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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先生的答文，接着是指出我“关于判断问题的方法和我（屈先生自称）的意见有出入”。下面就其出入所在，略作讨论。屈先生首先提出的是针对我谈到《尧典》的历象问题。我的话是：
譬如《尧典》中所说的历象星辰，现在有的人便以为不足信，但我们只要想到古巴比仑在天文上的成就，则中国在唐虞时代已积累有了若干历象的知识，而这种知识，在政治上是有一定的人加以传承，可以不受改朝换代的影响，因而保存了下来，又有什么稀奇？
首先应声明的是，拙文中引用到巴比仑在天文上的成就，这是一种“比定”的方法。用甲民族的情形来比定乙民族，用原始部落的情形来比定古代社会，这在研究古代史时常常是无法避免的一种方法。仅靠这种方法，而没有具体的材料作依据，那是不可以的。有了材料，用这种方法作导引、解释、旁证、推论之资，是很寻常的事。在拙文中，不应当误会到我是主张我们的历术是受巴比仑的影响，所以屈先生的答文“因为如果要说明我们的历术是受巴比仑的影响……即使千真万确地证明我国古代历术，是受巴比仑的影响”的一大段话，完全由不曾看清拙文原有字句而来。屈先生说：
即使……千真万确地证明唐虞时代确有历法，也不能就说定《尧典》中所说的历象星辰，真是唐虞时的历法。因为《尧典》所记的四个中星，依照现代天文学家的推算，固然有人说那是唐虞时代的现象，但也有人推算为西周时代的现象，而尤以推算为战国时代之现象的人为多。这个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则《尧典》中所说的是否为唐虞时代的历法一问题，便不能轻下断语。
关于屈先生提出《尧典》中四个中星的考证问题，要有这方面的专门知识，我和屈先生都没有说话的资格，所以拙文只从“于理为应有”来作一种推论，以批评屈先生原文中“于理所应无”的推论，而不敢深入到问题的里面去。不过，这里我可以提供两点意见。第一，屈先生说“尤以推算为战国时之现象的人为多”，这在日本，主张最力的是白鸟库吉、饭岛忠夫这一派，他们认为四个中星的年代为公元前四百年。这是他们对于中国古代史整个看法的一部分。与这一部分有不可分的关系的，乃是他们对于殷墟甲骨文，坚持是战国时的东西（以上见白鸟库吉的《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史的批判》，及饭岛忠夫的《支那古代史与天文学》）。我想，屈先生未必会赞成这一派人对甲骨文的说法吧。若不赞成他们对甲骨文的说法，难说便会赞成他们对《尧典》中的中星问题的解释吗？第二，历术是长时间积累起来的经验，《论语》孔子曾说“行夏之时”，在孔子认为“夏时”是较周时更为合理。假定没有理由推翻这一资料，则不难推断“夏时”不会突然出现，而在唐虞时代已有历象的知识，大概可以成立。
屈先生提出的第二点是《禹贡》的问题。对于《禹贡》的基本看法，也和对于《尧典》的看法一样，我和屈先生并无太大的出入，即同认为是属于我所分的第一类，并无原始文献，只是后人根据口传材料所编纂的。意见不同的，是编纂的时代问题。因为屈先生在原文中认为“铁的确是推论《禹贡》著成时代的重要证据”，而《禹贡》中的梁州有铁、镂，屈先生便说“在真正可信的史料里，在考古学者所发掘的材料里，我国在西周时还没有铁器的痕迹”，并加上《禹贡》所牵涉的疆域问题，因而断定《禹贡》是成篇于“春秋的晚叶”。我对于铁的问题，是说“我们对古代的知识，尚极为有限。例如梅原末治在《中国出土的一群铜利器》一文中，介绍在河南卫辉出土的青铜所制的利器，系把铁嵌入到里面去作刃，其年代为在纪元前一千年代之初期，这岂不把西周尚无铁的应用，由此以推断《禹贡》成编的年代的根据推翻了吗”？
屈先生为了此一问题，特写信给日本的梅原末治氏，把他的原文要来（我是前年在日本时，毫无目的地随便摘录一点下来的），并将原文转寄给我看，这种对材料搜讨的认真，我同朋友谈天及向学生授课时，都说出我对屈先生衷心的感佩，但屈先生在答文中却说：
用徐先生所引的证据，在我是不敢得到徐先生那样的论断的。在纪元前一千年代的初期，我国已有铁器之应用，这一说法，其真象如何，似乎还有讨论之余地。因为日本近重真澄和道野鹤松，都曾用化学方法分析过秦代记有铭文的戈，和类似该型的戈各一个。近重真澄分析的结果，在该戈中，铁的成分，竟没有丝毫。道野鹤松分析的结果，铁的成分只占百分之〇.三。由此看来，褚德彝氏卖给美国人的那些所谓卫辉出土的铜器（即梅原博士所论者），其实际情形，究竟如何，似乎还有待于检讨（它们是否确为西周初年之物？它们那铁的成分，是有意使用的，还是无意混入的？都是值得讨论的）。即使撇开这些不谈，而承认在西周初年我国已有铁器使用，然而西周初年，上距夏禹的时代，还有一千余年（依照孟子的说法）。又怎能因为周初已用铁器，从而断定夏禹时也已用铁器呢？
我先急于指破一点，在拙文的文字里，没有说过“夏禹时也已用铁器”。拙文是把《禹贡》分在第一类里面，从这一类的性质说，也不能推论出我是断定夏禹时已用过铁器的。我只说出梅原氏研究的结论，并没有增加半分半毫东西到里面去。……
再谈到梅原博士那篇文章，主要是讨论在卫辉出土的十二件铜利器，其中有两件是“以铁作刃”的，并不止于是在铜中含有铁的成分占百分之几的情形。梅原博士原文中并附有相当精密的照片。梅原博士的大意是说，他先看到十二件铜利器的照片，其中注明有两件是以铁作刃的，这便引起他的注意。战后他有机会到美国去，为了详细观察这两件铜利器，便在收藏的博物馆里特别住了两天，得出了最低限度，在周初已有一部分东西开始使用到铁的结论。过去在安阳发掘出的铜器中，偶然看到有铁的锈，便使他怀疑是否殷末也有的用到了铁？但因为没有实物，所以不能作认真的考虑。现在居然看到实物了。他认为此一发现，对中国古代史的构造，实带有革命性的改变。
屈先生认为梅原博士的结论“有待于检讨”，但梅原博士论文上的图片、说明、陈述，已可以构成检讨的条件。梅原博士前几年曾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及台大考古系讲学半年，和屈先生们都很熟悉，如对梅原博士的论文有值得怀疑的地方，便应向梅原博士提出正式的讨论。梅原博士所提出的问题，在我国考古学上，是一个大问题。历史语言研究所有专设的考古组，事先既无科学情报，事后又无接受新事物新结论的雅量与勇气，面对地下实物，尚不肯放弃个人意见之私，这似乎不是对学术有诚意的态度。……
屈先生提到近重真澄和道野鹤松用化学方法分析古铜器的问题，近重博士的东洋古铜器的化学的研究，及道野鹤松的确认古代支那纯铜器时代的存在，及从化学上看古代支那的金属与金属文化等论文，我没有看到。但我看到梅原博士《对于从化学上确认支那纯铜器时代的疑问》一文，这是针对道野鹤松的结论所作的批评。在梅原博士的文章中，也提到了近重的分析工作，他是以古鉴镜为主。道野氏的化学分析工作，据梅原的叙述，先分析殷墟出土的两个铜矛，因其中未含锡的成分。以后又分析四个利器，一个是矛的断片，三个是戈，其中一个戈，含百分之二以上的锡，其余三个没有锡。所以道野的结论是殷代是纯铜器时代，也可以称为青铜器时代的发芽期。在考古学上，纯铜器时代，是直承石器时代下来的。这样，便把中国古代史，向下拉了许多年。梅原博士认为殷代已经是青铜器时代，其中并引到了李济之先生的《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一文作证。此一争论，是发生于昭和十二、三年之间。下距梅原之研究铁刃的铜利器，尚约有二十年之久。而其所争论的内容，乃是殷代系纯铜器时代？抑系青铜器时代？这在时间上、内容上，可以说与周初有无一部分铁的使用问题，毫无关系，屈先生似乎不应引它来作讨论的论证。
拙文引《周书·立政》周公告成王的“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的话，我认为周公生在我们三千年之前，是亲手把天下从商朝接受过来，是实际政治的负责人，而他说话的对象，是继他负政治责任的成王。以他所生的时代与地位，可以看到我们所不能看到的典册，因此，认为他的话有权威性，而《禹贡》上的疆域，是三代相传之旧。
屈先生对我的批难，认为“《立政》的‘方行天下，至于海表’，是说周人，所以下文说，‘以觐文王之耿光，以扬武王之大烈’”。屈先生这种解释，恐怕不很妥当。文王三分天下有二，武王克殷不久便死了，克徐伐奄，在周公手上才完成，恐怕都不能说“至于海表”。顺文字来讲，“陟”乃升进之义，“以陟禹之迹”是说“升进到禹的旧有疆域”，由此可以反映出在周公的心目中，当时的疆域还没有能达到禹所旧有的疆域，所以便用一个“陟”字。“方行天下，至于海表”，是对“禹之迹”的说明。周公认为若能如此，才算完成了先人的德业（“以觐文王之耿光，以扬武王之大烈”）。屈先生又说“周公诚然以王命对殷人说过‘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但我们应当注意这个‘知’字，知和见究竟还有分别”。我想，屈先生所立的“知”与“见”的这种分别是完全错了，《孟子》上说“或见而知之，或闻而知之”，“见”一定要归结到“知”上去，不应对举以立分别。至于屈先生接着再说“殷朝的典册，在纣都付之一炬之后，究竟还能存着多少”，“至于夏代有没有典册，都成问题”，因而认为周公“所知道的禹迹，最可能的，也不过是开始无原始文献，而只有许多口头传说的《禹贡》之类”。屈先生的话，都说得很牵强，我想很难推翻“周公会看到我们所无法看到的典册”推断。我现在退一步来承认屈先生的说法，也可以向屈先生提出两点看法：第一，我曾再三说过，“古代的传说，虽不免有所增益，但多数皆有事实或心理作背景，连神话也如此”。“禹迹”在西周已经是很普遍的传说，我这里不必一一列举，则屈先生何以能断定《禹贡》的疆域，不是出于三代相传之旧呢？第二，从《商颂》、《周书》来看，禹定九州的传说，已经很具体，则《禹贡》为什么不能定篇于西周之世呢？
我已经把《禹贡》归于《尚书》中的第一类，即是“把口传的材料写成文字的材料”，并且我特提出这种材料有三种特性，而只能从大体上加以论定。既不可以因为在大体上可以承认是真，便认为由传说而来的每一内容都是真的；也不可以因为内容的某些部分不可信，因而将其全部故事，也加以推翻。疑古派的研究方法，只是采用机械的，真则全真、假则全假的陈旧之二分法。《禹贡》上的疆域写得这样整齐，当然是经过了有资格展望全局者的整理缘饰，但其大体轮廓则是可以相信的，即可以说是“大致不差”。春秋时代，尚无私人著作，战国时的诸子百家，很难有那种全面的地理知识，只有西周的史官，才有写定《禹贡》的资格。同时，我们对于古代疆域的看法，要先去掉几种心理上的障碍。第一，我们不应当用秦以后的中央集权的标准去看古代之所谓疆域。《禹贡》里当然杂有周初封建的观念在里面，但由“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的划分来看（实际不会划分得这样整齐），甸服才是王室直接统治所及之地，侯服已经是半独立的政权，此外，则皆系羁縻而仅可以互通声气的性质，与以后的疆域观念不大相同，这正足以反映古代帝国之特性。第二，历史上疆域的演变，不可抱着开疆辟土，一定是一代进步一代的观念。在中世纪的欧洲人，恐怕很不容易相信古代许多帝国的疆域；例如巴比仑、古埃及、古波斯等帝国的疆域。即如罗马帝国所看到的世界，也比欧洲中世纪的人所看到的世界要大得多。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在夏禹时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声气达到很远的大帝国。不然，这些传说为什么不加到尧、舜身上去？因为自孔子起，诸子百家心目中的尧、舜的历史地位，比禹更为崇高。第三，中国古代与西部的关系，较东周后更为密切，这在《穆天子传》中也可以反映出来。周若得不到西南夷的支持，武王便没有力量伐纣，文王也不能三分天下有其二。所以屈先生认为甲骨文中的“蜀”字，指的是鲁国之蜀，恐怕是先横一疆域的成见在胸中所作的说法，是值得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