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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孔子这样地重视乐，乐成了孔门教化中的一大传统，所以荀子学问的性格，并不与乐相近，但他因为要继承孔门的大传统，所以写出了一篇完整的《乐论》。汉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汉书·艺文志》），此即《艺文志》著录之《王禹记》二十四篇。又《艺文志》著录有《乐记》二十三篇。孔颖达《礼记正义》：“按郑《目录》云，名曰‘乐记’者，以其记乐之义。此于《别录》属《乐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按指《王禹记》）不同，其道浸以益微。故刘向所校二十三篇著于《别录》，今《乐记》所断取十一篇，余有十二篇，其名犹在。《二十四卷记》，无所录也。”又谓：“案《别录》，《礼记》四十九篇，《乐记》第十九。则《乐记》十一篇入《礼记》也，在刘向前矣。至刘向为《别录》时，更载所入《乐记》十一篇，又载余十二篇，总为二十三篇也。”按《汉书·河间献王传》言其所得先秦旧书有“《周官》、《尚书》、《礼》、《礼记》”。颜师古《注》谓“《礼》者，《礼经》也。《礼记》者，诸儒记礼之说也”。齐召南谓：“《礼经》即《仪礼》十七篇。《礼记》，七十子后学所记，《艺文志》所谓百三十一篇是也，《戴记》在后。”今《礼记》四十九篇，本在百三十一篇之内，而《乐记》又在四十九篇之内。《乐记》之十一篇，不仅和献王与毛生等所采辑之《二十四卷记》（即《王禹记》）不同，且在刘向校录之前，早已别为一书，收入于《礼记》之中，而为其四十九篇中之第十九篇。刘向乃将《乐记》之十一篇，另加入十二篇，而为二十三篇；并非礼家由二十三篇中断取十一篇。《乐记》中前引《正义》“今《乐记》所断取十一篇”之语，若非通观全文，即易使人发生误解。其有与荀子的《乐论》相同的地方，盖因其出于同一传承。而从文字看，整理《乐记》之人，尚在荀子之后，所以其中吸收了《乐论》。
《隋书·音乐志》引沈约答梁武帝之问中谓：“《乐记》取《公孙尼子》。”皇侃亦有此说，张守节《史记正义》在《乐书》里注谓“《乐记》者，公孙尼子次撰也”，其说殆皆出自沈约。按《汉书·艺文志》儒家中录有《公孙尼子》二十八篇，杂家中录有《公孙尼》一篇；其与《六艺略》中之《乐记》二十三篇，及《王禹记》二十四篇，全无关涉，彰彰明甚。则沈约之言，在《汉志》中可谓毫无根据。写定《隋书·经籍志》时，《公孙尼子》二十八篇已亡；但儒家中仍录有《公孙尼子》一卷，若此《公孙尼子》之内容与《乐记》相同，则《隋志》应将其录入经部之乐类。《隋志》不将其录入经部之乐类，而将其录入儒家类中，可知写定《隋志》之人，固知其非言音乐之书。顾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子部儒家类《公孙尼子》一卷下引有马氏《玉函山房辑本》序，并谓辑本《公孙尼子》中，“有两引《尼》书，即《乐记》语，可证沈约之说有据”。按马氏《玉函山房辑佚》中之《公孙尼子》共十五条，马氏因深信沈约“《乐记》取《公孙尼子》”，及刘瓛“《缁衣》，公孙尼子作”之说，故十五条中，将两条标题为“乐记”，一取自徐坚《初学记》引《公孙尼子》“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今《乐记》中有此二语而多一“故”字。一取自马总《意林》卷二《公孙尼子》第四节“乐者，先王所以饰喜也。军旅者，先王所以饰怒也”；今《乐记》作“夫乐者，先王之所以饰喜也；军旅鈇钺者，先王之所以饰怒也”。余十三条，马氏标题为“缁衣”，然未见于今《礼记·缁衣》。且此十三条之文意，与《缁衣》全不相类；是“《缁衣》，公孙尼子作”之语，乃刘瓛妄说，而为马氏所妄信。何况其中引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十六《循天之道》第七十七中“公孙之养气曰，里藏泰实则气不通，泰虚则气不足……凡此十者，气之害也，而皆生于不中和。故君子怒则反中而自悦以和，喜则反中而收之以正……故君子道至气，则华而上。凡气从心。心，气之君也，何为而气不随也”一段，以为董仲舒系引自《公孙尼子》。然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中据抱经堂本校勘之《春秋繁露》，却以“公孙之养气曰里藏”八字为衍文，是董仲舒系引《公孙尼子》之说，已不能成立。《太平御览》四百六十七有“公孙尼子曰，君子怒则自悦以和，喜则收之以正”之语，马氏以此二语即上引《春秋繁露》“故君子怒则反中而自悦以和，喜则反中而收之以正”之二语。然上引《春秋繁露》之一段，其中心意义在“中和”；而此段中之上引二语，正紧承“而皆生于不中和”一语而来，故陈述君子以中和养气之实。《太平御览》中所引二语，虽有一“和”字，并无“中”字，与《春秋繁露》之每句皆有“中”字者不同，与上引《春秋繁露》一段中之“中和”观念不能相应。若《春秋繁露》系引自《公孙尼子》，则《公孙尼子》之原文，在意义上不应残缺不全。因此，《太平御览》所引之《公孙尼子》，系转引自《春秋繁露》之可能性为大。
再推上去，若《乐记》系出自《公孙尼子》，而《意林》所引《公孙尼子》“军旅者，先王所以饰怒也”一语，“军旅”下原无“鈇钺”二字；《乐记》中引用此文，却无端多出“鈇钺”二字，这在引书的例子里也是很少见的。因此，《意林》所引之《公孙尼子》二语，大概也系转引自《乐记》。同时，马氏辑本中标题为“缁衣”之十三条，不仅为今《缁衣》所无，与《缁衣》不相类；且其内容以养生为主，语意绝非出于先秦人士之口。由此，我可以揭穿一个秘密：《汉志》列入儒家的《公孙尼子》二十八篇的情形，我不敢断定；至于《隋志》著录的《公孙尼子》一卷，或者是《汉志》列入杂家的《公孙尼》一篇，或者是连这一篇也早亡了，全由后来的人所伪托。但不论是属于哪种情况，《隋志》中的《公孙尼子》一卷必是西汉之末（《汉志》上的），或东汉之末（假定《汉志》上的已亡），由不相干的人所托名杂凑的；而以出自西汉之末的可能性为最大。因为其中杂凑了《乐记》的若干话，所以沈约便以为《乐记》出于《公孙尼子》。把这一点弄清楚了，则今人“《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
的说法，全系粗率的臆说。把此一文献上的纠葛问题弄清楚了，便容易了解《乐记》中关于音乐的理论，正是总结了孔门有关音乐艺术的理论，恐怕也是世界上出现得最早的音乐理论。因为下面的叙述，随处都与此种文献有关，所以在这里先作一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