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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一千一百年左右，
周武王灭殷六年后死去，其弟周公旦，曾否践阼称王七年，然后再把政权交还给武王的元子的问题，不仅关系于周初几篇重要文献的解释，并且关系于“通古今之变”的我国古代史自身演变情形的了解。更重要的是，我们可由此对“史学”自身作一深切的反省。
史学，极简单地说，是由资料及对资料的解释，和由解释所作的“复原性”的编排所构成的。在这一过程中，都离不开史学工作者或隐或显之若干观念，即是一个人衡量事物的看法，或者可称为“尺度”，所发生的重大作用。从理论上说，史学工作者对历史的观念，应当是由资料中抽聚而得。此即是一般所谓很客观的态度或观念。但事实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对资料的追求、发现，必受有某种观念的诱导，与观念无关的资料，经常是视而不见的。尤其是对资料的解释，常要凭藉相关的观念作分析与综合的钥匙。任何观念都没有的人，也就是对摆在面前的资料完全不能作解释的人。观念，实际是由经验的长期积累而来。经验的扩充，不仅有赖于闻见的广博，尤关系于一个人的反省能力，有反省能力的人，可以不断由新资料修正自己原有的观念与解释，此时是凭原有观念来追求资料、解释资料，同时也即凭新资料突破原有观念，形成切合资料的新观念，资料与观念，是相缘而互相增进的。没有这种反省能力的人，便只能以资料增益他原有的观念，凡与他原有观念不合的，只有出于被删除或歪曲之一途。不过，观念是由经验而来。突破由个人经验而来的观念轻易，突破由时代经验而来的观念，亦即是突破笼照一个时代的观念，便万分困难。这样便影响到相关资料的解释及由解释所作的对历史的把握。
治我国古代史，有两大困难：第一，从资料上说，把文献和地下的资料总加起来，对当时实际的情况而言，依然只能算是只鳞片爪，而文献资料，有许多是经过长期口传以后，再由一人或数人，在不完全相同的时地中偶然记录下来的，在口传中的增益，及记录者个人与时代的影响，常混在一个故事之中，真伪先后，杂糅在一起，对此而采取真则全真、伪则全伪的态度，尤其是采取后者的态度，便无古史可言，其结果，只有像顾颉刚一样，从字形上断定禹是一条虫，日本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的，还有不少人走这一条路。至于文字训诂上的困难，是更不待说的。
第二，历史的演变，常常走的是曲折的路。尤其人身的智慧与行为，常不能以简化的进化观念来加以推论。假定对于自己所生存的“现代”把握得并不完全，对于现代事物关连的合理性把握得非常有限，但却以此为基点，倒推上去，认为站在进化的立场，有些事情在古代是不应出现的，同时，有些事情又觉得在现在是不合理，所以在古代便不应当存在的，这便不能通古今之变。
上面的两个观点，不是完全没有用处，但也常易冒着很大的危险。
上述的困难，在近代学术已经很发达的国家，正在逐步地克服。而我们近三百年来，学术上局部的前进，远抵消不了全局的沉滞甚或后退，在史学上更是如此。上述两大困难，促成我国疑古派的出现。疑古派的意义，是可以引起对传统史学的反省，由此反省而引起新的努力。但因导引他们的观念，首先认定中国历史，不会像传统说法这样长久，因而古代史多出于后人虚构，他们的责任，便在揭穿这些虚构，重新建立真实的古代史。加以作为他们个人追求的出发点的是在标新中取得个人的声名，而不是在落实中尽到个人的责任。他们始终浮在资料的表面，以浅薄之知，发而为鲁莽灭裂的论断，把史学导向混乱、虚无的境地，乃是必然的现象。假定没有近几十年来，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在考古方面的重大发现，则西周及其以前的历史，会完全看作后人虚构的神话，而由西周共和所开始的历史，也要被破弃几分之几。
想从历史的虚无主义中脱出，以重新构成中国古代史的，则有以郭沬若为代表的“模仿史学”。所谓模仿史学，是模仿马克思、恩格思所说的西方历史发展的阶段，把中国历史，生硬地套上去，以符合马、恩心目中的历史发展的法则。马、恩提出“生产力”，及生产关系中的阶级斗争，以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铁则”，在对历史的解释上，不应完全否定他的意义。但是，马、恩不是史学家；对东方的历史，更是一无所知；他们所说“亚细亚生产方式”，只能表明他们以极概略的方法，把东方历史的发展，与西方的历史发展，检别出来，这是他们治学态度的谨慎。他们对西方一百年来的史学，不是完全没有影响；但只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面的。是间接的，而很少是直接的。除了制式著作之外，硬要把中国的历史，套到他们的简单架子上去，不仅在学术上是傅会，在政治上也看不出有何必要。模仿是人类遇到新鲜事物，而想加以学习时所必经的阶段。由模仿阶段以进入到独立研究，不是没有可能。但中共正在强调以观念控制资料的时代，要从模仿史学中脱出，恐怕更为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