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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得补充一点的是，孔子为人生而艺术的精神，不仅表现在音乐方面，对文学也有伟大的启示。孔门四科中的所谓“文学”，乃指古典之学而言。四科中的所谓“言语”，则发展而为后来的所谓文学。因为在孔子时代，表达人的思想和感情的，主要还是语言而不是后世所谓文学或文章。当时及其以前的文字纪录，多出于史官或学徒之手。孔子曾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我想这是注重语言的艺术性；推广了说，也即是注重文学的艺术。春秋时代，盛行以歌诗见志的风气，这也是语言的艺术形式之一。孔子又曾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论语·阳货》）按这一段话，孔子是认定诗乃美与善的统一表现，并附带指出其在知识上的意义。“可以兴”，朱元晦释为“感发意志”，这是对的。不过此处之所谓意志，不仅是一般之所谓感情，而系由作者纯净真挚的感情，感染给读者，使读者一方面从精神的麻痹中苏醒；同时，被苏醒的是感情；但此时的感情不仅是苏醒，而且也随苏醒而得到澄汰，自然把许多杂乱的东西，由作者的作品所发出的感染之力，把它澄汰下去了。这样一来，读者的感情自然鼓荡着道德，而与之合而为一。朱元晦释“兴于诗”（《论语·泰伯》）时说“……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于此而得之”；这便说得完全，这也是古今中外真正伟大的艺术所必会具备的效果。“可以观”的“观”，郑康成释为“观风俗之盛衰”，朱元晦释为“考见得失”；我再补充一句，也即是卡西勒（E.Cassirer，1874—1945）在其《论人》（ An Essay on Man ）一书的第九章“艺术”里所说的“照明”作用。是使读者“见透了作品所表现出的感情活动，因而进入于感情活动的真正的性质与本质之中”（日译本页二〇九）。他又说：“演剧艺术，能透明生活的深度与广度。它传达人世的事象、人类的运命及伟大与悲惨。与此相较，则我们日常的生存，是贫弱而有点近于无聊。我们都感到漠然、朦胧，与无限潜伏的生命力。此力一面是沉默，一面从睡眠中觉醒，等待着可以进入于透明而强烈的意识之光里面的瞬间。艺术优越性的尺度，不是传染的程度，而是强化及照明的程度。”（同上，页二〇九至二一〇）按所谓强化，是指由艺术作品所觉醒的感情意识的集中而言，这正近于孔子所说的“兴”；而“照明”则正是孔子所说的“观”了。“观”是由作品而照明了人生的本质与究竟。
十九世纪英国的文学批评家亚诺尔特（M.Arnold，1828—1888）其在“Wordsworth”论中说“诗在根柢上是人生的批评”，“诗的观念必须充分地内面化，成为纯粹感情，与道德的性质同化”（土居光知著《文学序说》页二三五）。正如我前面所说，经澄汰以后的诗人纯粹感情，自然而然地与道德同化。所以受到这种感情的感发（兴）照明（观）的读者，自己的感情也纯化了，也道德化了，人与人的障壁，自然而然地解消了，这便会发生与“乐者为同”的“同”相等的作用；此时正是由人生的艺术性，而鼓动并支持了人生的道德；这也是美与善的谐和统一。所以孔子接着便说：“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至于“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乃附带的知识意义。孔子对于诗的作用，是把握到由诗的本质所显露出的作用。诗的道德性，是由诗得以成立的根源之地所显露出的道德性。孔子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观，实即由于把文学彻底到根源之地而来的文学观。这里所引的几句简单的话，当然会给中国后来的文学以无穷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