天经地义的不可逾越。周公践阼称王，与他们的观念绝不相容，所以一反先秦两汉遗说，而断言周公无称王之事，对《尚书》中有关文献的“王”，其无法解释到成王身上的，便只好说是武王。如《朱子语类》卷七十九：《康诰》三篇，此是武王书无疑。其中明明说“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岂有周公方以成王之命命康叔，而遽述己意而告之乎？决不解如此。五峰、吴才老皆说是武王书……
“《康诰》、《酒诰》是武王命康叔之词，非成王也”，朱子的学生蔡忱，秉承朱子遗志为《书集传》，当然一守朱子的观点。清人一面标举汉学，但君臣大义，更深锢于人心，觉得周公而以人臣称王，“其将何以为圣乎”。所以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不能了解汉代经师的。到清代晚年，对君臣关系的观念渐变，所以晚期汉学家反而多能接上两汉，尤其是西汉的师承。陈梦家、屈万里两先生，则以宋人之说，合于他们求新疑古的要求，只好走上宋人的老路。基本资料相同，因观念的演变而不知不觉地在解释上发生演变。
我曾看到陈梦家早年出的有关《尚书》的小册子，正是疑古派的进一步的发挥，此书一时找不到〔补记：后来我买到，是《尚书通论》〕，也不一定值得批评。这些年来，他在甲骨文和金文方面下了不少工夫，渐趋平实细密。但对周公是否曾称王的问题，没有改变态度。兹先将其《西周铜器断代》（一）中的有关论点抄录如下：
（一）《作雒》篇（《逸周书》）述代三监后，“俾康叔宇于殷”，而康侯曰“王朿伐商邑，征令康侯图于卫”，是殷即卫……卫国之称，当始于康叔之时（按《世俘》篇中已出现卫国之名，故康叔封于卫，仍沿故国之称）。
（二）据上所述，则周武王灭纣以后，分殷国为三，即鄘、邶、殷。及武庚与管、蔡叛周，成王、周公讨之，于是邶入于燕，鄘封微子开为宋，殷封康叔封为卫……
（三）“《诗》的‘东方’，也指齐、鲁”，“由此可知卫、洛师、商奄、薄姑、淮夷等地，都属于东土”。
（四）武王灭殷以后的封土，据《周本纪》所述，有两类是褒封，一类是封功臣谋士，“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但武王所封同姓应不止此，《管蔡世家》述武王同母弟十人，除伯邑考早卒，康叔封、冉季载尚幼外，所封者为管、蔡、鲁、曹、成、霍六人。
（五）《康诰》曰“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与此器（天亡
）武王之称其父为“丕显考文王”相同，此足证《康诰》为武王诰其弟康叔之父（疑当作“文”）。
（六）“康侯
‘王朿（刺）伐商邑，征令康侯图于卫……’”，“周初攻伐商邑有先后两次，先是武王伐纣，后是成王伐武庚。但此次刺伐商邑之王，必须是成王，因封康叔于卫，在成伐武庚之后，诸书记载相同。《左传·定公四年》‘分康叔以……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逸周书·作雒》‘殷大震溃，俾康叔宅于殷’，《史记·卫世家》‘以武庚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商虚’，凡此殷、殷虚、商虚，皆指一地，即文‘征康侯于卫’之‘卫’。卫所都之地，诸书皆认为是朝歌……朝歌、殷虚、商虚、沫、妹、卫、旧卫，都是一地。而‘妹’者即《酒诰》‘明大命于妹邦’……之‘妹’”，“此康侯图当是康侯封……西周金文称康侯、康侯丰，《尚书·康诰》、《酒诰》称封，《史记》称康叔封，《左传·定公四年》称康叔，《易·晋卦》有康侯。康是封卫以前的封地，《卫世家》索隐云‘康，畿内国名’”，“《左传·定公四年》记成王封康叔以殷虚而‘命以《康诰》’，今所传《尚书》中的《康诰》、《酒诰》、《梓材》三篇，都是命封的，《书序》以为成王所作，都有问题。《康诰》开首（按指‘王若曰’以前四十八字）有一段记事，与《康诰》本文恐无关系，乃《召诰》错简。《汉书·艺文志》说‘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脱《召诰》二简，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康诰》开首五十字，本是两简，当是三家今文，据中古文体应属于《召诰》。如此说，则《康诰》或是武王将康的诰命，故曰‘孟侯，朕其弟，小于封’。《酒诰》和《梓材》都以‘王曰封’开始，不是成王口气，也不是武王所命。这个推测若可成立的话，那么，封于武王时食邑于康，而此‘康’与《酒诰》的‘妹邦’或在同一范围之内，乃是所说的‘东土”’。
屈先生的观点，可能是受了陈梦家的影响。他在《西周史事概述》大文“三、西周诸王”的一节中说：
武王克殷之后不多年便死去了，他的太子诵继承了王位，就是成王。贾谊《新书》（《修政语下》）说成王年六岁即位，《淮南子·要略》篇、《史记·鲁周公世家》和《蒙恬列传》、《后汉书·桓郁传》，都说成王即位时还在襁褓之中……郑玄注《尚书·金縢》篇，说成王年十岁即位，《尚书》伪《孔传》说武王崩时成王年十二。这些传说和关于武王年寿的传说，是互相冲突的。因为《礼记·文王世子》篇说武王崩时年九十三，这话如果可信，则武王生成王时候，至少是八十一岁，迟则到了九十岁以上。这就人们的生理来说，都是不合理的。但成王即位时比较年幼，当是事实……不过成王即位不久，就曾亲自东征，足证他的年龄也不会太小。从这些资料来推证，成王即位时，或者已到二十岁以上。
由于成王年幼，而有周公摄政权作天子之说（以下引《尸子》、《韩非子》、《荀子》有关周公权作天子的说法，从略）。这一说法，到汉代更为流行。后世学者，虽有不少人提出反对的意见，但直到现在，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还以为是正确的史实。
由于先秦有周公摄政称王的传说，于是汉以后人就把《尚书·大诰》篇“王若曰”的“王”，以为是周公，其实他是武王。……后人习而不察，以为周公称王，既然有明文，自然是史实。……而不知乃是经生解释之误。可是由于这一观念中于人心，以致有些人持反对意见，如王肃、林之奇、焦循、刘逢禄、宋翔凤、魏源等，但能够注意而且理解这些议论的人并不多。
崔述的《丰镐考信录》说武王崩时，“周公盖以冢宰摄政”，从《尚书·周诰》诸篇所记述的史实看来，这说法是可信的。譬如在《尚书》的《雒诰》里，周公称成王曰“王”，成王称周公则曰“公”；在《多方》里，有“周公曰”、“王若曰”的句子。这些资料都产生于所谓周公摄政称王的时代，然而他们所显示的，都是周公称公，成王称王。从这些证据看来，叶梦得和崔述的说法是符合史实的。
屈先生大文所采用先秦的资料，虽没有陈梦家列举得完备，但范围也相当广泛，如《左传》、《国语》、《逸周书》、《竹书纪年》等，大抵都用到了。但屈先生治学最大的特点是“择观念而固执”。择定一个观念，固执起来，合于自己观念的资料便用，不合于自己观念的多弃置，都没有批判性的解释。先举一个例子吧，他相信《逸周书·世俘》篇说武王伐纣时“憝国九十有九国，馘磨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
因为这一资料与他喜欢新奇的观念相合。
但《逸周书·明堂解》第五十五“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纣，夷定天下，既克纣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践天子之位。周公摄政君天下弭乱，六年而天下大治……七年致政于成王”的材料，则一字不提。我曾把此处所谓“明堂”的内容，和《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及汉初几个有关明堂的说法，作过比较，发现这里之所谓“明堂”，确是太庙的别称，大体上犹系周初的旧典；
而“七年致政于成王”，与《洛诰》“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的记载正合。但因与屈先生的求新的观念不合，便一字不提。陈梦家倒没有这种情形。以下试逐一加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