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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还应补充说明的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因其得性情之正，所以常是“取众之意以为己辞”，因而诗人有个性的作品，同时即是富于社会性的作品。这实际是由道德心的培养，以打通个性与社会性中间的障壁的。这是儒家在文学方面的基本要求。道家则要求由无私无欲，以呈现出虚静之心。他们并不强调社会性，但在虚静之心里面，也自然得到个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虽然这常是消极性的统一。但在《诗经》上，乃至后来的许多诗歌中，有的仅是劳人思妇之词，迁客离人之语，其所感所发者仅其当下的一人一事，与社会并不相干，即平时并未注意道德心的培养，也没有做致虚守静的工夫，因之，在作诗时并不曾“取众之意以为己辞”；但有的依然能予社会以感动，而成为富有社会性的作品，这又是什么缘故呢？照中国传统的看法，感情之愈近于纯粹而很少杂有特殊个人利害打算关系在内的，这便愈近于感情的“原型”，便愈能表达共同人性的某一方面，因而其本身也有其社会的共同性。所以“性情之真”，必然会近于“性情之正”。但性情之正，系从修养得来；而性情之真，即使在全无修养的人，经过感情自身不知不觉的滤过纯化作用，也有时可以当下呈现。欢娱的感情向上浮荡，悲苦的感情向下沉潜。一般人的感情，是要在向下沉潜中始能滤过、纯化其渣滓，所以悲苦之情，常易得性情之真；而劳人思妇，乃至后来许多诗人，只要能把个人当下的真感情抒写出来，因其是真的、纯粹的，所以他同时也便写出了社会在这一方面的哀乐（哀乐必相形而始能感到），与社会以感动的作用。“诗穷而后工”，正是这种道理。总结地说，人的感情，是在修养的升华中而能得其正，在自身向下沉潜中而易得其真。得其正的感情，是社会的哀乐向个人之心的集约化。得其真的感情，是个人在某一刹那间，因外部打击而向内沉潜的人生的真实化。在其真实化的一刹那间，性情之真，也即是性情之正，于是个性当下即与社会相通。所以道德与艺术，在其最根源之地，常融和而不可分。而一个人，当他在感情的某一点上，直浸到底时，便把此点感情以外的东西，自然而然地忘了，也略近于道家所要求的虚静状态。但这种性情之真，是隐现不常的，所以这种诗人常只能有一首两首、一句两句，使人感动的诗，而绝不能成为“取众之意以为己辞”的伟大诗人；因为他缺乏人性的自觉，因而没有人格的升华，没有感情的升华，不能使社会之心，约化到一己之心里面来。至于存心趋炎附势的人们，连一刹那的人生真实感也闪露不出来，所以他们的作品，只有拿去换残羹冷饭。而今日之所谓意识流的文学，乃是把“私欲”、“无明”当作人性的文学，则他们的反理性、反社会，也是必然的。但反社会、反理性的作家，能要求什么人来读他们的作品呢？
五八年七月一日《文星》第二卷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