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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先生接着说：
……而徐先生的妙用，主要的就在他所定的第二类。因为有此一类，则合乎自己观点的文辞，便可以说那是原典；不合乎自己观点的文辞，便可以说是“整理者以今述古”的。这样，在行文上，自然方便多了。譬如《甘誓》，使人疑为它是后出的史料者，主要的是由它有六卿、五行和三正这三个名词，而徐先生则肯定了“五行”是当时的原典，而“六卿”一词则是“殆来自整理者的以今述古”。至于“三正”，“则不必强为之解”了。又如《周易·乾》初九的小象，有一“阳”字，《坤》初六的小象，有一“阴”字，《泰卦》与《否》的两《彖传》中，皆有“阴阳”字。由于这四处“阴阳”字和徐先生的议论不合，于是徐先生便认为“这是阴阳观念流行以后，秦汉的《易》学家中，有人特别重视此四卦，因而加以改写的”。所以有了第二类这一规定，则发而为文，可以上下驰骋，无往而不利了。
按屈先生上面的话，都不很妥当。拙文主要是对古代阴阳五行观念的发展，作一详细考查。我为什么把《甘誓》及《洪范》的时代问题，安放在此一论文之内？是要使读者明了在春秋时代已一再提到五行，但其含义与邹衍所说的性质完全不同，大家不要混淆在一起。同时，邹衍虽建立了五行的新说，但对当时的思想界并没有发生影响。先把这一背景弄清楚了，则因有“五行”一词，而把《甘誓》、《洪范》拉到战国中期以后之说，自可见其不能成立。更重要的是，想把“发展”的观念，导入于人文科学研究方法之中，欧洲到了十九世纪才被多数人应用。中国人便以为同一名词，一定是包含同一的内容，所以一直到现在，许多人因为缺少此一发展观念，便对于历史上许多与思想有关的问题，越说越糊涂。我这几年的工作目的之一，便是要向这一方面，开扩出一条坦途，使今后言考据的人，不致再陷入于前人的泥淖。拙文中论《诗经》中的阴阳观念，及论春秋时代阴阳观念之演变，承屈先生说“都很平实确当”，正是由应用此种方法而来。屈先生所以执着邹衍的五行观念，四处应用，便是因为缺少此种发展的观念。其实，在拙文中所说的五行观念演变的情形，是与谈阴阳方面的，下了同样的功夫，得出同样的结论（其本身是发展的）。所以屈先生无法坚持由“五行”一词而断定《甘誓》是出于邹衍之后。
再关于六卿和三正的问题，屈先生应首先反省自己的说法能否成立？屈先生原文说“‘六卿’这一名词的起源，恐怕是由于晋国的范、中行、知、韩、赵、魏六族世为命卿之故”，但拙文中指出在《左传》中，宋比晋（《左传·成公三年》）早三十二年，已出现有“六卿和公室”之文，则宋系原有六卿（《左·襄九年》），郑也出现有六卿。所以我便说“由此可以推断，必在官制上早有六卿之存在，故宋、郑之公族，亦得起而效之”，而屈先生以六卿起于晋的说法，当然不能成立。我颇信王引之古者仅有六卿，而无加三孤为九卿，以三少为三孤，其误起自新莽，班氏据以作表“而康成始袭之，于是东晋古文《尚书》窃其说以入《周官》”之说（见《经义述闻》卷八“孤”字条）。《周官》言六卿者四〔补记：此不足为证，因《周官》出于王莽、刘歆〕，而《周书·顾命》“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师伯、毕公、卫侯、毛公”，皮锡瑞以此为成王时有六卿之确证（《今文尚书考证》）。然由周上推及夏，郑康成虽谓“则三代同矣”，但是否亦称为“卿”，我不敢断定。我之所以说《甘誓》中“六卿”一辞“殆来自整理者的以今述古”，是根据《墨子·明鬼下》引作“乃召六人”，而不作“乃召六卿”，但接着便说“六事之人”，我的立说根据，在拙文中讲得清清楚楚。屈先生在答文中，不止一处的，批评我的立说，不从我立说的根据下手，而只是把我的结论故意向旁的方面转移，竟转到“合乎自己观点的文辞，便可说是原典；不合乎自己观点的文辞，便可以说是整理者以今述古的。这样，在行文上，自然方便多了”。试问，若无《墨子》的《明鬼下》所引的《甘誓》，与现时《尚书》中之《甘誓》，两相比较，我会提出这种结论吗？屈先生若认为我的结论不对，应当从我得结论所根据的材料下手。我对屈先生的批评，无不如此。屈先生故意抹煞他人立说的根据，而将他人的立说，纳入于自己恶意的主观所假设的情况之中，恐怕这不是适当之治学态度与方法。
屈先生在上述的一段话中，也用这种态度方法来批评我对阴阳观念在《易传》中的发展情形，所得的结论。不错，我的结论似乎完全是新的，但它是由原文的详细统计、归纳、分析，所得出来的结论。用这种方法所得出来的结论，不同于悬空的臆想，我不相信是可以随便推翻得了的。屈先生反对我的《乾》、《坤》、《泰》、《否》四卦，“是阴阳观念流行以后，秦汉的《易》学家中，有人特别重视此四卦，因而加以改写”的说法，首先应当对我所提出的问题，加以解答。即是：在三百八十四爻中，何以仅仅《乾》初九的小象有一“阳”字，《坤》初六的小象有一“阴”字？其余的三百八十二爻的小象，有哪一爻的小象，若应用阴阳的观念去解释，岂不解释得更为清楚？为什么不去应用呢？在六十四卦中，何以仅有《泰》、《否》两卦的彖辞有“阴阳”二字？其余的六十二卦的彖辞，有哪一卦的彖辞，若应用阴阳去解释，岂不解释得更为清楚？为什么都不去应用呢？屈先生承不承认这是一个问题呢？若承认这是一个问题，则在我的解说以外，能提出更合理的解说，岂不更好？若不能，则只有暂时接受我的说法。
屈先生提到《甘誓》“三正”的问题，而认为我“不必强为之解”的意见是一种偷巧。不错，我的初稿是这样主张的。我之所以这样主张，是因为屈先生对“三正”的解释是“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这些说法之兴起，决不会早到战国以前。何况夏人竟预知殷周的月建，尤其使人捧腹”。在屈先生的意思，夏、殷、周月建的三正，是战国时的观念，我即指出，“恐怕最早是出现于《尚书大传》”，以指明屈先生对此一说法出现之时代，已犯了错误。所以接着说：“若如屈先生之说，则《甘誓》成立之时间当更后”，我不知这一点屈先生承认不承认？接着我又说：“但我们试想想，伪造《甘誓》之人，竟连殷周乃在夏代之后也不知道……则有什么历史知识、动机，而会伪造出禹或启伐有扈的故事，且写出八十八个字的文献来，并很快便能得到三派学徒的承认呢？……”屈先生的解释，经过我这样的反问，觉得还能站住吗？但我对伪《孔传》及《陔余丛考》的说法，也不敢信任，所以我认为与其强不知以为知，愈解愈糊涂，不如采取“阙疑”的态度。恐怕“阙疑”在治学上，也要算一个重要的消极性的方法吧。疑古派最大的缺点之一，便在不了解阙疑的重要性，常强不知以为知，平添许多毫无意义的纠葛。不过，以后，我对“三正”又提出了新的解说，而认为“可能与六府三事有关”，并引《周书·立政》篇的“作三事”，及《诗·小雅·雨无正》的“三事大夫”、《大雅·常武》的“三事就绪”作旁证，而推论“‘怠弃三正’乃指荒废了主管三事之官而言”，并特声明“这也不过是一种推论，但比夏、殷、周三正之说，或稍合理一点”，屈先生把自己立说的根据，及其对问题所能作的解释的程度，和我的新说，试作一平心静气的比较，觉得是否稍为合理一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