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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庄子艺术精神的全体呈露，而将他整个的人生都艺术化了，便必然地会有“充实不可以已”的强烈的艺术冲动。
正由他有这种强烈的艺术冲动，所以他实际便创造了一个伟大的艺术品，这即是流传到现在的《庄子》一书中的主要部分。
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结集而为一部《诗经》。并且春秋时代的贵族阶级，普遍地把《诗经》中的诗，当作艺术的语言而加以使用。孔子也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子路》）这也充分说明了言语艺术的自觉性。至于私人以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大概出现在老、孔时代的稍后；到战国中期而盛行。但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虽都有其文学的价值，都有其艺术性，可是，对自己文章的艺术性，有显著的自觉，而自我加以欣赏的，恐怕唯有庄周一人。前面所引的《天下》篇的一段文章中，自“以谬悠之说”起，至“彼其充实不可以已”止，中间除“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数语，系以自己的人生态度，说明其文章的内容以外，凡八十二字，皆系对其文章之艺术性的描述与欣赏。所以他的文章，正是意识的艺术创造。
在上面的一段话中，我觉得应从“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二语了解起。“以天下为沉浊”，这是以超越之心顺着天下的实情，所了解的天下；换言之，这是天下未经过艺术化以前的现实状态，此现实状态只是“沉浊”。正因为知道它是“沉浊”，才能作艺术性的价值转换。这恰可证明庄子所说的“道恶乎往而不存”，因而“不谴是非”，乃是超越、转换以后之事。而他的文章，恰是担当这种艺术性的转换的责任。从正面讲道理给人听的，这是道德教训，或者是思想的辨析，这即是庄子的所谓“庄语”。庄子认为这种“庄语”，乃是“彼非所明而明之”（《齐物论》，页七五），不仅可以不必，并且也是无效的；《齐物论》中主要的一部分，便是反复说明此意，故此处便说出“不可与庄语”的话。与“庄语”相反的话，乃是无道德的实践性的话，无思辨的明确性的话，正是纯艺术性的，其本质是属于诗的这一类的话；庄子即称这为“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的话。因这种话的本质是诗的，所以其表现而为文章，自然也和诗一样，多采取比喻及象征的形式，
[1]
这即是他所说的“卮言”、“重言”、“寓言”。“卮言”、“重言”，实皆广义的寓言。“寓言十九”（《寓言》，页七四七），即是比喻与象征的表现形式居十分之九，其间当然包括有卮言、重言；这便使其所言者自然有诗的性格；在与“庄语”对照之下，而显其为谬悠、荒唐之言。但这种谬悠、荒唐之言，是艺术，是美，是超不绝俗的艺术、超不绝俗的美；所以“其书虽瑰玮，而连
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但庄子是忘知忘言之人，何必要写出这类瑰玮諔诡的文章呢？他说这是出于“彼其充实不可以已”。“充实不可以已”，道出了古今中外伟大艺术家常常一生辛苦从事创造的真实原因。
再进一步说，他的“充实不可以已”的精神状态，实即来自他的以虚静为体之心，乃是以虚静为体之心的必然效果。因为解消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欲望及与欲望相勾连的知解，而使心的虚、静本性得以呈现，这即是打开了个人生命的障壁，以与天地万物的生命融为一体。此时不仅天地万物皆为虚静之心所涵，而自己的心成为无所不包的“天府”；
而“天府”的本身实际又是“葆光”、“灵台”。
天地万物，以其原有之姿进入到“天府”，受到“光”、“灵”的照射，而天地万物的虚静的本性、本质，益因之而显著；此即庄子所谓的“物之祖”、“物之初”。因此，天地万物，不仅为心之所涵，而且也在心这里脱皮换骨，以恢复其生命的本性。落实了说，“沉浊”的天下，转换为“一”、为“成”、为“纯”的天下，此之谓“参万岁而一、成、纯”。
此时的生命，乃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的生命；自己的精神，即天地的精神，自己精神的自由活动，即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这当然是最充实的生命、最充实的精神，当然觉得“充实不可以已”，要发而为“恣纵”、“瑰玮”、“諔诡”的文章；这乃是虚静之心的必然结果。与现代以幽暗为体的所谓“深层心理”或“潜意识”，恰是两个对极。现代艺术，因为是出自以幽暗为体的“意识流”，所以对自然、对社会，便采取深闭固拒的态度，这是最干枯、孤独的生命，他们的“不可以已”，不是来自“充实”，而是来自绝望中的喧嚷。
[1] 莫尔顿（R.G.Moulton，1849—1924）的《文学的近代的研究》（ The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 ）一书中的第二十四章，专论诗的比喻、象征的表现。见日译本，页四六〇至五二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