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又其次，屈先生觉得在我的文章里面，“颇不乏意必之辞”。下面试将屈先生举出我所说的“意必之词”，共有五点，以括弧括出，一一加以检讨。
（一）“六府亦称为五材”。按日人狩野直喜博士，发表过好几篇研究五行的专文，其结论具见于其所著《中国哲学史》七一至七三页，中有一段说，“以我的想法，古代中国人是否把它（五行）当作原素看，殊为有疑……又合称五行与谷为‘六府’，乃《左传·文公七年》所说……又称五行为五材，即《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天生五材，民并用之’……”狩野氏认六府、五材、五行为同一事物之说，乃是一种通说。我在中国典籍中，发现不出有人认为六府中的金木水火土，与五材的金木水火土，是两件不同的事物的说法。就其效用而言，便谓之“材”；就其通用而言，便谓之“行”；就其收藏而言，便谓之“府”。因为这里指的是重要生活资材，所以可加谷而为“六府”；亦可因“土爰稼穑”，去谷而称“五材”，所以便说“六府亦称五材”，这有什么“意必”可言呢？至若邹衍五行新说，则将五者组成为相生相克的五种元素，便缺一既不可，添一也同样不行了。五行可以加谷而为六府，正足以证明六府中之金木水火土，与邹衍所说的金木水火土的性质绝不相同，否则不能把谷加到里面去。屈先生在原文中说《尧典》记述四宅观日和舜四时巡守，已经把四方配四季，这显然是五行之说盛行以后的事，在《尧典》的四方四时中，没有发现金木水火土中的一件的影子。同时，屈先生能发现新五行说盛行以后，有以“四”配“五”的情形吗？以五行配方位，始见于《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它必须加“中央”而为五。若如屈先生之说，则《尧典》最早也应当为战国末期的东西。但屈先生因孟子确凿引用了《尧典》，只好说“可知至迟当战国的中叶，《尧典》已出世了”，屈先生这段话中，似乎含有矛盾。邹衍在孟子之后，不要说他所创出的五行新说，如拙文中指出，在战国并没有盛行，即使一创出即盛行，则受其影响而成立的《尧典》，孟子何以能再三地征引呢？
（二）“《诗经·豳风》‘七月流火’，即以火言天象”、屈先生加一按语曰“徐先生是把此‘流火’之‘火’，当作“水火”之‘火’”。按“流火”之“火”，说的是天上的星，我在乡下读村塾，九岁读到《诗经》时，这种知识大概是具备的。但把天上的星而称之为“火”，这即是我所说的“以火言天象”，我不知道屈先生何以能在这种地方发生误解？
（三）“六卿与六军、六师不可分”。按我这也是一种通说。《周礼·大司马》“凡制军，军将皆命卿”，所以《甘誓》郑注：“六卿者，六军之将。《周礼》六军皆命卿，则三代同矣。”《周书·牧誓》之《正义》：“孔以时已称王而有六师，亦应已置六卿。今呼三卿，是指誓战者，故不及大宰、大宗伯、司寇。”以上或可委称为古文学家之说。《春秋左传·襄公十一年》“春王正月，作三军”，《公羊传》：“三军者何？三卿也。”公羊以三军为三卿，自亦必以六军为六卿，是今文家对此亦无异辞。《左传·襄公十九年》“享于晋公六卿于蒲圃”，是因晋为鲁伐齐，还师过鲁，晋是时有六军，则鲁公所享之晋六卿，正其六军之帅。又《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赂晋侯以宗器、乐器，自六正、五吏……皆有贿”，杜《注》以六正为卿，是对的，但以“三军之六卿”，则有问题。此时晋侯正亲率六军以伐齐，则六卿仍指其六军之帅而言。古代贵族皆兵，一直到春秋，犹是如此，故文武合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其出师以卿士为统帅，乃情理之常。《周礼·大司马》“六军皆卿”之说，实合于历史之事实。《诗·大雅·常武》述宣王出师的情形，也是“王命卿士”。后人多不明古代贵族皆兵的情形，对此辄生异说，皆不足取。且古代官制，可能即由军制演变而来。则我说“六卿与六军六帅不可分”，不应当有大的错误。
（四）“不仅吕不韦罢相后的两年间，宾客尚盛，在情理上当以全力修补初稿（《吕氏春秋》），即死后亦当由其门客，不断地加以修补”。按因屈先生原文说“《吕氏春秋》，乃秦八年以前完成的作品”，而我因《吕氏春秋》中“记有六国灭亡之事”，故觉得“《序意》篇之所谓‘维秦八年’，乃就初定稿之时而言……（见上屈先生所引），所以认此书是在秦八年以前完成的说法，不能轻易加以承认”。我的说法能否成立，关系于《吕氏春秋》中曾否记有六国灭亡之事。吕不韦死于秦政十二年，而秦灭六国的工作，完成于秦政二十六年。屈先生不先追究我的立说的根据，而遽否定我的结论，这是不应当的。《吕氏春秋·孟秋纪·振乱》篇谓“天子既绝……”，《有始览·谨听》篇谓“乱无大于无天子”，这当然是秦未并吞六国以前的话。但《孟冬纪·安死》篇谓“以耳目所闻见，齐、荆、燕尝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赵、魏、韩已亡矣，其皆故国矣”，这分明是秦灭六国以后的口气。并且《审分览》中的《慎势》篇有“封建众者其福长”、“多封建，所以便其势”等的主张，我想，这也是把秦始皇二十六年因丞相绾等主张恢复封建，“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这一派的议论，整理纪录到里面去的。像上述的情形，不作我那种解释，更作何解释呢？一部书，初稿写定后，又有修补附益，这种例子太多了。先秦的诸子百家所遗留下来的著作，曾由其后学加以修补附益，可以说是一个通例。
（五）我对《洪范》有下面一段话：
所以它是一条一条的列举的形式，在今日可以看到的先秦文献中，是最为独一无二的突出的形式。
屈先生驳上面这一段话是：
按《论语》里的“六言六蔽”、“君子有九思”、“尊五美，屏四恶”……《中庸》里的“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都是一条一条列举的形式。这些，也许徐先生要说：它们的篇幅太短了，不足和《洪范》相提并论。那么，《周礼》的全部，都是一条一条列举式的。这，也许徐先生要说：它没标明一、二、三等数字，也和《洪范》不同。那么，我们试看《逸周书》的《大武》、《小开武》、《宝典》、《文酌》等篇，《韩非子》的《内储说上七术》，《内储说下六微》，《外储说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八经》等篇，《管子》的《兵法》、《四时》等篇，《孙子》的《计篇》，《吕氏春秋》的全部，都是一条一条列举的形式，都和《洪范》的形式一样。所以，与其说《洪范》“在今日可以看到的先秦文献中，是最为独一无二的突出的形式”，不如说“就今日所能看到的先秦文献看来，像《洪范》那样一条一条列举的形式，是春秋到战国年间很流行的文体”，才合乎事实。
屈先生上面举的反证，我认为《论语》的三条、《中庸》的一条，一半可以成立，一半不能成立，因为它没有构成一篇独立的文献。《周礼》全书中有一部分可以成立，原因屈先生已自己说了。《逸周书》的四篇，可以成立，《韩非子》的七篇，不完全能成立，因为在以数字列举的这一点上与《洪范》相同，但《韩非子》是采用列举故事以作说明的方式，与《洪范》不同。《管子》的两篇，可以成立，但这恐怕已经不是先秦的材料。《孙子·计篇》除“经之以五事”为数字列举，所以不能成立。《吕氏春秋》的数字，乃是计篇数与次第的，并非各篇以数字叙述内容，所以它的目录一开始是“孟春纪第一凡五篇”，直到最后“士容论第六凡六篇”，所以完全不能成立。由此可以了解，在屈先生所举的反证中，只有《逸周书》一项，才完全适当。但即使只有一项适当的反证，也足以证明我说《洪范》是“最为独一无二的突出形式”，是错了的，在这里，我非常感谢屈先生的指教，我将把“独一无二”四字，加以修正。不过姚姬传《辨逸周书》谓：“庄子言圣人之法，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此如箕子陈九畴，及《周礼》所载庶官所守，皆不容不以数纪者。是书以数为纪之词乃至烦复，不可胜纪。”朱右曾《逸周书集训释》序谓：“愚观此书，虽未必果出文、武、周、召之手，要亦非战国、秦汉人所能伪托。何者？庄生有言，圣人之法，以参为验，以稽为决，一二三四是也（按‘一’字上无‘其数’二字非是）。周室之初，箕子陈畴，周官分职，皆以数纪，大致与此书相似。”朱氏系本姚氏之说而稍变其意。据此，可知庄子亦以条列式的叙述，原出于先王的政典，而是一种特殊的叙述方式，后来诸子百家中，偶有受这种叙述方式的影响而加以采用的。但通观诸子百家，采用此种形式的究属极少数。屈先生却说这是“春秋战国中间很流行的文体”，未免稍嫌张大其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