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周礼》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诗毛传·关雎》序（即所谓大序）因之而称诗有六义。孔颖达《毛诗正义》谓“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即前者是诗的作法，而后者是诗的体裁；这是一般可以承认的说法。其中最没有问题的是赋，问题最多的是兴。由对于兴的解释不同，因而对于兴在诗中的地位的看法也不同。把许多不同的解释归纳起来，不外下述二端，即是第一，兴对于诗的主题，是有意义的联结，还是无意义的联结？其次，若是有意义的联结，则它与比有何分别？若是无意义的联结，则它在诗的构成中有何价值？郑康成在《周礼》大师“教六诗”下注云：
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
这里，除了康成把诗和政治粘贴得太紧，暂不作讨论外，他实际是把兴和比看作相同的东西，所以他又说“兴是譬谕之名”。因此，他通常用一个“喻”字来说明兴的意义。如《葛覃》：“兴者，葛延蔓于谷中，喻女在父母之家，形体浸浸日长大也。”所谓“喻”，即是“比”，其间并无分别；于是他只好在诗的内容是“见今之失”或“见今之美”上作分别，这分明和《毛传》所说的兴，乃至默认的比，不能相应的。例如紧接在二南之后的《邶风》的《柏舟》、《绿衣》，《毛传》皆以为是兴。但从《毛传》，则一是叹仁人之不遇，一是庄姜之自伤，有什么“见今之美”呢？除二南以外的兴体诗，皆以怨悱之词，占绝对多数。而《周南》的《螽斯》，分明是比，但绝非是“见今之失”的。所以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只好撇过郑康成的说法，单就郑司农“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之言，加以引申。不过比方于物，与托事于物，依然界画得不甚清楚，于是孔氏只好从“比显而兴隐”的表现程度上去加以分别。但“显”之与“隐”，乃随读者的理解能力及态度为转移，并不能成立一个客观的法式。孔氏虽可以此来解释《毛传》对各诗何以仅注明“兴”而不注明“赋”、“比”，但作为比兴的区别，还嫌有所不足。
从汉儒到孔颖达的传注家，有一个共同之点，即认为在“兴”的作法之下，诗人在兴中所歌咏的客观事物，是和诗人所要表达的主题，有其意义上的关连的。此一问题，到了朱元晦，他费了更多的玩味工夫，同时也发展到了另一个分歧点。他对比兴的定义是：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卷一《关雎》）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同上，《螽斯》）
这比汉人的说法，实在清楚得多。但是先言他物的“他物”，和引起所咏之词的“所咏”，也即是和诗人的主题，在意义上到底有无关连，他在这里没有清楚说出；不过在他的骨子里，却认为没有什么意义上的关连的。所以他说：
诗之兴，全无巴鼻。后人诗犹有此体。（《语类》八十）振录云，多是假他物举起，全不取其义。（同上）
因此，他把《毛传》许多注明“兴也”的诗，改为“比也”，并在兴之中，更细分出“比而兴也”、“赋而兴也”两类，即是他把可以看出意义的从兴中分出去，或者在兴中加入比和赋的混合成分，以保持兴的完整性。他在《诗集传》中对于“兴也”的诗，很少作与主题有关连的解释，使人看了索然无味。著有《诗缉》的严粲，一面是继承《毛传》，一面又受了朱元晦的影响，遂将兴分为两种：
凡言兴也者，皆兼比。兴之不兼比者，特表之。（《诗缉》卷一《关雎》）
所谓“兴之不兼比者”，即是与诗的主题无意义上的关连的兴。这似乎是一种调和的说法。不过朱元晦一方面认兴并无意义，但他又说：
比虽是较切，然兴却义深远也。有兴而不甚深远者，比而深远者，又系人之高下，有做得好底，有拙底。（《语类》八十）
比意虽切而却浅，兴意虽阔而味长。（同上）
若是兴所假托的物事，全不取其义，则“深远”的意味，究从何而来？朱元晦留下了这一个缺口没有告诉我们。而严粲之所谓兴皆兼比，然则兴比究应如何划分？而他在“兴之不兼比”的诗篇中，又分明采取和朱元晦不同的态度，把所假托之物，和所咏之词，都关连着说得津津有味。所以他对比兴问题，依然不算交代得十分清楚。
近几十年来，对《诗经》的研究，是要把它彻底从传统的经学气氛中解放出来，完全当作一部文艺作品看待。在此种倾向中，发生以现行民歌来解释《诗经》赋比兴的方法。民歌可以说是最原始的诗，而《诗经》的国风中有许多便是当时的民歌。用民歌的结构来解释《诗经》的结构，好似用现在原始部落土人的情形来解释古代社会一样，未始不是一条途径。顺着此一途径来研究《诗经》的结果之一，便是以为兴所假托的事物，与诗的主题，在意味上并无关连。这可用顾颉刚的说法作代表。顾颉刚根据他所搜集的吴歌材料，并举出“阳山头上花小蓝，新做媳妇许多难”的例子，而断定“起首的一句，和承接的一句，没有什么关系”，“只因‘蓝’、‘难’是同韵，若开首就唱做新媳妇许多难，觉得太突兀，站不住，于是得陪衬，有起势了”。他由对民歌的解释，便进一步推论到《诗经》上兴的问题，而认兴也只是协韵的作用，再没有其他的意义。他说：
我们懂得了这个意思，于是关关雎鸠的兴起淑女与君子，就不难解了。作这诗的人原只要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但嫌太单调，太直率，所以先说一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他的主要的意思，只在“洲”与“逑”的协韵。
兴是两千年来纠缠不清的问题。假使真像顾颉刚所说的，除了协韵以外，再无其他意义，倒也干脆。但我们不难想到，诗人把与主题全不相干的东西拿来协韵，这完全是才穷气尽，拉蚂蚁凑兵的方法。若兴的本质即是如此，则兴在诗中，简直是处于附赘悬疣、可有可无的地位；事实上，真正是这样简单吗？由这一简单观点，能说明“兴却义深长也”的原因吗？或者能否定“兴却义深长也”的许多诗的实例吗？这是我想提出来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