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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没有能从社会完全孤立起来的个人，即每个人的个性中都应当带有社会性，岂特伟大的诗人？但历史上的独裁专制者，即使凭借着伟大的权力，也难使社会一般人与他同其好恶。难道说这种人便没有性情，没有个性吗？他的性情、个性，何以会不含一点社会性，却使其孤立至此？而诗人又有什么魔术，能使社会乃至后世的人，会与他同其哀乐而受到他的作品的感动呢？这在中国传统的文学思想中，常常于强调性情之后，又接着强调“得性情之正”。所谓得性情之正，即是没有让自己的私欲熏黑了自己的心，因而保持住性情的正常状态。在中国文化中，有一个根本信念，认为凡是人性，都是善的，也大体都是相同的，因而由本性发出来的好恶，便彼此相去不远。作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基本条件，首先在不失其赤子之心，不失去自己的人性；这便是得性情之正。能得性情之正，则性情的本身自然会与天下人的性情相感相通，因而自然会“揽一国之心以为己意”；而诗人的心，便是“一国之心”。由“一国之心”所发出来的好恶，自然是深藏在天下人心深处的好恶，这即是由性情之正而得好恶之正。人总是人，人总是可以相通相感的。诗人只要相信自己不是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的独夫，则诗人的个性中自然有社会性；个性的作品，自然同时即是社会性的作品。所以郑康成在《六艺志》
中除了强调诗人“莫不取众之意以为己辞”之后，接着便说：
假使圣哲之君，功齐区宇，设有一人独言其恶……海内之心，不同之也。无道之君，恶加万民，设有一人，独称其善……天下之意，不与之也。必是言当举世之心，动合一国之意，然后得为风雅，载在乐章。
郑康成
的话说明了两点：第一是说明只要是自己站得住脚，便不怕他人的批评。第二点是说明自己若太不像样子，便养再多的歌功颂德的文人，乃至勒令他人反复诵念自己所说的不三不四的话，实际也只会引起更大的唾弃。而诗人之所以能成为诗人，诗之所以能成为诗，乃至文艺之所以能成为文艺，必定不是看一二权贵的颜色，而“必是言当举世之心，动合一国之意”；其根底，乃在保持自己的人性，培养自己的人格；于是个性充实一分，社会性即增加一分。在中国传统的文学思想中，总认为作人的境界与作品的境界分不开，大家应当从这种地方去了解其真实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