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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孔门艺术精神的转化与没落

这里尚不能不解答一个问题,即是孔门如此重视音乐,何以它毕竟没落得这样快,没落得这样彻底呢?这当然不是一个单纯的原因。首先,就儒家自身说,孔门的为人生而艺术,极其究竟,亦可以融艺术于人生。“寻孔、颜乐处”, 此乐处是孔、颜之仁,亦即是孔、颜纯全的艺术精神的呈现。而此乐处的到达,在孔、颜,尤其是在孔子,乐固然是其工夫过程之一;但毕竟不是唯一的工夫所在,也不是一般人所轻易用得上的工夫。所以孔子便把乐安放在工夫的最后阶段,而说出“成于乐”的一句话。于是《论语》上的“孝弟为仁之本”、 “主忠信”、 “忠恕”、 “克己复礼”, 《中庸》的“慎独”、“诚明”,及《孟子》的“知言”、“养气”, 《大学》的“正心”、“诚意”,宋明儒的“主静”、“主敬”、“存天理”、“致良知”,这都是人格修养、人格完成的直接通路,而无须乎必取途于乐。这样一来,一个儒者的兴起,便不必意味着是孔门音乐艺术的复兴。

再就音乐的自身来说,担当“为人生而艺术”的雅乐,以先秦时魏文侯之好学好古,尚且说“吾端冕而听古乐,唯恐卧”。 何以如此?因为雅乐是植根于人之性,而把人的感情向上提、向内收,所以它的性格,只能用一个“静”字作征表;而其形式,必归于《乐记》上所说的“大乐必易”。“静”的艺术作用,是把人所浮扬起来的感情,使其沉静、安静下去,这才能感发人之善心。但静的艺术性,也只有在人生修养中,得出了人欲去而天理天机活泼的时候,才能加以领受。在一般人听来,它不是普通所要求的官能的快感,而只是单纯枯淡;听了怎么不想睡着呢?这种情形由日本宫廷所保存的中国古乐(大概是唐代的),及现时我国作为“告朔之饩羊”的七弦琴,尚可以仿佛其一二。这可以说,若是不能了解孔门所传承发挥的音乐艺术中的美中之善,即不能欣赏其艺术中的善中之美。再加以在当时似乎尚没有出现有如西方之五线乐谱,对成功的乐曲,要作完全的纪录,相当地困难。于是古乐式微,由民间以感官的快感为主的俗乐,取而代之,乃必然的趋势。孔门所传承发挥的礼乐,“子夏辞而辨之,终不见纳(不为魏文侯所纳),自此礼乐丧矣”。 “汉兴,乐家有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但能纪其铿枪鼓舞,而不能言其义。” 不能言其义,则只代表着失掉了生命的僵化了的传统形式,除了勉强撑支一点门面外,如何能复兴起来呢?同时,雅乐之义,是要在人性根源之地生根;虽有河间献王的提倡,汉成帝时,王禹能说其义, 其所说之义,恐亦不过铺陈故实,称道效能,说者听者,都等于是捕风捉影,与艺术的本质无涉。并且孔子所传承的古代的雅乐之教,我以为实际是由孔子赋与了以新的意义,而将其品质,大大地提高了。古代传记上所记载的先王乐教之效,亦可能由孔门多少作了一些夸饰。单就孔子所追溯达到的美善合一的音乐精神与其形式而言,可能也只合于少数知识分子的人生修养之用,而不一定合于大众的要求;所以孟子就政治的观点言乐,便只问是否“与民同乐”,而不论乐的今古,他干脆说:“今之乐,犹古之乐。” 这虽然带有一点游说时因势利导的意味,但对大众而言,这一开放,依然是有其意义、有其必要的。

不过在政治上过于重视俗乐,亦即所谓郑声,若不是面对人民,而仅是为了统治阶级,则必出于淫侈的动机,以助长淫纵的弊害。自《史记·乐书》、《汉书·礼乐志》起,下逮各代的有关记载,有关这一点,是指陈得确切有据的。因而俗乐始终不能得到被儒家思想所影响的人们的正面的承认,这便也影响到俗乐所应当有的发展。俗乐的内容与形式,不是不能提高,不是不能发展的,但这种责任,不可能仅在少数伶工手上完成。

后来儒者,因先秦儒家的传统,也有人很重视乐,而想将雅乐加以复兴,几乎历代皆有其人;明末的黄梨洲,也是一个例子。但他们所努力的,只是用在律吕尺寸等方面,亦即是只用在古乐器原状的恢复方面;这或许有其考订名物上的意义,但并没有艺术上的意义,甚至可以说是与艺术的自身并不相干。我的想法,孔门“为人生而艺术”的最高意境,可以通过各种乐器、通过各种形式而表达出来;最重要的一点,只存乎一个作曲者、演奏者的德性,亦即他的艺术精神所能上透到的层次。甚至可以这样说,从“无声之乐”的意义推下来,也可以由俗乐、胡乐、今日西洋的和声音乐,提升到孔子所要求的音乐境界,即是仁美合一的境界。儒家真正的艺术精神,自战国末期,已日归湮没。但在历史中间有旷千载而一遇的有艺术天才的个人,在音乐上的成就,其见之于文人诗歌、词赋、咏叹之余者,可由其所陈述的演奏技巧之美,亦未尝不可借以窥见其意境层次之高。“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又何尝不可与曾点言志相比拟?但这也率为正统儒者视为俗乐,而不加称道,即未易进入于儒家教化系统之中。其实,乐的雅俗,在由其所透出之人生意境、精神,而绝不关系于乐器的今古与中外;亦与歌词的体制无大关系。假使能使孔子与贝多芬(Beethoven)相遇,一定会相视而笑,莫逆于心的。至于历代宫廷所征集培养的音乐,自汉武帝的乐府起,本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其无意义乃在于成为统治者荒淫之具,而使此一工具的本身变质;所以在中国正史中,虽有记载,而很少作价值上的承认。这便在政治上也限制了音乐的发展。同时,诗、词、曲的一连贯的发展,对文人而言,当然也尽到了音乐所应尽的艺术上的任务;而词、曲更与音乐不可分。不过,这只限于有闲阶级中少数人的欣赏。后来的诗,虽与音乐不发生直接关联,但由其自身的韵律,使作者、读者也可以得到与音乐同质的享受,而不一定另外去追求音乐。所以诗在中国,较任何其他民族为普遍流行。另一方面,也便使知识分子对于音乐的要求减退,因而形成了音乐衰退的另一原因。

此外,则不仅“和声”的音乐,是由西欧十六、十七世纪寺院的许多僧侣努力所得出的成就;即世界其他各民族中集团的仪节与大规模的“多声”音乐,亦多由僧侣的组织保持于不坠;而中国自身,正缺少这种组织。于是由古代以音乐为教育的中心,及由孔子以音乐为政治教化及人格修养的重要工具,终于衰微不振,是可以找出其历史上的各种原因的。

但孔门为人生而艺术的精神,唐以前是通过《诗经》的系统而发展;自唐起,更通过韩愈们所奠基的古文运动的系谱而发展。这都有得于如前所述的,孔子对文学的启示。同时,为人生而艺术,及为艺术而艺术,只是相对的便宜性的分别。真正伟大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对人生社会必能提供某一方面的贡献。而为人生而艺术的极究,亦必自然会归于纯艺术之上,将艺术从内容方面向前推进。所以古文文学运动,一开始便揭举“文以载道”的大旗;而其最后大师姚姬传,在其《古文辞类纂》序目中,把文之“所以为文者”,会归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种艺术性的要求之上。最后更应当指出,由孔门通过音乐所呈现出的为人生而艺术的最高境界,即是善(仁)与美的彻底谐和统一的最高境界,对于目前的艺术风气而言,诚有“犹河汉而无极也” 之感。但就人类艺术正常发展的前途而言,它将像天体中的一颗恒星样地,永远会保持其光辉于不坠。 Z3IbaoMmiktVnMTkkoONSDm7fWG+uu7EapfFL36t04l5c13W5pe6s+IPcWPWq+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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