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屈先生说到我对他的说法，“也颇有误会的地方”。一是牵涉《左传》的问题，据屈先生的说明，则我们的态度，实大致相同，则都以《左传》所记的是史实。我之所以觉得“由屈先生的说法，似乎《左传》中的故事，都是作书的人一手想像出来的”，是因为屈先生的原文，承认了文公五年、襄公三年、成公三年都曾引用到《洪范》。若这些引用《洪范》作论据的是历史的事实，则“《洪范》在春秋的前朝已经流行，何能说它著于战国的初年”？而屈先生正是以《洪范》是成书于战国初年的。屈先生在答文中，举出两个理由，坚持《洪范》成于战国初年的说法。这对于史料的判定，是很有关系的，所以我顺便提出来讨论一下。屈先生第一是认为“《左传》的作者在作《左传》的时候，虽然是根据着古代史料，但……记述古人的话语，为了使那些话语说得更圆满些，常有由作者加枝添叶的地方”。屈先生的意思，《左传》中引《洪范》的话，都是作《左传》的人“加枝添叶”添进去的，所以《左传》是成于“战国前期”，而“《洪范》约当战国初年”，二者并不矛盾。第二，屈先生为支持自己的这一说法，认为《左传》中三次引《洪范》，皆称为“商书”，与现在《尚书》里称为“周书”不合，“何以宁嬴（文五年）或人（成六年）和君子（襄三年）所见的《尚书》，都是这一个同样的异本”？屈先生由此一问，而认为“他们所引的《洪范》，究竟是真的出于他们自己之口，抑是‘君子’（按即《左传》的作者）流在他们口里的？实在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屈先生虽然很谦虚地说“值得讨论”，但实际认为是由《左传》的作者“流在他们口里的”，否则与屈先生所论定的《洪范》成书的年代不合。不过，屈先生补充的两点说明，似不能解答此一问题。首先，著史者叙述他人之言语，而加以润色，乃至加枝添叶，这是常有的情形。但在情理上，恐怕多只限于口气的调整、词藻的润色。至于叙述他人的语言，而为其引经据典，大概有些不近情理吧。尤其是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宁嬴，及对晋栾武子讲话的“或人”，去引经据典，未免太精力过剩吧。况且《左传》中的“君子曰”，有不少是引经据典的，即如襄三年的引《洪范》，即是出于“君子”。然则《左传》的作者，即有引经据典以发挥自己意见的自由与惯例，为什么把另外两处引用《洪范》的话，不自己顶上，而偏偏要加到旁人身上去呢？
其次，屈先生以为只有“君子曰”所看到的“异本”，才把《洪范》称为“商书”。意思是说在当时流行的《尚书》中，则皆把《洪范》称为“周书”。所以《左传》其他两处引《洪范》之称为“商书”，当然也是出于同一异本的系统，即是认为只有同出于“君子曰”的系统，才会称之为“商书”。亦即是只有作《左传》的“君子”，才会把它称为“商书”。按全祖望《经史问答》：“问：《左传》引《洪范》为‘商书’何也？答：是盖殷之遗民所称，而后人因之者。盖曰，惟十有三祀，则虽以为‘商书’可也。”孔颖达《尚书正义》：“商曰祀，周曰年……故解之（《孔传》解），箕子称祀，不忘本也。此篇箕子所作，箕子商人，故记传引此篇者，皆云‘商书’。”按许慎《说文解字》中，五引《洪范》，而皆称之为“商书”（见王鸣盛《蛾术编》“许氏引师说，尊之如经”条下鹤寿按语），则《正义》之说为可信。然则何以现在的《尚书》，称为“周书”呢？日人竹添光鸿《左氏会笺》：“笺曰，成六年、襄三年皆引《洪范》为商书，以箕子所传故也。杜云，今谓之周书，则今文《尚书》既作周书，盖伏生以其（按指箕子）为武王所说，改为周书耳。”屈先生谓古文《尚书》亦称之为周书，我不知道屈先生此语的根据〔补记：按今日所传的今文《尚书》，实系孔安国“以今文读之”的古文《尚书》，今文《尚书》亡于魏晋之际〕。而竹添氏的说法，实系孔颖达的说法所应当有的补充。极普通的解释是：明末清初的某些人物，如顾亭林、黄梨洲等，有的人把他们列入明代，也有的人把他们列入清代。因此，把《洪范》称“商书”，实无所谓“异本”。因而屈先生的推论，失掉了作为推论的前提。且即如屈先生所说，《洪范》在《左传》作者时，已有异本，则其成立当已非一日。屈先生对于《洪范》成篇年代，在原文中最具体的说法是“本篇如不成于子思之手，则当成于子思之徒”，而《左传》则屈先生认为成书于战国前期〔补记：应为战国初年〕，姑不追问子思或子思之徒，以何因缘而忽速出此书（此说之绝对不能成立，在拙文中已有批评），即使退一万步而承认屈先生的说法，则《洪范》之成篇，与《左传》之成书，其时间并不相上下。尤以像《左传》这种大著，非短时可以写成。《左传》的作者，我们应当假定，他对春秋时代的史料有丰富的凭借与知识，否则他便无从著作。用现在的语句说，他是一位“近代史”乃至“现代史”的专家。以这样的一位专家，对于与他时代不相上下的一篇假古董——《洪范》，是通过一条什么线索以进入到他手上，而能使他相信是“商书”呢？我们把这些情况，一样样地分析清楚后，屈先生恐怕不能坚持自己的论点。
屈先生认为我对他关于《甘誓》的见解所作的下面一段的批评，是有点栽赃问罪，而不能不令他“喊声冤哉枉也”，这真令我非常惶恐。不仅屈先生是我平生所最钦佩的朋友之一，不可存心冤枉。即与一般人讨论问题时，自己人格的要求，也决不可如此。我的一段话是：
如屈先生之说，必须假定在邹衍之后，有一个人，深信他终始五德之说，捏造了这八十八个字一篇的东西，把它流传出去，于是作《墨子·明鬼下》和《庄子·人间世》的人，上了那位作伪者的大当，同时承认伪造出的这篇东西，是历史上的真文献，因而加以引用。自然也得到了儒家系统的人承认，因而把它与其他的文献编纂在一起。……但，《人间世》恐怕是出于庄子自己，最迟也是出于与庄子极为接近者之手，而此篇仅有“昔者尧攻丛枝胥敖，禹攻有扈”，它止提到禹攻扈的故事，并未直接涉及《甘誓》之文。由此可知屈先生不仅以《甘誓》之文为伪，并以禹伐有扈的故事，亦全由此伪造之《甘誓》而来。
屈先生所以认为我是冤枉他，是因为屈先生原文曾说过“后人的述古之辞，诚然不是伪书，那时的作者们，本没有作伪的必要”；“他们只是根据传说，而笔之于书”，因此，屈先生并未尝说写《甘誓》的人是作伪者，而我却说了“如屈先生之说，必须假定……上了那位作伪者的大当……”，所以屈先生说我是栽赃问罪。但我上面的假定，是根据屈先生的“它（《甘誓》）已用了终始五德之说，据此可知它之著成，不会在邹衍之前”；“但《墨子·明鬼下》、《庄子·人间世》、《吕氏春秋》的《召类》篇和《先已》篇都曾引述过《甘誓》。《明鬼下》和《人间世》的作成时期虽难确定，但《吕览》乃秦八年以前完成的作品，则是有明文可据的。如此说来，《甘誓》作成的时代，当在邹衍之后、秦八年之前”。据屈先生上文，可得两点结论：第一点是《庄子·人间世》只有“禹攻有扈”一句，而屈先生也认为曾引述过《甘誓》，则我说屈先生“并以禹伐有扈的故事，亦全由此伪造之《甘誓》而来”，谨把我上句话中的“伪造”两字，改为“后出”两字，大概可以与屈先生的原意相合的。第二点，屈先生是拿邹衍的终始五德之说，及《吕氏春秋》完成的年代，作决定《甘誓》成篇年代的标准，我便在屈先生的这一标准范围之内，就屈先生所承认的材料，看《甘誓》成篇后的流传、影响的情形，是否可能？在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从屈先生答文的口气看，似乎也觉得是不可能，所以把问题推到“后人的述古之辞”上面去，意思是《甘誓》的流传影响，可以不受屈先生所说的成书年代的影响，而是在它未成书以前，已经是“述古”的“古”，即是由作为《甘誓》原始材料的传说所发生的影响。但屈先生所举出来作为决定《甘誓》年代的材料，并非是传说的“古”，而是“已用了终始五德之说”的五行，及《墨子·明鬼下》等已成篇后的《甘誓》之文。然则，在我上面的一段话中，若把“作伪者”三字易为“编著者”三字，由此以追问在屈先生所认定的编成年代内，就现时可以知道得到的《甘誓》的流传、影响的情形，是否可能，这应不算是栽赃问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