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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尚书·甘誓》中所说的“五行”，到底是什么性质？这便牵连到《甘誓》成立的时代问题。在谈到此问题之前，先略述我对二十八篇〔补记：若将《顾命》、《康王之诰》分而为二，则为二十九篇〕今文《尚书》的一般观点。
这二十八篇东西，在文献上我认为可分作三类。第一类是开始并无原始文献，而只有许多口头传说，这些传说，到了文化发展到更高的阶段时，即由史官加以整理、编纂，把口传的材料，写成文字的材料。希腊荷马有名的叙事诗《伊里阿特》（
Iliad
）和《奥德塞》（
Odyssey
），实际也是由许多口传的故事组织而成。《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当属于这一类。传说开始是以“口”为主，“古”字从十、口会意，所以历史是从口传开始的。对于这种材料，第一，我们应当了解口传它在时间上的持续性是很强的。因为古代进化得很慢，事物的变化又少，所以对口传的持续性特别大。第二，我们应当了解它的内容在口传中会不断地流动而有所增减、改变的，必须经文字纪录后，才开始定型化、固定化。在未有公认的统一纪录以前，因纪录所根据的口传有出入，所以文字纪录的彼此之间，在内容上亦可以发生差异。第三，不仅在开始以文字纪录代替口传的时候，常常不免假借纪录时流行的名词观念，以表现口传的语言观念，即在口传过程中，也常不免于由时代、地区不同而来的语言上的翻译。所以对于这种材料，只能从大体上加以论定。既不可因在大体上可以承认是真，例如尧舜是真有其人，唐虞真有其朝代，便认由传说而来的每一内容都是真的。也不可以因为内容的某些部分不可信，因而将其全部故事，也加以推翻。并且可信与不可信之间，是非常不易断定，万不可掉以轻心的。譬如《尧典》中所说的历象星辰，现在有的人便以为不足信，但我们只要想到古巴比伦在天文上的成就，则中国在唐虞时代已积累有了若干历象的知识，而这种知识，在政治上是有一定的人加以传承，可以不受改朝换代的影响，因而保存了下来，又有什么稀奇？在古希腊时代已有事实上的民主政治，但到近代的启蒙时期，才把它作政治的理论而加以宣扬。则尧舜有了禅让，到了战国时代〔补记：应当说，到了孔子〕，乃把它当作政治的理想而加以宣扬，这在治史的立场上，有什么地方说不通，而必须倒因为果地加以反对呢？孔子“信而好古”、“多闻阙疑”，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可见他们都是有批判意识的人。但孔子对尧舜的称赞，《论语》对尧舜禹政权授受的纪录，孟子对尧舜的禅让，都说得那样的叮咛郑重，假定此数事，本来是出于战国时凭空而至的谣言，便能使孔子、孟子乃至另一思想系统的墨子，都这样笃信不疑吗？就现代考古学进步的情形来说，可以了解人类出现的时间、人类文化开始的时间，比过去所能知道的为长为早。而我们对古代的知识，尚极为有限。例如梅原末治在《中国出土的一群铜利器》一文中（《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创立二十五周年纪念论文集》），介绍在河南卫辉出土的青铜所制的利器中，有的系把铁嵌入到里面去作刃，其年代为在纪元前一千年代之初期，这岂不把西周尚无铁的应用，由此以推断《禹贡》成编的年代的根据推翻了吗？《尚书·立政》乃周公告成王之辞，其中谓“其克尔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觐文王之耿光，以扬武王之大烈”。准此以推，则我民族在夏禹时声教所被，已经“至于海表”，因而对域中有所规划，这在周公是信以为真的，因为他不仅生在我们三千年之前，而且他是实际政治的负责人，看到了我们所不能看到的典册，加以他亲自把天下从商朝手中接收过来，他不能像一般文人样，随意地夸大，所以他的话是有权威性。然则今人凭什么理由、证据，而可认为《禹贡》上所说的疆域，不是三代相传之旧呢？近几十年来，我国的疑古派，对世界古代史研究发展的情形，对古代社会研究的进步的情形，多半是闭目不睹，而只凭个人想像所及，随意否定历史上的资料，合于自己想像的便以为是真，不合于自己想像的便认为是假，我觉得这是值得重新考虑的。《尧典》究写定于何时？我可以这样的推断：《尧典》里面的道德观念，较周初文献中的道德观念更为丰富，但孟子已把仁义观念加到尧、舜身上，《大戴记·五帝德》竟称尧为“其仁如天”，然而《尧典》上“敬敷五教”之语，可以说包括了义的观念；但没有出现仁的观念和礼的观念，这或许可以推断在《尧典》定写时，礼与仁的观念尚未十分流行。因此，它可能写定于西周之末、东周之初〔补记：应说为“写定于西周时代”〕。这便与《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左传·文公十八年》引用了《尧典》的话，
及《论语》、《墨子·节用中》引用了《尧典》的情形，皆可吻合。
《尚书》中第二类的材料，为将原典重加整理过的材料。此种材料，原有真实文献存在，但经过若干年后，尤其是经过了改朝换代以后，有人重新加以整理，以便于流传阅读。在整理时，不免把原文加以今译，因而杂有整理时的名词、口吻、气氛，但对于原有的底子并未加以改变。今日《尚书》中的《甘誓》、《汤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洪范》等皆是。而负责整理的人，有三种可能：《甘誓》、《汤誓》等，代远年湮，且夏、殷亡而周继，可能是由西周的史臣所整理的。《洪范》是古代王者所积累的政治法典，可以说是要作为政治教材之用的，因此，它经过了箕子及周室的两重整理。又其次是由于传承的学者所作的小整理。凡是经儒家及墨家引用过的《诗》与《书》，几乎都有字句的出入，而属于儒家系统的，文句都较为顺畅，这即说明儒家系统对文字的整理工作做得比较多。
第三类是传承下来的原始资料。《商书》中的《盘庚》及《周书》，大体是属于这一类。但其中文句，凡经儒家系统引用过的，若以之与其前后未经引用过的文句来比较，都比较平顺，这即说明儒家系统的人，为了传授的方便，也不得不把当时史官或周公代周王宣布的诰诫，即所谓“王若曰”，
稍加整理了。
何以知道《甘誓》等篇是出于原典的整理呢？第一，从文体看，都是单一事件的完整纪录，既没有《尧典》等的“曰若稽古”，及由编纂而成的复杂内容，也不同于先秦诸子中所述的古代故事，都是与上下的议论相连，因之，从内容与文体看，总没有独立性。先秦有能力凭空编造出这些东西的人，要就是把它容纳在一连贯的故事中，要就是把它容纳在表达自己思想的议论中。主张《甘誓》这些东西是出自战国人之手的人，谁能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找出以一事件为单元的独立而完整的文体之例？第二，从内容看，它们的文字，虽比周初文献远为平顺，但如前所述，周初文献中的道德观念，较《尧典》为单纯，而《甘誓》、《汤誓》等文献中的道德观念，又较周初文献更为单纯。这只要稍为留心作一对比，不难立刻可以承认的。但今人却多在这些文献中找出许多证据，以证明这些都是战国的伪造品，我现在试以屈万里先生最近《〈尚书〉中不可尽信的材料》一文
中关于《甘誓》、《洪范》的部分，稍加检讨，因为这牵涉到五行的问题〔补记：屈先生对《尚书》的观点，多本之陈梦家《尚书通论》，而未出其名。陈著我到港后始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