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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先生因《甘誓》中有“六卿”、“五行”、“三正”三个名词，尤其是有“五行”的名词，而断定它“用了终始五德之说”，“但《墨子·明鬼下》、《庄子·人间世》、《吕氏春秋·召类》篇和《先己》篇，都曾引述过《甘誓》，《明鬼下》和《人间世》的作成时期，虽难确定，但《吕氏春秋》乃秦八年以前完成的作品”，因此屈先生断定“《甘誓》的作成时代，当在邹衍之后、秦八年之前”。就常情讲，《明鬼下》和《人间世》，照传统的说法，皆成篇于邹衍之前。此二篇既皆引有《甘誓》，则《甘誓》又必在此二篇之前。最低限度，屈先生既“难确定”此二篇作成的时期，则亦难确定此二篇所引过的《甘誓》的作成时期。所以屈先生对《甘誓》所作的断定，在屈先生自己的文章中，是没有根据的。又按《吕氏春秋》中记有六国灭亡之事，则《序意》篇之所谓“维秦八年”，乃就初定稿之时而言，不仅吕不韦罢相后的两年间，宾客尚盛，在情理上当以全力修补初稿，即死后亦尚由其门客不断地加以修补，所以认此书是在秦八年以前完成的传统说法，不能轻易加以承认。其次，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邹衍略在孟子之后，他适梁，见到梁惠王；适赵，见到赵平原君；如燕，燕昭王拥
先驱，此乃他大倡终始五德之说的时候，由此而至秦八年，其间不及百年，从《战国策》看，当时赵、梁、燕之君，虽大为邹衍之说所掀动，但尚未见有任何一国把它应用作实际政治变动上的解说之迹。当时游说之士，亦无以此作游说之资的。所以《战国策》中，没有一处提到五行。因此可以推断，邹氏终始五德之说，除了少数君主贵族外，并没有引起其他思想家的注意。以此施之于朝廷政令，乃在秦并天下之后。如屈先生之说，必须假定在邹衍之后，有一个人，深信他的终治五德之说，捏造了这八十八个字一篇的《甘誓》，把它流传出去，于是作《墨子·明鬼下》和《庄子·人世间》的人，上了那位作伪者的大当，不约而同地承认伪造出的这篇东西是历史上的真文献，因而加以引用。自然也得到了儒家系统的人的承认，因而把它与其他的文献编纂在一起。而对《甘誓》加以引用和编纂的人，是属于三个思想系统不同的人。若以表表其先后，则是：
这在不及一百年的时间之内，就当时文献实际流布的情形说，大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墨子》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篇，大概成篇在孟、庄时代以后，但研究墨学的人，恐怕很难说像《明鬼下》这些质朴的基本思想，不是成篇于孟、庄时代之前。加以《墨子·明鬼下》所引的是《甘誓》，的全文，除各处文字与现行《尚书》中之《甘誓》，颇有异同，可以解释古人引书，常有随意改定者外，其中更多出三十二个字的一整段。且全篇文字，远不及今文《尚书》的平顺，则孙诒让的《墨子间诂》谓“墨子所见古文书与今本异”，殆为可信。今文《尚书》的《甘誓》恐怕是经过儒家进一步作过文字整理的。这种整理，只有在更长的传播时间中方有其可能。现行《庄子》中间，不少的材料是战国末期的，但《人间世》恐怕是出于庄子自己，最迟也是出于与庄子极为接近者之手，而此篇仅有“昔者尧攻丛枝胥敖，禹攻有扈”，它只提到禹攻有扈的故事，并未直接涉及《甘誓》之文。由此可知屈先生不仅以《甘誓》之文为伪，并以禹伐有扈之故事，亦全由此伪造之《甘誓》而来。由现今之《甘誓》，不能断定伐扈的到底是禹还是启。《墨子》与《庄子》皆称为禹，这是一种暗合。由此不难想见，在邹衍之后，有一个人伪造了一篇东西，而得到了儒、墨、道三家的共同承认，这恐怕是不可能的事。但试看屈先生所举的理由：
第一，是因“在西周和其以前的文献里没有过‘六卿’这一名词。‘六卿’这一名词之起源，恐怕是由于晋国的范、中行、知、韩、赵、魏六族世为命卿之故。《甘誓》说‘大战于甘，乃召六卿’，可知此篇的著成，不会早在春秋前”。按《左传·成公三年》“十二月甲戌，晋作六军，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骓、赵旃皆为卿，赏鞍之功也”，《史记·齐太公世家》谓“晋初置六卿，赏鞍之功”。此乃屈先生之说之所本。但晋在此以前，事实上已有六卿。或至此而始正式定为官制，或卿有正卿与非正卿之别，故晋在事实上至此而有十二卿，而在官制上仍为六卿，此皆难于断定。不过，《左传·文公七年》称宋“六卿和公室”，则是宋有六卿，且较晋赏鞍之功一事，尚早三十二年。而郑亦有六卿。
由此可以推断，必在官制上早有六卿之存在，故宋、郑之公族，亦得起而效之。传统的一般说法，六卿与“六军”、“六师”不可分，《诗·大雅·棫朴》“周王于迈，六师及之”，《诗序》以为此乃“文王能官人”之诗；《诗·大雅·常武》“整我六师，以脩我戎”，《诗序》以为此乃“召穆公美宣王”之诗；《诗·小雅·瞻彼洛矣》“声韎韐有奭，以作六师”，《诗序》以为此乃刺幽王之诗，以上盖皆在西周之时。综合观之，六师六卿之制，其来盖久。且《尚书·顾命》有“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之语，而小盂鼎（《小校金阁金石拓本》卷三称“盂乍口白鼎”）乃记周康王伐
方归告成功于周庙之事，其中有“三左三右”之文，与《甘誓》“六事之人”相合，并与“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之“左”、“右”亦相合。由此可知六师六人，乃古人相沿之军制。则屈先生谓“在西周和其以前的文献里，没见过‘六卿’这一名词”的说法，值得考虑。况《甘誓》的“乃召六卿”，《墨子·明鬼下》，引作“王乃命左右六人”，以现《甘誓》“王曰嗟，六事之人”推之，则不作“六卿”而作“六人”者，为近于原始文献，此盖由军队之编制而来。而“六卿”一词，殆来自整理者的以今述古。由此可知，由“六卿”一辞以断定《甘誓》之著成不会早在春秋以前的说法，恐怕很难成立。
第二，屈先生因为“五行之说，原于《洪范》，而《洪范》乃战国时的作品。终始五德之说，则创自邹衍。《甘誓》说有扈氏威侮五行，它这话是说有扈氏看不起应运而生的帝王，它已用了终始五德之说。据此，可知它的著成不在邹衍之前”。按从《左传》、《国语》看，五行一词早已流行，但与邹衍所说的内容，完全不同。假定五行之说是源于《洪范》，而《洪范》又是战国时的作品，则《左传》、《国语》中有关五行的材料，将也是战国时的人，受《洪范》的影响而伪造进去的，这恐怕是很难成立。在西周及其以前，认为政权的存废兴亡都是出于“天命”，即是出于神意。但自西周之末，天命的权威已逐步下坠，于是儒家将宗教性的天命，转化而为道德性的天命，道家则转化而为自然法则性的天命。到了战国时代，以天命言政权兴废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齐宣王伐燕胜利后对孟子说“不取，必有天殃”，孟子立刻折之以“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至于孟子所说的“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乃是对此一传统故事加以新的解释。《战国策》上，便没有以“天命”为政治上重要说辞的。邹衍终始五德之说，如后所述，乃是在政治中原始天命的观念垮掉以后，重新提出的一种新说，以重建政治上的天人关系，因而即以代替古代天命之说。此说较古代天命的观念更为具体，更为易于把握，其所以能掀动一时者在此。所以邹衍的五德终始，即“天命”的另一种说法，此观于以后凡言五德终始者，即不另言天命，可以知之。其与古代天命在本质上不同之点，天命是有目的，有所选择，有赏罚，而与人类的行为关连在一起的，五德终始，则是机械的、盲目的、定命的。但《甘誓》“天用剿绝其命，予惟恭行天之罚”的说法，完全是古代宗教性的天命的说法，为什么还要把“看不起应运而兴的帝王”的五德终始的新说，即是应五行中某一行的作用而兴起的帝王的新说，来作战争的口实呢？不仅在战国时代，不论在理论上或事实上，都找不出这种作为战争的口实，即在秦统一天下，实际采用了五德终始之说以后，也从来找不出这种战争的口实，因为邹衍的说法，实在很难言之成理，事实上不能构成强力行为的动机。而伪造《甘誓》的人，独一无二地采用在当时是一种深僻的战争口实，这未免太为突出了。再从另一方面看，由前引《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故有五行之官”的材料，可以知道古代在政治上对水、火、木、金、土、谷等社会生活资材的非常重视。六府、五行是相关的观念，从《左传》有关六府、五行有关的资材看，在夏朝是把五行、六府当作政治上的大经大法。若承认在殷周以前，中国已有一段相当长的文化历史，则这种由长期实际生活要求而来的经验，表现于政治设施之上，在历史上并没有说不通的地方。因此，“威（依《经义述闻》当作烕）侮五行”，解释作轻烕侮慢了五行之官及五行之政，有什么不可以呢？
第三，屈先生认为《甘誓》中有“怠弃三正”的话，而“三正是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这些说法之兴起，决不会早到战国以前。何况夏人竟预知殷周的月建，尤其使人捧腹”。按一般所说的月建的三正，恐怕最早是出现于《尚书大传》，即汉初才有此一说法。陈寿祺辑《尚书大传定本》卷五“王者存二王之后，与己为三，所以通三统，立三正”。若如屈先生之说，则《甘誓》成立之时间当更后。但我们试想想，伪造《甘誓》之人，竟连殷周乃在夏代之后也不知道，而把它直接牵入到伪造的夏代文献之内，则这种无历史常识到使人捧腹的人，有什么历史知识、动机，而会伪造出禹或启伐有扈的故事，且写出八十八个字的文献来，并很快便得到儒、墨、庄三派学徒的承认呢？所以《孔传》便解释作“天地人之正道”，而《陔余丛考》则以为“夏之前有三正”，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则以为“三正者，即黄帝所纪斗纲之法”，这些恐怕都是傅会之谈。但由此亦可知前人已注意到不应当有这种捧腹的情形。“三正”可能与“六府三事”的“三事”有关。《周书·立政》有“立政任人准夫牧作三事”的话，而《诗·小雅·雨无正》有“三事大夫”，及《诗·大雅·常武》有“三事就绪”的说法，则所谓“怠弃三正”，乃指荒废了主管三事之官而言。《史记·周本纪》引《太誓》（今逸）讨纣之言有“毁坏其三正”，则是殷亦有三正之官，上推于夏，当亦不诬。
依我看，屈先生所提出的三个论证，都不容易成立，而从《甘誓》的思想内容看，则非常单纯质朴，决找不出春秋时代及其以后所发展的有关政治道德方面的内容。所以我认为此篇的原始材料，乃夏典之遗，经周代史官及孔门曾加以整理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