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这里印出的八篇文章，前面七篇，都曾在刊物上发表过，此次只对文字稍加整理。最后一篇——《中国文学中的气的问题》——则系十年前已经预定要写的；可是，因偶然的机缘，在这一方面写了十多万字；但预定要写的，反一直拖了下来，拖到本书汇印的前夕，才仓促提笔写成。即此一端，也不难想见我的生命，给偶然的机缘，消耗得太多了。

从民国十五年起，受当时革命浪潮的冲激，一直到民国三十四、三十五年，我完全摒弃了线装书，尤其是摒弃了宋明理学和桐城派的古文。但当无聊的时候，还读读诗词，以资消遣；因此，也特别留心到中国文学史这方面的著作。中日有关这类出版的东西，总是尽量收集。到抗战发生为止，所收集到的，都毁于民国二十八年日机对重庆的一次轰炸。等到我认识了熊师十力，而自觉到过去对中国文化的卤莽愚妄时，在诗词及文学这一方面的兴趣，反而淡漠起来了。现在，进入到我心灵最深的，却是我过去所摒弃最力的宋明这批人格主义的思想家。并且十多年来，也慢慢地重新了解所谓桐城派古文，在中国文学史中，必然要占崇高的一席。我之所以用“重新”两个字，说来真是惶恐；原来我在二十一二岁以前，湖北的几位老先生，也是我的恩师——王季芗、刘凤章、黄翼生、李希如、孟晋祺诸位老先生，都认定我会成为此中的能手。谁知垂暮之年，却只落得一双白手呢！

友人牟宗三先生，看到我偶然写的这方面的文章，曾来信郑重地要我写一部中国文学史。并认为假定我肯写，定和我目前所写的中国艺术史——即现时付印的《中国艺术精神》——同样有价值。因为我的《中国艺术精神》中的一部分，牟先生曾经看到过。不过，目前中国文化界的趋势，和民国十五年以后的二十年间的我一样，正以卤莽愚妄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文化；但在文学这一方面，还有些人感到兴趣。只要感到兴趣，总会慢慢地弄出点头绪出来。此后的余年，倘再能写几篇文学方面有关键性的文章，便已经不错了。恐怕不容许我把写一部值得称为中国文学史的时间，安排到自己也不能完全控制的未来的日程里面。

每门学问，都有它自己的世界，这即是一般所说的学术的自律性。目前所以不能出现一部像样点的中国文学史，就我的了解，只因为大家不肯进入到中国文学的世界中去，而仅在此一世界的外面绕圈子。有的人，对于一个问题，搜集了许多周边的材料，却不肯对基本材料——作者的作品——用力。有的人，对基本材料，做了若干文献上的工作，却不肯进一步向文学自身去用力。所以在这类文章中，使人感到它只是在谈无须乎谈的文献学，而不是谈文学，不是谈文学史。在某一文献本身有问题时，谈谈文献学，当然是需要的。在没有文献问题的典籍中去大谈而特谈其文献学，便只有把文学驱逐得更远了。至于钞袭剽窃之流，又何足论。

上述情况，除了以派系霸占地盘，维持饭碗，破坏了整个学术研究风气的原因之外，切就文学史的本身而论，我想还有三个原因，会妨碍这工作的进展。第一，研究文学史的人，多缺乏“史的意识”；常常是以研究者自己的小而狭的静的观点，去看文学在历史中的动的展出。不以古人所处的时代来处理古人，不以“识大体”的方法来处理古人，也不以自己真实的生活经验去体认古人。而常是把古人拉在现代环境中来受审判；拉在强刑逼供，在鸡蛋里找骨头的场面中来受审判；拉在并不是研究者自己真实的生活经验，而只是在自己虚骄浮薄的习气中来受审判。我年来发现，有的人写文章的目的，似乎是在造成历史的冤狱，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抬高自己的地位。第二，“凡属文言的作品便是死文学，只有白话的作品，才是活文学”的口号，使文学史中，唯有俗文学才受到文学的待遇；五十年以前，每一时代的文学主流，便实际都受到“非文学”的待遇。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是通过文学作品以发现有代表性的心灵活动，及在此活动中所真切反映出的人类生活状态的历史。只有在值得称为“文学的作品”中，才显得出人类的心灵活动。文言白话的自身，都不是文学，所以文学也无间于白话与文言。不能在文言中发现文学，也绝不会在白话中发现文学。不能发现文学，如何能发现“文学的历史”。第三，进化的观念，在文学、艺术中，只能作有限度的应用。历史中，文学艺术的创造，绝对多数，只能用“变化”的观念加以解释，而不能用进化的观念加以解释。可是时下风气，多半把个人的文学观点，套上未成熟的进化观念的外衣，无限制地使用；结果，文学史中十之八九的人和作品，都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变成了过时的废料。有的朋友讽刺我的兴趣太广。也许正因为这一缺点，而使我能从各种角度去了解文学、艺术，去承认文学、艺术多方面的价值。除了是虚伪的东西。

我这本书，在性质上，若套用日本常用的名词，应当和同时印出的《中国艺术精神》，称之为“姊妹篇”。但我不愿这样说，是因为《中国艺术精神》，系计划的、有系统的一部书；而本书汇印的八篇文章，并非出于预定的计划。虽然如此，但当我因偶然机缘的触发而拿起笔来的时候，还能保持严肃的态度。假定这几篇文章，对下一代好学深思之士，在文献考证及思想把握的态度与方法上，能发生若干启发性的作用，我便非常满意了。其中错误之处，定所不免，我恳切希望能得到指教。此外我还写过不少的有关文学、艺术的短篇文章，但多以介绍西方者为主，将来预备收印到我的杂文集中去。

友人朱龙盦先生，隐于下吏，书画双绝，人品尤高；本书封面的检书，是他为我集的汉碑，至可感谢。

一九六五年十月四日徐复观自序于东海大学寓庐

把全稿交印后，又因偶然机缘的触发，写了一篇《林语堂的〈苏东坡与小二娘〉》，顺便收为附录。我希望今后能做到不看时人这类的东西，以免控制不住自己的时间而浪费笔墨。

十月十一日又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