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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一卷三期，有屈万里先生《〈尚书〉中不可尽信的材料》一文（以下简称“原文”），我在《阴阳五行观念之演变及若干有关文献的成立时代与解释》一文（以下简称“拙文”中，以《甘誓》、《洪范》为中心，对屈先生的许多观点，曾加以讨论。《新时代》二卷二期，承屈先生以《对于与五行有关的文献之解释问题》一文（以下简称“答文”）相答，至深感谢。屈先生答文的后面说，他和我“意见不同的地方……也都是些有关治学的方法或态度的问题”，这不仅搔到两人争论的痒处，并且也接触到做学问的基本问题。态度是由心理作用的惯性所形成的。在我看，态度问题比方法问题更重要。乾嘉以来，许多人在文献上用力甚勤甚深，但在带思想性的文字训诂上，多属幼稚可笑，这是因为他们先横一反宋儒的心理的缘故。近数十年来，有人口口声声地喊科学方法，而其考据工作，却最不科学，这是因为他们先横一反中国文化的心理，以后又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或者辩护自己的好恶等等的缘故。有了能虚、能勤、能慎、能改的态度，则方法是在工夫中产生、修正的。但一个人作学问的态度对不对，常常自己并不觉得，而有赖于朋友相互间的批评讨论。所以屈先生在答文中归结到方法与态度问题，我有责任加以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