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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文把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分为三类：
（一）开始并无原始文献，而只有许多口头传说，这些传说，到了文化发展到更高的阶段时，即由史官加以整理、编纂，把口传的材料，写成文字的材料。……《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当属于这一类。
（二）将原典重加整理过的材料。此种材料，原有真实文献存在，但经过若干年后，尤其是经过了改朝换代以后，有人重新加以整理，以便于流传阅读。在整理时，不免把原文加以今释，因而杂有整理时的名词、口吻、气氛，但于原有的底子并未加以改变。今日《尚书》中的《甘誓》、《汤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洪范》等皆是。
（三）是传承下来的原始资料。《商书》中的《盘庚》及《周书》，大体是属于这一类。
屈先生答文，认为我“所定的第一类，除了‘史官’二字，我觉得还有推敲外，我都是赞成的”。第一类我认为是“由史官加以整理……”，而屈先生认为还有推敲，这是一个大关键。从先秦典籍中引用第一类的材料情形来看，从《论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诗》、《书》已有定型的情形来看，从孔子、墨子言尧、舜、禹的情形来看，《尚书》中第一类的材料，必定编成于孔子之前。凡是把这类材料说成为战国时代作品的，无一说足以成立。我希望将来有机会加以全面的讨论。孔子、老子、墨子的话，只是由他的弟子纪录传授，无私人著书之痕迹，则第一类的材料只有由史官整理。
屈先生对于我所定的第二类，认为问题便多了。屈先生承认太史公译《尚书》，但认为“只译单篇，以便于流传阅读的，在古代我找不出这种例子，因而我不敢相信在先秦时一定会有这种情形”。屈先生对于这一点的口气说得很谨慎。而我的这一说法，虽似新说，但亦实非全是新说。朱元晦疑古文、疑《书序》，但他又说“《书》有易晓者，恐是当时做底文，或是曾经修饰润色来。其难晓者，恐只是当时说话”（《语类》七十八）。而我之所以提出此一说法，则因为：
（一）《诗经》十五国的“国风”，文体大体一致，屈先生在其大著《诗经释义》中，也认为是经过了润色，此最先润色之人，非周的史官莫属，则商、周易代之后，何以能断定周的史官，基于史官的职责，要把前代的文献传承下来，而不将前朝的典册更加以润色？
（二）屈先生以为若如我的说法，是“只译单篇”，与司马迁译《尚书》不同。殊不知，若周代史官把夏、商文献编在一起，这与司马迁之作史，虽因时代不同，而形式大异，但在性质上完全相同，即是同样出于史官的职责，属于历史文献的编定与传承。司马迁之作史，正因为他要完成他的史官世家的职责，他在纂录古代文献时，以今译古，视为寻常之事，未尝加以特别说明，可能正是继承古代史官的传统。
（三）屈先生在研究历史问题时，似乎忘掉了一个最大的原则，即是关于历史问题，应当让历史的本身，有最优先的发言权。这些文献本身的纪录，这些文献被先秦其他文献所引用时，这些文献在儒家的传授中，都说是夏、商的文献，这即是历史自身的发言。对于这种历史的发言，只有更重要的不同意见的历史发言，才能加以推翻。否则，现代的人，有再大的学问，在历史面前，也是无效的。以《甘誓》、《洪范》为例，屈先生们对自己的新说所举的理由，无一能成立，即无一条有代替原有历史发言的资格。于是提出了两条妙法：即是先一口断定这些文献是出现得很晚的，对于引用到这些文献的其他文献，也把它们一齐拉后。例如《墨子·明鬼下》引了很完整而又与现《尚书》中并不完全相同的《甘誓》，屈先生虽说《明鬼下》成篇的年代不能确定，但屈先生既断定《甘誓》是成篇于邹衍五行说大行之后、秦八年《吕览》成书之前，则《明鬼》篇自然也只能比《甘誓》成篇更晚，否则《明鬼》篇便无从引用，研究墨子的人恐怕不易接受这种说法。其次，如有互见乃至两相疑似的材料，凡是其中可断定系战国的作品的，便一口断定它是伪造《尚书》者的蓝本。例如屈先生认为“《尧典》显然地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尧典》是战国时代的作品。但从《论语》看，孔子对尧、舜的赞叹，可谓至矣，并且他还听到舜的音乐——《韶》！为什么不可以说儒家思想，曾受到《尧典》的影响呢？在屈先生原文中，能断定屈原的《天问》有两句话是括《尧典》，则《论语》“尧曰咨”一章，何以又能断定他不是括《尧典》呢？孔子的思想，以“仁”为中心！若《尧典》系受儒家思想而成立，为什么《尧典》中没有一个“仁”字呢？凡是屈先生原文中这一类的说法，我看都不能成立。为了不使文章过于枝蔓，我只说到这里为止。
（四）屈先生认为属于这一类的文字很平易好懂，我在拙文中已指出《洪范》并不像屈先生所说的那么平易。朱元晦曾说：“看《尚书》渐渐觉晓不得，便是有长进。若从头至尾解得，便是乱道。《高宗肜日》是最不可晓者，《西伯戡黎》是稍稍觉不可晓者。”（《语类》七十九）朱元晦的话，似乎值得大家参考。因为他在典籍上所下的工夫，比我们好像尚深一点。
（五）再加上我在拙文中所举出的两个理由（见下文所引），把它综合起来，我决不认为战国时代，有一个伪造文书集团，伪造出一批夏、商文献，而又散布到其他文献中去。上面所说的，假定仅单举一样，其作证性尚嫌薄弱。综合来看，则我所分的“将原典重加整理过的材料”的一类，为确不可易。因为我们所以提出一个观点，是为了解释研究的问题。只有我这一观点才能把有关《尚书》的问题，完全加以解释。
但屈先生对拙文把《尚书》中认为应属于第二类所举出的两个理由，认为“都很难成立”。再看屈先生认为何以不能成立的缘故吧。拙文是：
第一，从文体看，属于第二类的，都是单一事件的完整纪录，既没有《尧典》等的‘曰若稽古’，及由编纂而成的复杂内容，也不同于先秦诸子中所述的古代故事，都是与上下的议论相连，从故事的内容与文体看，总没有独立性。先秦有能力凭空编造出这些东西的人，要就是容纳在一连贯的故事中，要就是容纳在表达自己思想的议论里面。主张《甘誓》这些东西是出自战国人之手的人，谁能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找出以一事件为单元的独立而完整的文体之例？第二，从内容看，它们的文字，虽比周初文献，较为平顺，但如前所述，周初文献中的道德观念，较《尧典》为单纯，而《甘誓》、《汤誓》等篇中的道德观念，又较周初文献更为单纯。这只要稍为留心作一对比，不难立刻可以承认的。
屈先生认为我上述的理由很难成立的反证是，“第一，从文体看，现存的《逸周书》五十九篇，几乎篇篇都是以一件事为单元的独立而完整的文体，怎能说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找不出这种文体的例子？”按现存《逸周书》七十篇，《汉志》是把它收录在《六艺略》中的“《书》家”里面，而注明其为“周史记”，颜师古集注引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也。”其中有为“后之好事者所增益”（刘知几《史通·六家》篇），亦犹《左传》、《史记》，也有由后人所增益的一样〔补记：对《左传》、《史记》说得轻率〕，但其与“《尚书》相类”（同上），因而为先秦史籍之遗，则无可质疑。以同类的东西，证同类的东西，而二者的情形相同，则只能益信我从文体方面的判断是确切不移的。屈先生似乎不应把《逸周书》划入战国时的“诸子百家”中去。自《汉志》起，从来没有把它列入“诸子”或“子部”的。
屈先生举出的第二点反证是，“从内容看，像晋士匄同盟于亳的载书，卫蒯瞆的战祷，这两篇誓辞中的道德观念，以（当系‘似’字之误）乎也较周初文献，更为单纯，我们能据此便认定这两篇誓辞是西周初年以前的作品吗？”按我所举的“第二，从内容看……”，这是从思想、观念发展的情形，来作为考订古典时代先后的一种重要方法。过去的人，一说到二帝三王，以为其道德便是至高无上，其实历史上的事实并非如此。道德观念是渐渐出现的，孟子以“血流漂杵”疑《武成》（《孟子·尽心下》），而不知这正足以证明其为实录。后人对《汤誓》的“予则孥戮汝”，觉得汤不应有孥戮之事，因而作许多曲说的解释，殊不知这正保存了未受儒家思想影响以前之真。就现在可以看到的材料看，殷末开始有“义”与“敬”的观念，到周初而大为流行。周初开始出现有“礼”的观念，到西周之末及春秋时代而大为流行。春秋时代出现了“仁”的观念，经孔子而成为众德之主。我在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中所分的第二类，只有《高宗肜日》有一个“义”字，有一个“敬”字；《洪范》被后儒尊为帝王大法，但只有一个“义”字。分属于这一类中的，其文字虽较平易，但其中所反映的时代精神，都是以在厉、幽时代已经垮掉了的原始宗教为背景。例如《甘誓》的“天用剿绝其命”、“予恭行天之罚”，《汤誓》的“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致天之罚”，这和孟子所说的汤伐桀的情形相同吗？孟子所说的汤伐桀，不是根据天命而系本于民心。这几篇东西代表了约近千年的历史，而出现的道德观念是如此之贫乏，试把这一类的，上与在西周编成的第一类的几篇比较，下与保持原有面貌的第三类的周初文献比较，这种道德意识非常贫乏的情形，能说是偶然的吗？屈先生不拿整个春秋时代的道德观念发展的情形，来与那代表近一千年时代的几篇文献的情形相比，却在春秋时代中选出两个特例来相比……这似乎不是好的治学方法。
并且《左传·襄公十一年》晋士匄同盟于亳的载书，是鉴于襄九年戏之盟的失败，所以很谨慎地规定出各同盟国间对若干具体问题的遵守。不仅夏、商时代不会出现这样丰富之内容，即周初、西周时代也不会出现这样丰富之内容，我现抄一段在下面：
凡我同盟，毋蕴年（杜《注》：蕴积年谷，而不分灾），毋壅利，毋保奸，毋留慝。救灾患，恤祸乱。同好恶，奖（杜《注》：助也）王室。……
就我看，这简直可以作今日国际政治极有价值的参考，屈先生是与周初什么同类的文献相比较，而能断定“更为简单”呢？尤其是他们在两年前失败了的戏之盟中，郑公子
提出“郑国而不唯有礼与强，可以庇民者……”，晋“知武子谓献子曰，我实不德，而要人以盟，岂礼也哉”。两方面都浮出了作为春秋时代精神的礼的观念。屈先生也承认在战国时代写文章的人，没有存心作伪的必要。假定上述《尚书》中属于第二类的那一批文件，是在春秋、战国时写定的，而不沾染一点当时流行的道德观念，恐怕是不可能的。至于屈先生提到《左传·襄公二年》卫蒯瞆的战祷，即是蒯瞆参加晋郑之战，他为赵简子的戎右，“望见郑师众，太子（蒯瞆）惧，自投于车下”，子良骂他是“妇人”，他为了鼓起自己的勇气，求他的三位祖宗给他保佑，而便申述了长七十五个字的祷词，主要是“敢告无绝筋，无折骨，无面伤，以集大事……”，此事的本身，牵涉不到道德观念的问题。“以类取，以类予”（《墨子·小取》篇），这是作材料比较时所必须具备的方法。假定在夏、殷、周初能找到同样的战祷作比较（例如《史记·齐太公世家》所载太公的誓词），其内容会同样反映出各个不同的时代。没有东西可以瞒过时代的。且如屈先生在前面引《逸周书》与《尚书》第二类的文献相比，不错，二者的性质相同，文字上，《逸周书》更为难懂，但因二者时代之不同，故《逸周书》每一篇之内容，皆较《尚书》中第二类文献为丰富！这种情形，总很值得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