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最后，屈先生引用“实事求是，莫作调人”的两句话，以表明他的治学的态度。在我看，“实事求是”这一句话，是好的。“莫作调人”这句话，原来的意思，大概是不要把世俗的人情世故夹入到学问的辩论中去。若是这种意思，则这句话，对我国今日的知识分子，常常把人情夹到学问的是非中去的情形而言，也有若干意义的。但这句话在实际上，被许多人利用作为“固执已非”的壮胆剂，并作为应用一剖两开的二分法的辩护人，却常发生很坏的影响……若把屈先生所引的两句话改为“实事求是，多多反省”，是否对肯用心做学问的人，更有点帮助呢？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经验：即是自己在某一时期，觉得是从“实事”上求得了“是”，假定随时日之经过而学问有了进步，或有了新材料的发现，便会不一定再觉其为“是”的。在此情形之下，有反省力的人，便由对自己过去的某些结论的否定而前进了，固执己见而自矜为“莫作调人”的人，便常花费宝贵的岁月，为自己过去的错误做辩护的工作，这是非常可惜的。……
有反省力的人，便能在探索中，不断改正自己在方法上与结论上的错误，并能吸收新材料、新观点；没有反省力的人，他的心灵，经常在闭锁状态之中，任何方法，对于他都是无效的。因为就文中研究这方面来讲，一个人能知道如何找材料，并且能执笔为文，则对于某一专门性的问题，在一般人面前总会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一般人并不会进一步去深求其故。尤其是这几十年来的风气，大家喜欢在冷僻的题目中讨巧。我亲自经历过有种自命为某种专家的人，稍事清检他的底蕴，便发现他连对于文献上极寻常的文句，都作常识之外的解释，并有意改造文献，以求达到作伪的目的。以屈先生的精勤周到，迈越时流，对这种情形，当然也会同样的厌恶。但我之所以特别强调反省的重要，第一，是觉得一个人对材料的掌握，不易完全；第二，是对材料的解释、批评更非易事。所以每一个对学问有诚意的人，在未死以前，都应当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把“探索”和“反省”永远连结在一起。
关于材料的掌握不易完全，例如拙文以《洪范》为在先秦古典中，是独一无二的以数字条列为叙述方式的文献，经屈先生的指正，我能不接受吗？提到铁的问题，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拒绝新的材料？又如屈先生很相信商代盘庚迁殷后始称为“殷”，并以此为衡断年代的标准（按此说似为傅斯年氏所常用）。然《竹书纪年》帝芒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帝泄十二年，“殷侯子哀，宾于有易，杀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河北之师伐有易，杀其君绵臣”。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卷上引《山海经·大荒东经》注：“殷王子哀，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故殷上甲微假师于河北，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的一段话，两相对勘，则《竹书纪年》对此事之记载为可信。《国语·鲁语》谓：“上甲微，能帅契者也，殷人报焉。”综合上述材料，则在殷之先王先公中，已从商丘迁殷，商侯改称“殷侯”或“殷王”，其后始还于商丘。而迁殷以后之殷侯上甲微，实复兴其统，故殷人报焉（据沈约注）。则冯景谓“盖自契始封商也，故曰‘降而生商’。上甲微已迁殷也，故曰，宅殷土芒芒……”（详见《皇清经解》二百零六冯明经《解舂集》疏证第六十之五），即冯氏之意，商人称殷，有指上甲微之殷而言的，有指盘庚迁殷以后而言的。雷学淇谓：“殷商者汤之先代所居国名，既有天下，因以为号，故《诗》曰殷商之旅，又曰咨汝殷商。”（见雷著《竹书纪年义证》卷之十一）参照这些说法，则屈先生的意见，似乎值得反省吧。
关于材料的批评、解释，尤非易事。要进入到材料里面去批评、解释它，要把材料安放在它的历史、时代背景中去批评解释它。我读屈先生原文后，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以《甘誓》、《洪范》的问题为例，屈先生似乎和许多人一样，是在与材料保持相当距离的情况下去批评它、解释它。这由拙文可以覆按。兹试另外举一二例。屈先生以为《商书·盘庚》“决非盘庚时之作品，以为作于小辛时者，实亦未的。盖盘庚之名，乃其后人所命，而非在世时之称。本篇既数言盘庚，知其非当时之作也”（见屈先生著《尚书释义》）。按《商书·盘庚》实由两部分所组成，一部分是史臣所加的序录，有如《书序》；另一部分是盘庚本人说话的纪录，二者界线分明，不易淆乱。盘庚本人说话的纪录，和史臣加在前面的序录，在时间上可以是同时的，也可以序录较纪录为后，而以序录较后于纪录之情况为多。原书凡是称“盘庚”的，都是属于序录的文字，屈先生为什么可以无条件地把两部分的时间，混同在一起呢？至于其中的一个“殷”字，参阅上面所说到的“殷”字，大概解释得更顺适一点吧。
又如《诗经》的《商颂》，《国语》的《鲁语》及《诗序》，皆以为系经过校录的《商颂》，《韩诗》及《史记》则谓系正考父所作以美宋襄公的。马瑞辰已明指出正考父在宋襄公之前甚远，则《韩诗》、《史记》之说，应无由成立。但屈先生却主张“《殷武》之篇，为美宋襄公无疑，但非正考父所作。余篇疑亦宋襄公时所作……其人（宋襄公）其事，正与鲁僖公相似也（按《鲁颂》系美鲁僖公之诗）……在在可以证知其非作于商代而作于宋国也”（见屈先生著《诗经释义》）。按屈先生此说，亦系受傅斯年的影响。但夷考其实，则《鲁颂》称“鲁侯”者七，称“鲁公”者一，称“鲁邦”者二。其叙述虽亦近浮夸，但决无一语与王者的气派相混。但屈先生认定是作于“宋国”的商颂，不仅未称“宋颂”，不仅未出现过一次“宋公”，甚至连一个“宋”字都没有，而且五首皆是“王者”的口气，连屈先生认为“美宋襄公无疑”的《殷武》，也不在例外，这岂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不错，《殷武》中提到了伐荆楚的事，但宋襄公与楚一战，大败亏输，而他的臣下在《殷武》篇中居然还要说“商邑翼翼，四方之极”的大话，依然以王者自居，那未免太难乎为情了吧。《太平御览》八十三引《竹书纪年》汤九征，《孟子》言汤十一征。今《竹书纪年》有汤“征荆，荆降”之记载，《越绝书·吴芮传》记有汤献牛荆伯而荆伯委其诚心之事，则《殷武》中提到伐荆的事，岂不可与古史残缺之余，互相依证吗？屈先生将《商颂》与《鲁颂》相提并论，恐怕不曾将两颂的内容作过比较。
又如在屈先生原文中，以《牧誓》中之“夫子”一词，引崔东壁《洙泗考信录》之说，证明其为战国时人作，似最为有力。即崔谓“凡夫子云者，称甲于乙之辞也，《春秋传》皆然，未有称甲而曰夫子者。至孟子时，始称甲于甲而亦曰夫子，孔子时无是称也”……崔上面的话是可信的。而《牧誓》中的“夫子”，却是“称甲于甲”，这是战国时代的称呼，所以《牧誓》是战国时代的作品。这一说法，初看很站得住，但试再加反省，从春秋时一直到战国，凡称“夫子”的，不论称甲于乙，或称甲于甲，都是单人称，而《牧誓》中的“夫子”，则是多数称。所以《孔传》说“夫子谓将士”，因此，《牧誓》中的“夫子”，与春秋、战国时的一般用法，并不相同。要由《牧誓》中的“夫子”一词，以证明其成篇于战国，只有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证明战国时也有以“夫子”作多数称的，李玄伯的《夫子与子》的大文，我没有看到，在崔、屈的文章中，似还未提出这种证明。另一种解释是认为战国时作《牧誓》的人，才穷力绌，想不出旁的可以作多数称的名词来，只好用着不合格的“夫子”一词来凑数。此一解释，似乎也不很合理。再加以如后面所说的，从产生此一作品的时代背景，及思想动机的问题，稍加分析，则屈先生之说，恐不易成立。我们经过上述的反省，似乎不妨另辟一条探索的途径。假使我们从“夫子”一词，再追索上去，许氏《说文》：“夫，丈夫也，从大一，一以象无（从段《注》，俗作‘簪’）。周制八寸为尺；十尺为丈，人长八尺，故曰丈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后簪，故“夫”乃成年男子之总称。从军者皆成年之男子，故军士亦称“夫”，《诗·兔罝》之“赳赳武夫”、《杕杜》之“征夫遑止”、《车攻》之“射夫既同”等皆是。而《左传·哀公元年》“夫屯昼夜九日”，注：“（夫）犹兵也。”由上可知“夫”原以一字成义，且系成年男子多数之称。又《白虎通》“号子者，丈夫之通称也”，是“夫”与“子”之引申义，原无大分别。叠义同之二字以为一词，此殆为我国用字发展之通例，故“夫子”一词，乃叠意义相同之“夫”与“子”二字以成一名词，其原义应与“夫”之原义及“子”之引申义相去不远，即是原系指一般多数之成年男子而言，至春秋时代演变而为“称甲于乙”，至孟子时代，始演变而为“称甲于甲”，皆成为单称，此亦犹“我”字在甲骨文中原系多数称（据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之说），尔后逐渐演变而为单人称。故《史记·周本纪》引《太誓》（今逸），亦有“勉哉夫子”之言，正与《牧誓》的“勗哉夫子”，为同时期文献用字的互相应证。但屈先生又说，《史记》所引的《太誓》也是战国中期以后的产品，那让我再引一个显证吧，《易经》的卦辞、爻辞，应当是周初的东西，最低限度，没有人能说它是春秋、战国时的产品吧。《恒卦》六五的爻辞是“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这里的“妇人”；当然是指一般的妇人，这里的“夫子”，也当然是指一般的成年男子，既无所谓“称甲于乙”，更无所谓“称甲于甲”，与逸《太誓》及《牧誓》之“夫子”，其意义完全相合，与春秋、战国时代之用法，完全不合。则是否因《牧誓》中所用的“夫子”一词的性质，而正可证明其为周初的文献呢？
至于说《牧誓》的文字很平易，则《史记·周本纪》所引逸《太誓》之辞，亦远较五诰之辞为平易。今人好以文字平易与否作衡断典籍时代的标准，《论语》成篇不会早于《墨子》，《孟子》也不会早于《庄子》，但《论语》和《孟子》的文字，都较《墨》、《庄》为平易，而《庄子》的《逍遥游》及《齐物论》，都较《人间世》诸篇为平易。所以文字平易与否的因素，不是简单可以决定的。关于《牧誓》的文字平易的问题，我试提出两种假定：
第一，如朱元晦之说，则五诰乃史臣所记的当面教告之辞，有如今日的口语文学，而《太誓》、《牧誓》乃对大军所作的誓师之辞，事先把文章作好了，再当大众前面念出的，其所用的多是“雅言”，因而后人觉得好懂些。
第二，我再假定，屈先生也承认战国时的诸子百家，没有作伪的必要。但他们并非史官，即使他们有心述古，亦必有其述古的时代背景与思想动机；或借古可以发挥，乃至伸张自己的思想；或由古而可以反映出当时的问题，似乎找不出无背景及动机的述古之辞。《牧誓》最强调的是纣的“惟妇言是听”，这在战国时代，找不出这种背景，在诸子百家中，恐怕也找不出在政治上这样的反对妇人的强烈动机，它只与逸《太誓》的“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相合，这说明《史记·殷本纪》所述的纣受了妲己的大影响，是历史的事实。在古代历史中，第一个因女人亡国，而又有比较明确记载的是商纣，第二个则是周幽王，所以褒姒常与妲己并称。当周室遇着褒姒的女祸，而西周将覆灭之时，周人多奔走呼号地想加以挽救。《诗·大雅·瞻卬》，《诗序》以为是“凡伯刺幽王大坏也”，其中的“哲妇倾城”、“懿（笺：有所痛伤之声）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这都是对当时女祸的呼号。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谓“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若史公之言为可信，则当时有人“美《关雎》之识微”（《后汉书·冯衍传》），找出历史中有德的女人的例子，想对幽王从正面加以挽救，因而作出了《关雎》。准以此推，可能是幽王时候的史官，为了要幽王以纣为鉴戒，因而将《太誓》、《牧誓》中所反映出的纣因女人而亡国的情形，重新修润一番，希望引起幽王的注意，经过这一番整理，所以其文字便较为平易，但其底子却仍是周初之旧。这比把它无缘无故地拉到战国中期以后是否更合理一点呢？
我上面说得这样枝蔓，是在指出即在初看时，好像极为有力的证据中，也可能受不起反省的考验，而想使大家了解，“古未易明”，传统的说法，尽可以推翻，但决不是能“以轻心掉之”的。因此，我再就屈先生的话而强调治学的态度与方法，应当是“实事求是，多作反省”。
本文写成寄港后，于孙今生先生处看到《大陆杂志》所出之《庆祝朱家骅先生七十岁论文集》，内有屈先生的《〈尚书·甘誓〉篇著成的时代》一文，仔细读过一遍后，觉得拙文不需要再改一句，也不需要再添一句。他在学问上假定受到了限制，主要是从方法与态度上来的，这对今日的文史界，将从何说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