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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尚不能不解答一个问题，即是孔门如此重视音乐，何以它毕竟没落得这样快，没落得这样彻底呢？这当然不是一个单纯的原因。首先，就儒家自身说，孔门的为人生而艺术，极其究竟，亦可以融艺术于人生。“寻孔、颜乐处”，
此乐处是孔、颜之仁，亦即是孔、颜纯全的艺术精神的呈现。而此乐处的到达，在孔、颜，尤其是在孔子，乐固然是其工夫过程之一；但毕竟不是唯一的工夫所在，也不是一般人所轻易用得上的工夫。所以孔子便把乐安放在工夫的最后阶段，而说出“成于乐”的一句话。于是《论语》上的“孝弟为仁之本”、
“主忠信”、
“忠恕”、
“克己复礼”，
《中庸》的“慎独”、“诚明”，及《孟子》的“知言”、“养气”，
《大学》的“正心”、“诚意”，宋明儒的“主静”、“主敬”、“存天理”、“致良知”，这都是人格修养、人格完成的直接通路，而无须乎必取途于乐。这样一来，一个儒者的兴起，便不必意味着是孔门音乐艺术的复兴。
再就音乐的自身来说，担当“为人生而艺术”的雅乐，以先秦时魏文侯之好学好古，尚且说“吾端冕而听古乐，唯恐卧”。
何以如此？因为雅乐是植根于人之性，而把人的感情向上提、向内收，所以它的性格，只能用一个“静”字作征表；而其形式，必归于《乐记》上所说的“大乐必易”。“静”的艺术作用，是把人所浮扬起来的感情，使其沉静、安静下去，这才能感发人之善心。但静的艺术性，也只有在人生修养中，得出了人欲去而天理天机活泼的时候，才能加以领受。在一般人听来，它不是普通所要求的官能的快感，而只是单纯枯淡；听了怎么不想睡着呢？这种情形由日本宫廷所保存的中国古乐（大概是唐代的），及现时我国作为“告朔之饩羊”的七弦琴，尚可以仿佛其一二。这可以说，若是不能了解孔门所传承发挥的音乐艺术中的美中之善，即不能欣赏其艺术中的善中之美。再加以在当时似乎尚没有出现有如西方之五线乐谱，对成功的乐曲，要作完全的纪录，相当地困难。于是古乐式微，由民间以感官的快感为主的俗乐，取而代之，乃必然的趋势。孔门所传承发挥的礼乐，“子夏辞而辨之，终不见纳（不为魏文侯所纳），自此礼乐丧矣”。
“汉兴，乐家有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但能纪其铿枪鼓舞，而不能言其义。”
不能言其义，则只代表着失掉了生命的僵化了的传统形式，除了勉强撑支一点门面外，如何能复兴起来呢？同时，雅乐之义，是要在人性根源之地生根；虽有河间献王的提倡，汉成帝时，王禹能说其义，
其所说之义，恐亦不过铺陈故实，称道效能，说者听者，都等于是捕风捉影，与艺术的本质无涉。并且孔子所传承的古代的雅乐之教，我以为实际是由孔子赋与了以新的意义，而将其品质，大大地提高了。古代传记上所记载的先王乐教之效，亦可能由孔门多少作了一些夸饰。单就孔子所追溯达到的美善合一的音乐精神与其形式而言，可能也只合于少数知识分子的人生修养之用，而不一定合于大众的要求；所以孟子就政治的观点言乐，便只问是否“与民同乐”，而不论乐的今古，他干脆说：“今之乐，犹古之乐。”
这虽然带有一点游说时因势利导的意味，但对大众而言，这一开放，依然是有其意义、有其必要的。
不过在政治上过于重视俗乐，亦即所谓郑声，若不是面对人民，而仅是为了统治阶级，则必出于淫侈的动机，以助长淫纵的弊害。自《史记·乐书》、《汉书·礼乐志》起，下逮各代的有关记载，有关这一点，是指陈得确切有据的。因而俗乐始终不能得到被儒家思想所影响的人们的正面的承认，这便也影响到俗乐所应当有的发展。俗乐的内容与形式，不是不能提高，不是不能发展的，但这种责任，不可能仅在少数伶工手上完成。
后来儒者，因先秦儒家的传统，也有人很重视乐，而想将雅乐加以复兴，几乎历代皆有其人；明末的黄梨洲，也是一个例子。但他们所努力的，只是用在律吕尺寸等方面，亦即是只用在古乐器原状的恢复方面；这或许有其考订名物上的意义，但并没有艺术上的意义，甚至可以说是与艺术的自身并不相干。我的想法，孔门“为人生而艺术”的最高意境，可以通过各种乐器、通过各种形式而表达出来；最重要的一点，只存乎一个作曲者、演奏者的德性，亦即他的艺术精神所能上透到的层次。甚至可以这样说，从“无声之乐”的意义推下来，也可以由俗乐、胡乐、今日西洋的和声音乐，提升到孔子所要求的音乐境界，即是仁美合一的境界。儒家真正的艺术精神，自战国末期，已日归湮没。但在历史中间有旷千载而一遇的有艺术天才的个人，在音乐上的成就，其见之于文人诗歌、词赋、咏叹之余者，可由其所陈述的演奏技巧之美，亦未尝不可借以窥见其意境层次之高。“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又何尝不可与曾点言志相比拟？但这也率为正统儒者视为俗乐，而不加称道，即未易进入于儒家教化系统之中。其实，乐的雅俗，在由其所透出之人生意境、精神，而绝不关系于乐器的今古与中外；亦与歌词的体制无大关系。假使能使孔子与贝多芬（Beethoven）相遇，一定会相视而笑，莫逆于心的。至于历代宫廷所征集培养的音乐，自汉武帝的乐府起，本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其无意义乃在于成为统治者荒淫之具，而使此一工具的本身变质；所以在中国正史中，虽有记载，而很少作价值上的承认。这便在政治上也限制了音乐的发展。同时，诗、词、曲的一连贯的发展，对文人而言，当然也尽到了音乐所应尽的艺术上的任务；而词、曲更与音乐不可分。不过，这只限于有闲阶级中少数人的欣赏。后来的诗，虽与音乐不发生直接关联，但由其自身的韵律，使作者、读者也可以得到与音乐同质的享受，而不一定另外去追求音乐。所以诗在中国，较任何其他民族为普遍流行。另一方面，也便使知识分子对于音乐的要求减退，因而形成了音乐衰退的另一原因。
此外，则不仅“和声”的音乐，是由西欧十六、十七世纪寺院的许多僧侣努力所得出的成就；即世界其他各民族中集团的仪节与大规模的“多声”音乐，亦多由僧侣的组织保持于不坠；而中国自身，正缺少这种组织。于是由古代以音乐为教育的中心，及由孔子以音乐为政治教化及人格修养的重要工具，终于衰微不振，是可以找出其历史上的各种原因的。
但孔门为人生而艺术的精神，唐以前是通过《诗经》的系统而发展；自唐起，更通过韩愈们所奠基的古文运动的系谱而发展。这都有得于如前所述的，孔子对文学的启示。同时，为人生而艺术，及为艺术而艺术，只是相对的便宜性的分别。真正伟大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对人生社会必能提供某一方面的贡献。而为人生而艺术的极究，亦必自然会归于纯艺术之上，将艺术从内容方面向前推进。所以古文文学运动，一开始便揭举“文以载道”的大旗；而其最后大师姚姬传，在其《古文辞类纂》序目中，把文之“所以为文者”，会归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种艺术性的要求之上。最后更应当指出，由孔门通过音乐所呈现出的为人生而艺术的最高境界，即是善（仁）与美的彻底谐和统一的最高境界，对于目前的艺术风气而言，诚有“犹河汉而无极也”
之感。但就人类艺术正常发展的前途而言，它将像天体中的一颗恒星样地，永远会保持其光辉于不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