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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收录的几篇有关中国文学的文章，并不够印成一部书。去岁在台湾大学附属医院割治胃癌后，自知生命快要结束，于是把未曾汇印过的杂文，交给陈君淑女及曹君永洋，请为我编成杂文续集及外集。把未曾收印到《中国文学论集》中的几篇文章，在养病中重阅一过，有的稍作补充，另外为了纪念友人唐君毅先生，更补写了一篇，一并交给薛君顺雄，请为我编成《中国文学论集续篇》，并将几篇用文言写的文章和若干首诗，附录在后面。其他未成熟的讲稿及《论》、《孟》、《老》、《庄》的零星札记，预定在断气前再赠送与愿意保存的人。古人有自营生圹，作为身后善后的。即使我有此雅兴，也没有这份力量。残稿的安排处理，大概就算是为自己所办的善后了。
我颇能论诗，但不能作诗。作诗不仅要多读多作，下一番勤苦锻炼的工夫。并且诗人的精神状态和学人的精神状态，并不完全相同。诗人是安住在感情的世界。他们的理智活动，或因觉其与生命的疏外而随时加以抛弃；或因其对生命的深入而又化归为感情。诗人常以欣赏咏叹的心境来读书，所以读书不求甚解；但也常由欣赏咏叹而能对书有所得。他们与对象的关系，是相融相即的关系。对于对象的表达，是在感发咨嗟中，把对象唱叹描绘出来；越唱叹描绘得入神，越含有作者的性情和面影。学人是安住在理智的世界。他们的感情活动，或因觉其对生命是一种纠缠而加以抑制；或因其对生命的浸透而运用理智来加以处理。学人是以钻研揭露的心境来读书，读书必求甚解。也常因钻研揭露而对书才有所得。他们与对象的关系，是主客分明的关系；对于对象的表达，是在冷静分析中把对象解剖条理出来，越解剖条理得入微，越能显出对象所含的原理、法则。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两种精神状态，常常能作，并且也常常会作自由的转换。但并不是诗人由感情世界转换为理智世界时即可成为学人。同样的，并不是学人由理智世界转换为感情世界时便能成为诗人。转换之后，必须继之以各自不同的工夫，才可得到各自不同的成就。我少年有天资而无志气；中年役精疲神于国政攻取之场；晚年治学，自然走上学人所走的路；我是不会作诗，偶然作一首两首，也多不成熟乃至不合规格，乃必然之事。所以随作随丢，不值得爱惜。此次把偶然记得，及金君达凯为我从《民主评论》上抄录下来的，不惜自暴其丑，附录刊布出来，也是在“善后”的心境中，留下渺小的人生脚印。其余失散的，只好听其随声尘而俱归泯灭了。
我从一九五〇年以后，慢慢回归到学问的路上，是以治思想史为职志的。因在私立东海大学担任中国文学系主任时，没有先生愿开《文心雕龙》的课，我只好自己担负起来，这便逼着我对中国传统文学发生职业上的关系，不能不分出一部分精力。偶然中，把我国迷失了六七百年的文学中最基本的文体观念，恢复它本来的面目而使其复活，增加了不少的信心。我把文学、艺术，都当作中国思想史的一部分来处理，也采用治思想史的穷搜力讨的方法。搜讨到根源之地时，却发现了文学、艺术，有不同于一般思想史的各自特性，更须在运用一般治思想史的方法以后，还要以“追体验”来进入形象的世界，进入感情的世界，以与作者的精神相往来，因而把握到文学艺术的本质。这便超出我原来的估计，实比治一般思想史更为困难。可惜我的精力有限，在艺术方面比较有计划、有系统地写了一部《中国艺术精神》，但在文学方面，到一九六五年为止，仅写了八篇文章，汇印成《中国文集论集》；以后每重印一次，便增加若干文章，到一九八〇年的第四版，长长短短的，共增加了十六篇，由原来的三百多页，增加到今天的五百五十七页。
一九六九年秋季，我来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哲学系担任客座教授。据唐君毅先生告诉我，听我讲中国哲学史课程的学生，在人数上打破了过去的纪录。但我发现，对许多问题，我与唐先生及牟宗三先生的看法，并不相同。为了预防由看法不同而引起友谊上的不愉快，我便要求转开以中文系为主的课，把我的名字也转到中文系；虽然继续开中国哲学史的选课，一直到新亚书院离开农圃道为止，但这中间重新开了《文心雕龙》的课。新亚研究所脱离中文大学独立后，学生人数少，中国哲学方面，由唐、牟两先生负责，唐先生要我专开《文心雕龙》研究，及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我也想借此机会，写一部像样点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但为了写《两汉思想史》，费了六年以上的准备时间。到香港时，初步的准备工作，刚刚成熟。若再不动笔，等于前功尽弃。而可以利用作写学术专文的时间，在上课期间，只能抽出两天或一天半，此外便靠寒暑假。我还不断为《华侨日报》写时论性的文章，去岁印成杂文四册。还因兴趣而参与过《红楼梦》的讨论，及引起有关黄公望两长卷山水真伪问题的一番热烈讨论，加上其他有关作品评鉴的文章；总共写了十多万字。这样一来，香港十年，学术上除印行了《两汉思想史》三册，及可作为《两汉思想史》分册的《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一书外，在中国文学批评方面，只有一、二、三三次的简单而未成熟的讲稿，及一九八〇年加印到《中国文学论集》四版中的十六篇文章。我常常忘掉自己的年龄，还想在《两汉思想史》告一段落时，也用独立论文的方式，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选择若干关键性的题目，写成十篇左右深入而具纲维性的文章，以完成这一方面的心愿。及去年八月在台北发现胃癌后，知道这一切已成梦想。《续篇》中所收《陆机〈文赋〉疏释》及《宋诗特征试论》，是计划中的一部分。今后假定还能侥幸多活几年，按原定计划再写几篇，加到《续集》的再版中去，那便太幸运了。
写这方面的文章，同样应当注重有关资料的收集，这一点，早为时贤所注意。但在这里想特别提出的：每门学问，都有若干基本概念。必先将有关的基本概念把握到，再运用到资料中去加以解析、贯通、条理，然后有水到渠成之乐。中国著作的传统，很少将基本概念下集中的定义，而只作触机随缘式的表达；这种表达，常限于基本概念某一方面或某一层次的意义。必须由完善周密的归纳，虚心平气的体会，切问近思的印证，始有得其全、得其真的可能性。否则或仅能涉及文学周边的若干故事，而不能涉及文学的自身；一涉及文学的自身，辄支离叛涣，放弃自己的立场反成翳蔽。甚至把自己的意思去代替古人的意思。我曾看到某学术机构，出版一厚册研究《文心雕龙》的著作，对原著的基本概念，及由基本概念所形成的结构、系统，毫无理解，却代刘彦和安上许多项目，标出许多名称，不知道把问题扯到甚么地方去了，真令人难以忍受。我的文章，或者在这方面有点贡献。错误的地方，希望能得到指教。
薛君顺雄，性格纯厚而通达。在这方面所下功力之深，积累之富，远在我之上。我想达到而未能达到的愿望，只有寄托在他身上。他为《续篇》的编校尽了许多心力，我想这不应仅是师生间深厚感情的纪念。
一九八一年五月一日徐复观序于休士顿客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