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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由铁及疆域推断《禹贡》成立的年代

屈先生的答文,接着是指出我“关于判断问题的方法和我(屈先生自称)的意见有出入”。下面就其出入所在,略作讨论。屈先生首先提出的是针对我谈到《尧典》的历象问题。我的话是:

譬如《尧典》中所说的历象星辰,现在有的人便以为不足信,但我们只要想到古巴比仑在天文上的成就,则中国在唐虞时代已积累有了若干历象的知识,而这种知识,在政治上是有一定的人加以传承,可以不受改朝换代的影响,因而保存了下来,又有什么稀奇?

首先应声明的是,拙文中引用到巴比仑在天文上的成就,这是一种“比定”的方法。用甲民族的情形来比定乙民族,用原始部落的情形来比定古代社会,这在研究古代史时常常是无法避免的一种方法。仅靠这种方法,而没有具体的材料作依据,那是不可以的。有了材料,用这种方法作导引、解释、旁证、推论之资,是很寻常的事。在拙文中,不应当误会到我是主张我们的历术是受巴比仑的影响,所以屈先生的答文“因为如果要说明我们的历术是受巴比仑的影响……即使千真万确地证明我国古代历术,是受巴比仑的影响”的一大段话,完全由不曾看清拙文原有字句而来。屈先生说:

即使……千真万确地证明唐虞时代确有历法,也不能就说定《尧典》中所说的历象星辰,真是唐虞时的历法。因为《尧典》所记的四个中星,依照现代天文学家的推算,固然有人说那是唐虞时代的现象,但也有人推算为西周时代的现象,而尤以推算为战国时代之现象的人为多。这个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则《尧典》中所说的是否为唐虞时代的历法一问题,便不能轻下断语。

关于屈先生提出《尧典》中四个中星的考证问题,要有这方面的专门知识,我和屈先生都没有说话的资格,所以拙文只从“于理为应有”来作一种推论,以批评屈先生原文中“于理所应无”的推论,而不敢深入到问题的里面去。不过,这里我可以提供两点意见。第一,屈先生说“尤以推算为战国时之现象的人为多”,这在日本,主张最力的是白鸟库吉、饭岛忠夫这一派,他们认为四个中星的年代为公元前四百年。这是他们对于中国古代史整个看法的一部分。与这一部分有不可分的关系的,乃是他们对于殷墟甲骨文,坚持是战国时的东西(以上见白鸟库吉的《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史的批判》,及饭岛忠夫的《支那古代史与天文学》)。我想,屈先生未必会赞成这一派人对甲骨文的说法吧。若不赞成他们对甲骨文的说法,难说便会赞成他们对《尧典》中的中星问题的解释吗?第二,历术是长时间积累起来的经验,《论语》孔子曾说“行夏之时”,在孔子认为“夏时”是较周时更为合理。假定没有理由推翻这一资料,则不难推断“夏时”不会突然出现,而在唐虞时代已有历象的知识,大概可以成立。

屈先生提出的第二点是《禹贡》的问题。对于《禹贡》的基本看法,也和对于《尧典》的看法一样,我和屈先生并无太大的出入,即同认为是属于我所分的第一类,并无原始文献,只是后人根据口传材料所编纂的。意见不同的,是编纂的时代问题。因为屈先生在原文中认为“铁的确是推论《禹贡》著成时代的重要证据”,而《禹贡》中的梁州有铁、镂,屈先生便说“在真正可信的史料里,在考古学者所发掘的材料里,我国在西周时还没有铁器的痕迹”,并加上《禹贡》所牵涉的疆域问题,因而断定《禹贡》是成篇于“春秋的晚叶”。我对于铁的问题,是说“我们对古代的知识,尚极为有限。例如梅原末治在《中国出土的一群铜利器》一文中,介绍在河南卫辉出土的青铜所制的利器,系把铁嵌入到里面去作刃,其年代为在纪元前一千年代之初期,这岂不把西周尚无铁的应用,由此以推断《禹贡》成编的年代的根据推翻了吗”?

屈先生为了此一问题,特写信给日本的梅原末治氏,把他的原文要来(我是前年在日本时,毫无目的地随便摘录一点下来的),并将原文转寄给我看,这种对材料搜讨的认真,我同朋友谈天及向学生授课时,都说出我对屈先生衷心的感佩,但屈先生在答文中却说:

用徐先生所引的证据,在我是不敢得到徐先生那样的论断的。在纪元前一千年代的初期,我国已有铁器之应用,这一说法,其真象如何,似乎还有讨论之余地。因为日本近重真澄和道野鹤松,都曾用化学方法分析过秦代记有铭文的戈,和类似该型的戈各一个。近重真澄分析的结果,在该戈中,铁的成分,竟没有丝毫。道野鹤松分析的结果,铁的成分只占百分之〇.三。由此看来,褚德彝氏卖给美国人的那些所谓卫辉出土的铜器(即梅原博士所论者),其实际情形,究竟如何,似乎还有待于检讨(它们是否确为西周初年之物?它们那铁的成分,是有意使用的,还是无意混入的?都是值得讨论的)。即使撇开这些不谈,而承认在西周初年我国已有铁器使用,然而西周初年,上距夏禹的时代,还有一千余年(依照孟子的说法)。又怎能因为周初已用铁器,从而断定夏禹时也已用铁器呢?

我先急于指破一点,在拙文的文字里,没有说过“夏禹时也已用铁器”。拙文是把《禹贡》分在第一类里面,从这一类的性质说,也不能推论出我是断定夏禹时已用过铁器的。我只说出梅原氏研究的结论,并没有增加半分半毫东西到里面去。……

再谈到梅原博士那篇文章,主要是讨论在卫辉出土的十二件铜利器,其中有两件是“以铁作刃”的,并不止于是在铜中含有铁的成分占百分之几的情形。梅原博士原文中并附有相当精密的照片。梅原博士的大意是说,他先看到十二件铜利器的照片,其中注明有两件是以铁作刃的,这便引起他的注意。战后他有机会到美国去,为了详细观察这两件铜利器,便在收藏的博物馆里特别住了两天,得出了最低限度,在周初已有一部分东西开始使用到铁的结论。过去在安阳发掘出的铜器中,偶然看到有铁的锈,便使他怀疑是否殷末也有的用到了铁?但因为没有实物,所以不能作认真的考虑。现在居然看到实物了。他认为此一发现,对中国古代史的构造,实带有革命性的改变。

屈先生认为梅原博士的结论“有待于检讨”,但梅原博士论文上的图片、说明、陈述,已可以构成检讨的条件。梅原博士前几年曾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及台大考古系讲学半年,和屈先生们都很熟悉,如对梅原博士的论文有值得怀疑的地方,便应向梅原博士提出正式的讨论。梅原博士所提出的问题,在我国考古学上,是一个大问题。历史语言研究所有专设的考古组,事先既无科学情报,事后又无接受新事物新结论的雅量与勇气,面对地下实物,尚不肯放弃个人意见之私,这似乎不是对学术有诚意的态度。……

屈先生提到近重真澄和道野鹤松用化学方法分析古铜器的问题,近重博士的东洋古铜器的化学的研究,及道野鹤松的确认古代支那纯铜器时代的存在,及从化学上看古代支那的金属与金属文化等论文,我没有看到。但我看到梅原博士《对于从化学上确认支那纯铜器时代的疑问》一文,这是针对道野鹤松的结论所作的批评。在梅原博士的文章中,也提到了近重的分析工作,他是以古鉴镜为主。道野氏的化学分析工作,据梅原的叙述,先分析殷墟出土的两个铜矛,因其中未含锡的成分。以后又分析四个利器,一个是矛的断片,三个是戈,其中一个戈,含百分之二以上的锡,其余三个没有锡。所以道野的结论是殷代是纯铜器时代,也可以称为青铜器时代的发芽期。在考古学上,纯铜器时代,是直承石器时代下来的。这样,便把中国古代史,向下拉了许多年。梅原博士认为殷代已经是青铜器时代,其中并引到了李济之先生的《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一文作证。此一争论,是发生于昭和十二、三年之间。下距梅原之研究铁刃的铜利器,尚约有二十年之久。而其所争论的内容,乃是殷代系纯铜器时代?抑系青铜器时代?这在时间上、内容上,可以说与周初有无一部分铁的使用问题,毫无关系,屈先生似乎不应引它来作讨论的论证。

拙文引《周书·立政》周公告成王的“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的话,我认为周公生在我们三千年之前,是亲手把天下从商朝接受过来,是实际政治的负责人,而他说话的对象,是继他负政治责任的成王。以他所生的时代与地位,可以看到我们所不能看到的典册,因此,认为他的话有权威性,而《禹贡》上的疆域,是三代相传之旧。

屈先生对我的批难,认为“《立政》的‘方行天下,至于海表’,是说周人,所以下文说,‘以觐文王之耿光,以扬武王之大烈’”。屈先生这种解释,恐怕不很妥当。文王三分天下有二,武王克殷不久便死了,克徐伐奄,在周公手上才完成,恐怕都不能说“至于海表”。顺文字来讲,“陟”乃升进之义,“以陟禹之迹”是说“升进到禹的旧有疆域”,由此可以反映出在周公的心目中,当时的疆域还没有能达到禹所旧有的疆域,所以便用一个“陟”字。“方行天下,至于海表”,是对“禹之迹”的说明。周公认为若能如此,才算完成了先人的德业(“以觐文王之耿光,以扬武王之大烈”)。屈先生又说“周公诚然以王命对殷人说过‘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但我们应当注意这个‘知’字,知和见究竟还有分别”。我想,屈先生所立的“知”与“见”的这种分别是完全错了,《孟子》上说“或见而知之,或闻而知之”,“见”一定要归结到“知”上去,不应对举以立分别。至于屈先生接着再说“殷朝的典册,在纣都付之一炬之后,究竟还能存着多少”,“至于夏代有没有典册,都成问题”,因而认为周公“所知道的禹迹,最可能的,也不过是开始无原始文献,而只有许多口头传说的《禹贡》之类”。屈先生的话,都说得很牵强,我想很难推翻“周公会看到我们所无法看到的典册”推断。我现在退一步来承认屈先生的说法,也可以向屈先生提出两点看法:第一,我曾再三说过,“古代的传说,虽不免有所增益,但多数皆有事实或心理作背景,连神话也如此”。“禹迹”在西周已经是很普遍的传说,我这里不必一一列举,则屈先生何以能断定《禹贡》的疆域,不是出于三代相传之旧呢?第二,从《商颂》、《周书》来看,禹定九州的传说,已经很具体,则《禹贡》为什么不能定篇于西周之世呢?

我已经把《禹贡》归于《尚书》中的第一类,即是“把口传的材料写成文字的材料”,并且我特提出这种材料有三种特性,而只能从大体上加以论定。既不可以因为在大体上可以承认是真,便认为由传说而来的每一内容都是真的;也不可以因为内容的某些部分不可信,因而将其全部故事,也加以推翻。疑古派的研究方法,只是采用机械的,真则全真、假则全假的陈旧之二分法。《禹贡》上的疆域写得这样整齐,当然是经过了有资格展望全局者的整理缘饰,但其大体轮廓则是可以相信的,即可以说是“大致不差”。春秋时代,尚无私人著作,战国时的诸子百家,很难有那种全面的地理知识,只有西周的史官,才有写定《禹贡》的资格。同时,我们对于古代疆域的看法,要先去掉几种心理上的障碍。第一,我们不应当用秦以后的中央集权的标准去看古代之所谓疆域。《禹贡》里当然杂有周初封建的观念在里面,但由“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的划分来看(实际不会划分得这样整齐),甸服才是王室直接统治所及之地,侯服已经是半独立的政权,此外,则皆系羁縻而仅可以互通声气的性质,与以后的疆域观念不大相同,这正足以反映古代帝国之特性。第二,历史上疆域的演变,不可抱着开疆辟土,一定是一代进步一代的观念。在中世纪的欧洲人,恐怕很不容易相信古代许多帝国的疆域;例如巴比仑、古埃及、古波斯等帝国的疆域。即如罗马帝国所看到的世界,也比欧洲中世纪的人所看到的世界要大得多。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在夏禹时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声气达到很远的大帝国。不然,这些传说为什么不加到尧、舜身上去?因为自孔子起,诸子百家心目中的尧、舜的历史地位,比禹更为崇高。第三,中国古代与西部的关系,较东周后更为密切,这在《穆天子传》中也可以反映出来。周若得不到西南夷的支持,武王便没有力量伐纣,文王也不能三分天下有其二。所以屈先生认为甲骨文中的“蜀”字,指的是鲁国之蜀,恐怕是先横一疆域的成见在胸中所作的说法,是值得考虑的。 g3fhUQh1lpUvTUh4DAlAgnaSYZR/+u8rkE3Uk+RJ5LYAVEEtCXTIPYxj+xzmG3z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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