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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在今天是品德高絜、情趣高雅的人格象征，但其概念内涵在先秦时期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君子”一词在传世文献中最早出现于《尚书·无逸》。其文曰：“君子所，其无逸。”孔颖达疏引郑玄曰：“君子，止谓在官长者。”殷墟卜辞中，“君”“子”虽各数见，但未有“君子”连称者。《尚书》中的“君子”，《无逸》之外，《酒诰》《召诰》中亦各出现一次。《无逸》《酒诰》《召诰》均为“周书”，可视作反映西周早期历史之“同时代的文献史料”。
《周易》卦爻辞中，“君子”凡20见。据学者统计，《诗经》中179次提到“君子”一词，
其中，《国风》53次，《小雅》95次，《大雅》28次。《君子阳阳》等标题带“君子”者3次。
值得留意的是，《周书》《周易》卦爻辞与《诗经》的大部分篇章均是西周时期成篇的，特别是《无逸》《酒诰》《召诰》与《周易》卦爻辞，更是反映了周初的历史与社会现实，
故而“君子”一词应产生于西周初年。
由于“君子”由“君”“子”二字相合而成，故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君子”常被视为“君之子”的简称，指有地位或出身高贵的人。俞樾《群经评议》云：“古书言君子小人大都以位言，汉世师说如此；后儒专以人品言君子小人，非古义也。”
朱东润先生在比较了《诗经》语词后提出：“君子二字，可以上赅天子、诸侯，下赅卿、大夫、士，殆为统治阶级之通称。”
屈万里先生指出：“《诗经》中之君子，多指有官爵者言，与后世专指品德高尚之人言者，异。”
萧公权先生认为：“惟《诗》《书》君子殆悉指社会之地位，而不指个人之品性，即或间指品性，亦兼地位言之，离地位而专指品性者，绝未之见。”
可知，春秋之前，“君子”主要指“有位者”，尚未具备“有德者”的内涵。
究其原因在于，西周至春秋时期，出身高贵者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居于垄断地位，而接受教育是“君子”才有的权利。就西周早期的“君子”而言，他们不仅享有高贵的政治地位，也是礼乐文化的代言人。所谓“礼不下庶人”，在很大程度上表明早期的“君子”专指出身高贵的人。
需要指出的是，“君子”并不仅限于身份地位的含义。《周易》卦爻辞中的“利”“咎”“悔”“吉”等与“君子”连用，表示的是“君子”不同行为产生的结果。《乾卦》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高亨先生解释道：“君子日则黾勉，夕则惕惧，虽处危境，亦可无咎。”
《乾卦》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更成为彰显君子精神的至理名言。《坤卦》卦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表达的是对君子某种行为的期许。
由此可见，早期的“君子”并非只是身份地位的标志，同时也被要求承担有某种与地位相当的、与生俱来的责任。《尚书·无逸》中，周公通过将“君子”与“小人”对举，告诫成王不要耽于逸乐、荒废政务，“无逸”成为对于“君子”的高标准和严要求。“君子所其无逸”不再局限于劝诫和说教，被上升到“敬德保民”的理论高度。周公对君子“无逸”“敬德”等的期许，与《周易》对君子“终日乾乾”的要求有相通之处。可见，周初的“君子”背负有某种责任和使命。春秋时期，“君子”的内涵日益复杂，其或是指“正是国人”，如《诗·曹风·鸤鸠》云：“淑人君子，正是国人。”或是称颂“君子”的尊贵身份与美好德行，如“既见君子，为龙为光”；“既见君子，乐且有仪”；“淑人君子，其德不回”等。或是强调“君子”的治民身份，如“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乐只君子，民之父母”；“岂弟君子，民之父母”。鉴于早期“君子”的具体含义千差万别，有学者将之归纳为五类，分别是国王或国君、诸侯、圣明贤达之人、宾客、妻子对丈夫的敬称。
也有学者将之归纳为三类，分别是尊称贵族统治者、尊称人格高尚的人、女子尊称恋人或丈夫。
上述分类的不同，是由研究角度和分类标准的不同造成的。如《诗经》中指代贵族统治者的“君子”，可以进一步细化为天子、诸侯、卿大夫等多种类型。大体而言，“君子”在《雅》《颂》中偏重于上层人物，在《国风》中多是女子对恋人或丈夫的称呼。《诗经》中不同的君子形象，是“君子”在不同场合下身份内涵的表现。无论是正面歌颂（美），还是反面讽谏（刺），均反映出周人对君子之德的向往和期待。再结合《周易》《尚书》等对君子“终日乾乾”“无逸”等的要求，笔者基本可以认定，“君子”概念自产生之日起，就并非只是身份地位的标志，同时包含了“敬德”“终日乾乾”“无逸”等与其身份地位相应的要求和责任，是德位合一的混合体。
如“岂弟君子，民之父母”，孔颖达疏曰：“以此设祭者，是乐易之君子，能有道德，为民之父母，上天爱其诚信，故歆飨之。然则为人君者，安可以不行道德，而作民父母？”即是此理。
以复兴“周道”为己任的孔子，对“君子”人格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使“君子”与“小人”逐渐演变为“有德者”与“无德者”的称谓，“君子”由此成为一种理想的德行范式。如《礼记·曲礼上》：“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有学者统计，《论语》中“君子”出现了107处，其中，指身份地位者仅有12处，多数情况下都是和“小人”对举的。这就意味着，君子、小人已由等级身份向人格分层全面转折。
在君子人格的坐标上，孔子最为崇敬的是尧舜之类的圣人。如《公冶长》：“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但是，圣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述而》：“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在孔子看来，得见君子尚且不易，行如君子更为不易，故《宪问》云：“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我无能焉”固不无自谦之意，但显示出孔子不轻易以君子许人。孔子所称许为君子者，有名相子产。《公冶长》：“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在孔子看来，“君子”虽然不及圣人，却是可以求得的人格典范。
《左传·隐公元年》所述“郑伯克段于鄢”事之“君子曰”，杨伯峻注云：“君子之称，或以德，或以位。”
可知，春秋时期，“德”逐渐成为考量“君子”的重要标准。“君子”作为政治之理想人格，在荀子之思想中表现出强烈的精英治国或贤人政治的特色。
君子、小人作为一种德行分层，由对“人”的关心转变为构筑理想社会的坚定基石的历史进程，亦是值得重点关注的问题。
关于君子成为构筑理想社会的坚定基石的具体过程，学界据以研究的传世典籍，不外乎《论语》《孟子》等先秦诸子的著作。正如顾炎武所言：“自《左传》之终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
由于文献阙如，“君子”思想在春秋末期至战国早期的发展脉络一直晦暗不明，“君子”由理想人格到“贤人政治”之间的缺环亦有待索解。幸赖地不爱宝，自1942年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出土以来，楚国故地又陆续出土了大量的简牍帛书，其中既有思想文化方面的珍贵典籍，又有对先秦史研究大有裨益的“书”类典籍、专门的史著。由于这批简牍帛书保留了古代典籍的原貌，成为通往古代世界的“时空锁钥”，为研究先秦学术史、思想史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学界普遍认为，楚竹书所蕴含的史学价值主要体现在一些长期争议又难以解决的思想史问题的研究方面，如早期儒学，儒道关系，先秦道家史，黄老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周易》经传，齐楚之间的文化交流，先秦学派划分，等等。
值得重点关注的是，楚竹书中多次出现“君子”一词。关于其出现篇目与频次，请参见表0-1。
表0-1 “君子”一词在楚竹书中的出现情况
春秋末期至战国早期，关于“君子”的论述主要出现在儒家文献中，其他学派的文献中也有出现，如道家的《老子》《太一生水》、法家的《慎子曰恭俭》等。可知，春秋末期至战国早期，“君子”已作为一种人格分层出现在诸家关于政治思想的论述中。有鉴于此，战国楚竹书为重新考索“君子”观念在春秋战国之际的历史演变轨迹，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本书所讨论的“简帛典籍”，是中国古代书写于简牍或缣帛上典籍的简称，主要是指20世纪初迄今在中国出土的简帛书籍，所属年代为先秦至魏晋。因此，文书类简帛文献、非书籍的帛画等均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
学界通常将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在先秦楚国故地（今湖北、湖南及河南等地区）出土的、以战国楚文字书写的简牍帛书称作“楚简帛”。故本书所讨论的“楚简帛典籍”，就是指“楚简帛”中的典籍类文献。
广义上是指在先秦楚国故地出土的所有战国中晚期简牍文字。狭义上是指特定的专书，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楚竹书”。自汲冢竹书后，学界普遍将“竹书”中的“书”解读为狭义的书籍，专指《纪年》《易经》之类的著作，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说的“申子、韩子皆著书”之“书”意义相同，与《汉书·艺文志》所列的“书”相类。
因部分上博藏简的背面记有书的篇题（如《子羔》《恒先》等），失去篇题的竹简所载内容也都是古籍，故马承源先生循晋人将魏墓中出土的记述史事的简册称作《竹书纪年》的旧例，将其称作《楚竹书》。
按照现在的简帛文献分类方法，楚竹书中的楚简帛均可归入“典籍类简帛”，故用“战国楚竹书”来指代“楚简帛”中的典籍类文献，应不会造成歧义。有鉴于此，本书将“战国楚竹书”简称为“竹书”。如郭店竹书、上博竹书、清华竹书等。
笔者拟以发现时间为序，根据整理者意见，并在参考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将目前已知的楚竹书进行简要梳理，并对其形制、完残程度及内涵等作概括介绍。
楚帛书是我国近代以来，最早出土的、可称作简帛书籍的一批重要文献。1942年9月，楚帛书被盗掘于湖南省长沙市东南郊子弹库的一座古墓，包括较完整的帛书一件和一些帛书残片。很长一段时期内，子弹库楚帛书都是仅指那件比较完整者而言，该幅长38.7厘米，宽47厘米。而蔡季襄的《晚周缯书考证》和商承祚的《战国楚帛书述略》都提及，与这件较完整者同出的，还有一批帛书残片。迄今为止，所知帛书残片（包括原件、照片及摹本的材料）共有14件，其中，朱丝栏者7件，乌丝栏者6件，无丝栏者1件。7件朱丝栏者可能属于同一帛书，内容与占星术有关。6件乌丝栏者可能属于另一帛书，只能推断出是一种与军事有关的占书。
1996年，商志
先生将商承祚先生珍藏的帛书残片赠予湖南博物馆。该残片最长处4.6厘米，最宽处2.7厘米，用朱丝栏界为3行，上存墨书14字。
[1]
那件比较完整的帛书与其他一些残片经辗转流传，现藏美国的赛克勒美术馆。李零先生目验，这些帛书残片大概有4种，也是占书。
楚帛书属数术类文献，残片帛书原来的结构现已无法考证和知晓，那件比较完整的帛书的结构与后来发现的尹湾汉简《神龟占》《六甲占雨》《博局占》等数术类文献的结构相似，通过改变文字的常规行文习惯以配合图像，来表示特定的含义。帛书由两组图像和三部分文字组成，四角为青、赤、白、黑四色树枝图像。四周边有文字十二段，各段分别附十二月月神的图像。中间是两段书写方向相反的文字，其一十三行，其二八行，各段文字均又分为三节，末以朱色方框为记。全文共九百余字，内容丰富。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在不断对其进行文字辨识与释读的基础上，对其内容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该帛书是一种类似《月令》的古代日月禁忌书，其所蕴含的古天文历法、数术、禁忌等方面的思想，有助于我们考察先秦时期的宇宙观与自然观。关于其文字释读及思想内容的考释成果，反映在《楚帛书诂林》《子弹库帛书》等著作中。
1956年3月，河南省信阳市长台关镇小刘庄发现一座战国中期偏早的封君级贵族墓葬。
该墓同出战国楚竹简两批，其中对话体短文的那批古书简出于墓葬前室。古书简共119枚，三道编绳，全部残断。
残存约470字，简宽0.7—0.8厘米，厚0.10—0.15厘米，长短不一，最长者33厘米。估计原简长45厘米，每简30字左右。1957年，《文物参考资料》公布了两组图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的《信阳楚墓》、商承祚的《战国楚竹简汇编》收有竹简照片和释文考释。
这组竹简中记载的周公与申狄徒的对话，学界起初认为与儒家有关。如史树青先生认为，从“贱人格上，则刑戮至”“天子”“卿大夫”“君子”“先王”“三代”等词句来看，其可能是一篇春秋战国之际儒家阐发周公政治思想的著述。
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以为，其内容与《太平御览》珍宝部《墨子》佚文“周公见申狄徒曰，贱人强气则罚至”相似。
随后，李学勤先生认为，“贱人”见于《墨子》，而罕见于其他典籍，“尚贤”同于墨子的主张，故这组竹简可能是《墨子》佚篇。
杨泽生先生认为，简文与佚文所记人物主客体地位不同，38号简文及3号简文所记古代教学内容、年限，亦与《礼记·内则》《大戴礼记·保傅》等篇相近，“贱人”、尚贤等内容在《荀子》中亦见，而“狄”的用语习惯不见于《墨子》，故再次肯定竹书属儒家作品。
李零先生认为，佚篇可能是传本的发挥，或是传本的素材。古书多单篇行世，简文虽可能与今本《墨子》佚文有关，却并不一定属于墨子，或只是周公与申狄徒问对的一种。
李锐等学者则从字体的角度入手，提出竹简字体最少分为两种，即楚文字和非楚文字，而楚文字竹简从内容上仍然可以分篇，其中一篇应该是儒家的作品，可能是子夏与孔子有关“君天下”问题的讨论。孔子以周公问申狄徒之语作答。申狄徒认为，治理天下应多用贱人中的贤者，周公壹然作色曰：“贱人格上，则刑戮至。”申狄徒反驳说，先王之法只是强调多用贤人，并无贵贱之别。周公感叹说，贱人中也有上贤。其下可能论及君子是如何养成的、君子之道如何高贵等。
信阳竹书多为断简残篇且不能缀合，在竹书大部分内容难知的情况下，仅靠几支简很难判定其学派性质，但其与《墨子》书存在密切联系，是目前可以明确的。释文注释方面有：詹鄞鑫先生主编、苏杰先生纂辑的《楚简集释长编·信阳长台关楚简集释》；
刘国胜先生等在整理者释文的基础上，吸取李学勤先生、商承祚先生、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等有关拼合、缀连的意见，对现藏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原简进行红外拍摄，重新作出释读与编联，
可资参考。
1981年5月至1989年底，湖北省博物馆江陵工作站在江陵县九店公社雨台大队发掘了东周墓葬596座。年代在战国晚期的两座墓葬——56号墓和621号墓中出土有战国楚竹简两批。56号墓出土竹简146枚，整理者分为15组，其中，第一组（简1—简12）讲衡量换算，第二组至第十五组（简13—简146）属于选择时日吉凶的《日书》，相当一部分内容复见于《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说明秦简《日书》与之相对应的部分或来自楚人，或二者同源。九店《日书》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选择时日吉凶的数术类著作。
621号墓出土竹简127枚，全部折断，残存最长者22厘米。经整理后，有字残简88枚，其中，54枚竹简的字迹漫漶不清，而从34枚可辨认的残文谈及烹饪术来看，其当是古佚书。李家浩先生认为，其或可能称之为《季子女训》。
1984年，《楚文化考古大事记》刊布了墓葬与竹简的相关情况。
1995年，荆门博物馆编的《江陵九店东周墓》一书，对该墓葬出土竹简的情况作了全面说明。
2000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中文系合编的《九店楚墓》一书中，刊发了竹简照片和李家浩先生所作释文，另对《江陵九店东周墓》的竹简释文和排列顺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释文方面，则有詹鄞鑫主编、赵平安等纂辑的《楚简集释长编·九店楚简集释》，可供参考。
2004年，“楚简综合整理与研究”项目课题组对现存湖北省博物馆的56号墓竹简与621号墓竹简进行了红外拍摄，并新释出621号墓的3枚简。李家浩先生、白于蓝先生等对释文及竹简的相关情况作有说明。
此外，411号墓也发现两枚竹简，目前仍未发表。
1987年5月至6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利县文物管理处在湖南省慈利县城关镇石板村发掘了一批战国、西汉墓葬。其中，时代属于战国中期前段的36号楚墓出土一批竹简。据统计，残简有4371枚，整理后竹简1000多枚，2.1万多字。这批竹简原放置在竹笥中，最长者36厘米，短者不足1厘米，估计整简长45厘米。经辨认，共发现简头817个，头尾难辨者27枚。由于残损严重，已无法观察契口及编联情况。
整理者认为，由于不同竹简的书写风格不同，这批竹简应不是出自一人之手。简文内容属事语类典籍，以吴越史事为主，并附有议论。内容初看有两类：一是可与传世文献对勘的，如《国语·吴语》《逸周书·大武》等，但残损严重；二是或属《管子》《宁越子》等书的佚文。简本《逸周书·大武》有两种写本，一种字体方正，类似于古隶；一种结构随意，略显潦草。简本与今本在内容上也存在差异，如《四库备要》本开篇作“武有六制：政、攻、侵、伐、搏、战”。《北堂书钞》引《大武》之言曰“武有七制：一曰征，二曰攻，三曰侵，四曰伐，五曰阵，六曰战，七曰斗”。简本作“武有七制：征、攻、侵、伐、搏、战、斗”，与《北堂书钞》引文更为接近。今传本《大武》“四攻：一攻天时，二攻地宜，三攻人德，四攻行利”，简本作“四攻兵利”，或可订正传本之讹。
慈利简全文尚未发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利县文物保护管理研究所发表的《湖南慈利石板村3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湖南慈利县石板村战国墓》
论文中均收有相关情况介绍和部分竹简照片，最新整理进展可参见张春龙先生的《慈利楚简概述》。就整理者已披露的简文来看，有对《大武》《吴语》进行的校读，
有对竹简性质展开的讨论等。
1993年10月，荆门市博物馆在荆门市沙洋区四方乡郭店村楚国贵族墓地抢救性地发掘了郭店1号楚墓。该墓遭两次盗掘后，出土竹简800余枚，其中，有字竹简726枚，1.3万多字。竹简长15—32.4厘米，宽0.45—0.65厘米，编绳2—3道。形制有两种，一种是简端平齐，一种是两端梯形。简文内容以儒、道学说为主。其中，儒家典籍计有14篇11种。根据简册形制，可大致分为四类：
一是《缁衣》《五行》《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六篇，简长32.5厘米，简端梯形，编绳两道；
二是《穷达以时》《鲁穆公问子思》两篇，简长26.4厘米，简端梯形，编绳两道；
三是《唐虞之道》《忠信之道》两篇，简长28.1—28.3厘米，简端平齐，编绳两道；
四是《语丛（一）（二）（三）》三篇，简长15.1—17.7厘米，简端平齐，编绳三道。
道家典籍有《老子》甲、乙、丙三篇和《太一生水》。其中，《老子》甲组39支简，简长32.3厘米；乙组18支简，简长30.6厘米，丙组与《太一生水》形制相同，简端平齐，简长26.5厘米，编绳两道。
关于竹简的年代，学界存在三种观点。第一，发掘者根据墓葬形制与器物特征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推断，郭店1号墓的下葬年代当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公元前3世纪初年。
如崔仁义先生认为，郭店1号墓的入葬年代约当公元前300年。
李学勤先生进一步指出，郭店1号墓的下葬年代约为公元前4世纪末，不会晚于公元前300年；墓中竹书的书写年代应早于墓的下葬年代，故其著作年代要更早，均在《孟子》成书之前。
彭浩先生也指出，墓的下葬年代约在公元前300年，并不会迟于战国晚期。
刘祖信先生、徐少华先生均赞同这一观点。
第二，“白起拔郢后”说。王葆铉先生以为，战国晚期至末期，楚郢地区受秦文化的影响程度并没有学界设想的那么严重。他从思想史的角度推定，郭店1号墓的下葬年代有可能较晚，其上限为公元前278年，下限为公元前227年。日本学者池田知久先生赞同这一观点。
第三，公元前299年至公元前278年之间。李裕民先生认为，郭店楚墓器物与雨台山6期楚墓相似，从器物形制特征等方面来看，应在战国晚期前段，墓主人绝非陈良或环渊，有可能是楚太子横之师慎到。
目前看来，与王葆铉先生、池田知久先生从思想史的角度所作的年代判断相比，考古学者以之对比包山楚墓的做法更为可靠。由于考古断代只能给出粗略的年代学范围，结合《五行》《鲁穆公问子思》等子思学派的著作判断，郭店竹书为孟子之前的学术典籍是较为可靠的说法。
关于墓主身份的讨论，主要是由墓中出土的带有刻铭的一件漆耳杯引发的。发掘者将这件漆耳杯释为“东宫之不（杯）”，李学勤先生改释为“东宫之帀（师）”。
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李学勤先生的改释更加合理。关于“帀（师）”所代表的墓主身份，学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依据墓葬规格、随葬品判断，墓主应是低级贵族，大概与“士”相当，生前喜爱收藏与研读典籍。
道家典籍：简本《老子》甲本、乙本、丙本的绝大部分文句均与今本《老子》相近或相同，但简本不分“德经”“道经”，章次与今本也不尽相同。简本《老子》分见于今本《老子》的三十一章，其内容有的相当于今本该章，有的相当于今本该章的一部分。《太一生水》是一篇佚文。文中的“太一”就是先秦时期所称的“道”。内容主要论述“太一”与天、地、四时、阴阳等的关系，是一篇十分重要的道家著作。
儒家典籍：《缁衣》《五行》。简本《缁衣》的内容与今本《礼记·缁衣》基本一致，但分章及章次差别较大，文字略有出入。简本《缁衣》无今本第一章和第十六章，简本第一章为今本第二章。与今本相比，简本的章次更加合理。《五行》为子思所作，德为仁、义、礼、智、圣，善为仁、义、礼、智，子思借助德与善的区别，实现心内身外、天人之道的贯通。简本《五行》与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经部大体相同，两篇著作又同出一墓中，表明当时思孟学说在楚地流传甚广。
《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抄写在形制相同的竹简上。《鲁穆公问子思》是一篇佚文，为子思弟子所作。鲁穆公问子思“可（何）女（如）而可胃（谓）忠臣”，子思在回答中阐发了对忠臣的理解。简本《穷达以时》的内容与《荀子·宥坐》《孔子家语·在厄》《韩诗外传》卷七和《说苑·杂言》等所载孔子困于陈蔡之间时，回答子路的一段话相似。
《唐虞之道》《忠信之道》两简的形制基本相同。前者赞扬尧舜的禅让，着重叙述尧舜的知命修身、仁义孝悌，与孟荀对禅让的态度有所不同。其中，有关舜的史事亦见于《史记·五帝本纪》等典籍。《忠信之道》对忠信的阐述是：“至忠如土，化物而不伐；至信如时，毕至而不结。”简文最后总结道：“忠，仁之实也。信，义之期也。”
《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均抄写在形制相同的竹简上，字体亦相近。《性自命出》紧紧围绕“性自命出”这一议题展开论述，注重心术与性情，以天、命、性、情、道（礼）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与上博竹书《性情论》的内容颇为相似。全文共67支简，其中35号简有钩号，其下半段空白，可知全文分为上、下两篇。《成之闻之》阐述的是儒家“君子”德行一类，既讲教化之道，又有圣人之性与中人之性的区别，将人间的社会秩序归为“天将太常”。
《尊德义》开篇曰“尊德义，明乎人仑（伦），可以为君”，全篇围绕这句话展开论述。《六德》全篇围绕“圣，智也；仁，宜（义）也；忠，信也”这“六德”展开论述，主张“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客（各）行其职”，旨在为重建礼乐社会秩序张本。
《语丛》各篇都抄写在长度最短的那种竹简上，文句类似于格言，其体例与《说苑·谈丛》《淮南子·说林》相似。各篇原无篇题，篇题都是由整理者自拟的。
1997年，荆门市博物馆发表《荆门郭店一号楚墓》一文，公布了墓葬和竹简的一些情况。
1998年5月，荆门市博物馆编的《郭店楚墓竹简》一书中收录有730枚竹简的照片和彭浩先生、刘祖信先生等所作的释文、注释以及裘锡圭先生所作的按语。
1998年10月，崔仁义先生出版了《荆门郭店楚简〈老子〉研究》一书，该书收录有《老子》《太一生水》的照片及崔氏所作的释文、注释，其照片与《郭店楚墓竹简》有别。
2002年，龙永芳先生在《湖北荆门发现一枚遗漏的“郭店楚简”》一文中，披露了一枚先前未曾刊布的新简。
郭店楚简的简文校释与相关研究情况，可参见李零先生的《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
刘钊先生的《郭店楚简校释》
、詹鄞鑫先生的《楚简集释长编·郭店楚简集释》等。
2011年，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与荆门市博物馆合编的《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一）》一书，吸纳海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整理出版了郭店竹简，修订释文和注释，图版则采用《郭店楚墓竹简》中的照片，遗漏简及未公布的简背文字照片则由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荆门市博物馆协助拍摄。
2013年，又发现属于《成之闻之》的10枚简与属于《尊德义》的7枚简，这17枚简的简背还有类似文字的内容。
此外，彭裕商先生、吴毅强先生合著的《郭店楚简老子集释》一书，在汇集旧说的同时，参以己见，对简本《老子》作出详细阐释和整理。
1994年5月，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收购一批被盗卖海外的出土竹简。同年秋冬之际，在香港古玩市场又发现了497枚同类竹简，香港的朱昌言先生、董慕节先生、顾小坤先生、陆宗麟先生、叶昌午先生等联合出资收购这批竹简后，将其捐赠给上海博物馆。这两批楚简的完残简共计1200余枚，简长23.8—57.2厘米，宽约0.6厘米，厚0.1—0.14厘米，共计3.5万余字。这两批楚简皆为古书，涉及80余种古籍，内容以儒道文献以及春秋战国故事为主。其中，有些文献可以和传世文献相互对照，如《缁衣》《周易》《孔子闲居》《武王践阼》《郑子家丧》《吴命》等；有些文献则属于先秦古佚书，如《孔子诗论》《性情论》《鲁邦大旱》《子羔》《彭祖》《恒先》《竞建内之》等。
由于这两批楚简并非考古发掘，故其真伪问题学术界一直未有定论。马承源先生断定其为真简，主要依据如下：
一是这两批楚简在日光下会很快碳化变成黑黄色，离开水环境后亦会很快变形。
二是据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回旋加速器质谱计实验室的检测可知，这两批竹简距今时间为2257±65年，书写用墨为明代以前。
三是这两批楚简文字的字体、书法和墨色与已出土的战国楚简文字一致，均属东土一系的六国文字。
四是这两批楚简中的很多内容不见于传世文献，故排除了造假之可能。
由于没有墓葬及随葬品可资参照，学界由《缁衣》《性情论》等篇与郭店竹书内容相当推测，这两批楚简的出土地点与郭店不远，应属“楚国迁陈郢以前贵族墓中的随葬品”，
可能是“盗墓者获知郭店一号墓出简的消息之后，在邻近地区的一个楚墓中盗掘出来的”。
李零先生进一步推测其出土地点为荆门郭家岗墓地。
2001年至2012年间，《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至（九）陆续出版。
在已公布的上博竹书中，儒家典籍为大宗。《孔子诗论》《鲁邦大旱》《子羔》同抄一卷。其中，《孔子诗论》为孔门学诗、传诗的记录，内容为“孔子”对《小苑》《文王之什》等60篇《诗经》作品的评论，与今本《毛诗》多有不同。《鲁邦大旱》共有完、残简6枚，残存208字，内容为鲁哀公就鲁邦大旱之事求教于孔子，孔子答以祭祷无济于事，以及孔子与子贡关于此事在民众中之影响的讨论。《子羔》共14支简，395字，无完简。内容为孔子向子羔介绍尧、舜、禹、契、后稷等上古帝王的身世背景，与《大戴礼记·五帝德》《史记·五帝本纪》所载之五帝世系不一。关于五帝的事迹，则与传世文献并无太大差异。
《性情论》简长57.2厘米，可按文意排列者40支，完简7支，严重残损者5支，共计1256字。简文以“性”为核心，详细阐述了“性”与“命”“情”“道”的关系，章次与郭店竹书《性自命出》篇的前半部分大体一致，后半部分有所不同。《缁衣》存简24支，其中完简8支，共978字。全篇共有23章，各章均以“子曰”起首，章末字下以墨丁表示结束。今本第一章、第十六章和第十八章均不见于简本。由于其内容、章次与郭店竹书《缁衣》篇基本相同，故二者应属流传过程中的两个传本。《内豊》与《昔者君老》可合为一篇，其内容与《大戴礼记》中的《曾子立孝》《曾子事父母》有着密切的关联。
《孔子见季桓子》共27支简，554字，不见于先秦典籍，是儒家的重要佚文。全篇以对话的形式，记载了孔子与季桓子关于“二道”“兴鲁”的讨论，时间约在鲁定公五年至鲁定公十四年的十年间。《相邦之道》残存4简，107字。原无篇题，整理者以其末简记孔子与子贡答问时涉及相邦之道，因以名篇。简文残缺，或可与其他篇章编联。
全篇以“闻之曰”贯穿始终，其内容可与《论语》《礼记》等儒家文献进行对照。《季康子问于孔子》记载的是季康子以币迎孔子归鲁之事。全篇共23支简，完简长38厘米。原无篇题，整理者以篇首7字为题。全篇以问答的形式，阐述了孔子对兴鲁的看法。《子道饿》共6支简，121字。残损颇多，残存最长者44.1厘米，最短者8.3厘米。原无篇题，整理者以篇首3字为题。记载的是孔子厄于陈蔡之间，绝粮数日之时，言游北上告急之事。《史蒥问于夫子》原无篇题，整理者以篇首6字为题。内容为史蒥就教辅齐国太子事请教于孔子，主要涉及世袭、八、敬等问题。
《君子为礼》《弟子问》《仲弓》《颜渊问于孔子》四篇，记载了孔子师徒之间的对话，其中，孔子与颜渊的对话见于今本《论语》。《君子为礼》共41支简，完简长54.1—54.4厘米。《民之父母》共14支简，397字。原无篇题，整理者根据简文主题而定名。内容大体见于《礼记·孔子闲居》《孔子家语·论礼》等传世文献，为孔子与子夏关于“五至”“三无”“五起”的问答，对认识儒家道德观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亦有助于厘清《礼记》《孔子家语》的真实面目。《武王践阼》存15支简，原无篇题。全篇以问答的形式，记述了师尚父授丹书与武王，武王铸铭器自诫之事。内容与《大戴礼记·武王践阼》篇相合，故名之。《天子建州》共有甲、乙两本，其中，甲本完整，存完、残简共13支，407字；乙本存简11支。部分内容大体见于今本大戴《礼记》、小戴《礼记》和《荀子》。从其内容和篇章结构判断，似属“礼家杂记”。
《周易》共58支简，1806字，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易经》的最早传本，保存今本《周易》34卦的内容。尤其是其中一组前所未见的易学符号（亦称“红黑符号”），为我们认识先秦易学的真实面貌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卜书》存完、残简共10枚。经李零先生细心编联、释读，全篇已大致复原。该篇记录了四位古龟卜家的对话，内容以卜居处和卜国事为主。简文的叙事顺序，一般是先讲兆象、兆色、兆名，再讲吉凶悔吝。李零先生指出，“这篇卜书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卜书，可与褚少孙为《史记》所补之《龟策列传》相比较”；对研究早期卜法来说，其简文叙事形式、占卜术语均是不可多得的史料。
竹书所涉卜法与出土文物（包括殷墟及周原甲骨、战国楚卜筮祭祷简）、传世典籍（除《龟策列传》外，还包括《尚书》《左传》《国语》《周礼》等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
之间的比较，是今后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方向。
《逸诗》包括《交交鸣乌》《多薪》两篇，分别歌颂恺俤君子与兄弟之情。
整体而言，道家文献的数量远远少于儒家文献。《恒先》13支简，497字，完简长39.5厘米，是阐述道家宇宙论的珍贵佚文。其书体和《周易》相同，当为同一人所书。第三简简背有篇题“恒先”两字。“恒先”是指先天地而生，独立不改，周行不殆，为永远创造力的“道”，与《老子》中的“道”异名而同实。《彭祖》存简8枚，强调唯有心地纯正、谦卑自修，才能“受命永长”，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彭祖书。
其他诸子文献方面，《鬼神之明》主要讨论鬼神“有所明”与“有所不明”的问题。原无篇题，整理者根据简文主题而定名，并将其归属于《墨子》佚文。但墨子在《天志》《明鬼》中强调的是“鬼神之明必知之”，与简文主旨不同。《曹沫之陈》共45支简，内容为鲁庄公与曹沫之间的问对。其中，前12支简论政，后33支简论兵，学界多将其归属于兵家文献。《慎子曰恭俭》共6支简，128字，第三简简背写有篇题“慎子曰恭俭”，简长32厘米。因简文中提出的“恭俭以立身，坚强以立志”“均分而广施”等思想，几乎不见于现存各种版本的《慎子》，故简文中的“慎子”与文献中的“慎子”是否为同一人，尚有待研究。《三德》含完简3枚，缀合而成的整简13枚，残简7枚。原无篇题，整理者根据简文主题而定名。主要阐述了天、地、人与刑德之关系，主张顺天之常，以合乎自然之道。
此外，还有不少“语类”文献。这类文献除古史传说、三代故事外，还有春秋、战国故事，国别以楚、齐、吴、晋为主。《容成氏》共存残、完简53枚，2200字，内容为上古帝王的传说，与《庄子·胠箧》有很多相似之处，主张禅让，鼓吹“三代以上，皆授贤不授子”。“禹分九州”之“九州”系统，与《尚书·禹贡》等传世文献存在出入。“文王平九邦”一事，邦名向所未闻，汉儒不能详其说，于此文可以得到补足。《融师有成氏》原无篇题，整理者根据篇首5字而定名。主要叙述了祝融师有成氏、蚩尤及伊尹的传说故事，并涉及夏商历史。《举治王天下》共有完、残简35支，连续抄写了《古公见太公望》《文王访之于尚父举治》《尧王天下》《舜王天下》《禹王天下》五文。前两文是古公、文王与太公望关于举治的问答，后三文是尧舜禹有关治国、治民的主张。
《成王既邦》共16支简，319字。据整理者估计，完简长45厘米。原无篇题，整理者取篇首4字为题。记述了周成王在既邦的第二年，在镐京召见周公旦，并向他请教如何洁身自修。简文对于研究周公摄政时期的有关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成王为城濮之行》共9支简，被整理者分为甲、乙两本，起首完整，无结语。原无篇题，整理者以篇首句为题。内容为楚成王与子玉、子虘（蘧）、蔿贾和子文之事。《庄王既成》共3简半，93字。简长约33厘米，皆为完简。第一简简背有篇题“庄王既成”。内容为庄王与子桱关于楚之后人如何保住霸主地位的讨论。《郑子家丧》凡甲、乙两本，各7支简，原无篇题。记载的是郑国大夫子家卒，楚庄王以子家“颠覆天下之礼”为由，出兵围郑，晋人救郑，晋楚战于两棠，晋人大败。相关内容可与《左传》《史记》等相互参照。《申公臣灵王》共5简半，117字，原无篇题，是一篇完整的史籍。记载的是王子围与申公巫臣争夺王位，申公最后臣服之事。《灵王遂申》的5支简皆为完简，原无篇题，完整讲述了楚灵王攻灭申成公之事。
《平王问郑寿》的7支简皆为完简，共173字，原无篇题，简长约33厘米。主要内容为楚平王因国之祸败事而问于郑寿。《平王与王子木》的5支简皆为完简，原无篇题，简长33厘米。记载了楚平王命王子木至城父之事。有关事迹亦见于《史记·楚世家》《左传·昭公十九年》。《平王问郑寿》和《平王与王子木》应是连续抄写的两篇文章。《陈公治兵》共20支简，其中完简9支，原无篇题。起首完整，无结束语。记载的是楚平王命陈公相执事人整顿士卒之事。
《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脽》共10支简，388字。由《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脽》两篇文献合成。《昭王毁室》叙述了昭王因服丧者诉说亲人葬在宫殿台阶下，而将新建宫殿毁弃之事。《昭王与龚之脽》简文多残，略述楚昭王因吴军攻入郢都而出亡时，龚之脽为之驾车之事。《君人者何必安哉》凡甲、乙两本，各9支简，原无篇题。记述了范乘力谏昭王不可沉迷白玉之事，整理者以范乘醒君之言为题。《命》《王居》《志书乃言》三篇文献的形制、字体一致，皆为同一书手所抄，应编为一篇“王居”。
《邦人不称》现存13支简，共358字。记述的是老臣伯贞（又称“叶公”）为昭王、惠王间的两次国祸承担责任之事。
《柬大王泊旱》现存23支简，共601字，简长24厘米。原无篇题，整理者以全篇首句为题。“柬大王”即楚简王。记载的是楚简王病疥以及为楚邦大旱占卜事。
《竞建内之》《鲍叔牙与隰朋之谏》两篇文献应合编为《鲍叔牙与隰朋之谏》。
内容为鲍叔牙与隰朋借日食之机，劝诫齐桓公行善政，善待百姓。《竞公疟》残存13支简，共489字，缀合后推断原简应长约55厘米。记载的是齐景公病重，晏子直谏，使祝、史两位大夫免受杀身之祸之事。内容见于《晏子春秋》《左传》等传世文献。
《姑成家父》残、完简共10支，完简长44.2厘米。原无篇题，整理者以篇首4字为题。记载的是春秋中期，发生在晋国的“三郤之难”。内容可与《左传》《国语》互相参证。
《吴命》现存9支简，篇题书于第三简简背。全篇大致分为两章，第一章记述吴晋争霸期间，吴王率军北上到达陈国境内，晋国派使臣与吴国交涉，最终使吴军离开陈国。第二章为吴王派臣下告劳于周天子之辞，其文辞大致与传世本《国语·吴语》相同。
《用曰》共20支简，原无篇题。由“民之初生”起说，文中多警世之语。如“唇亡齿寒”“莫众而迷”等。内容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言“王事”，即为君王之道；一类是言“人事”，即为人臣之道。
《采风曲目》现存6支简，残损过甚。最长简为56.1厘米。内容为“宫、商、徵、羽”四种声名及其所属歌曲的篇目。记载了40首诗的篇名和演奏诗曲吟唱的各种音高。
《卉茅之外》上、下篇之间以墨丁为隔，又各有一段残文。前面的残文是书信。“卉茅之外”“南有争艸”云云，皆是“所答”“所托”“渊思”的具体内容。曹锦炎先生指出：“《艸茅之外》与其上、下的残文，原本属于同一件书信。作者以诗歌或韵文来覆函作答。”简文涉及不夺农时、少说多听、言行合一、天命鬼神等思想，内容似可与《为吏之道》等传世周秦汉文献比较。
此外，还有楚辞体文献《有皇将起》《李颂》《兰赋》《鷅》等。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收藏有战国楚简10枚，按照陈松长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一书中的编号，饶宗颐先生指出，1号简属上博《缁衣》，2号简属《周易》。
陈剑先生认为，3号简“三年而画于膺，生乃呼曰”当属《子羔》。
李松儒先生从字迹角度判断，5号简、6号简、8号简当属《季庚子问于孔子》。由此提出，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购藏的10枚战国楚简和上博楚简是同一批东西。
有关上博竹书的释文与编联情况，除前文所述外，还有关于上博竹书（一）至（九）的研究状况、文字整理，
关于上博竹书单篇文本集释的学位论文，
复旦读书会、复旦吉大古文字专业研究生联合读书会关于上博竹书诸篇的校读，
等等。陈剑先生的《战国竹书论集》一书，汇集了其在战国竹书方面的研究成果，对学界大有裨益。
此外，简背划痕、墨线等在简序编联方面的作用也逐渐引起学界的重视。
2008年7月，清华大学校友赵伟国向清华大学捐赠了一批从香港文物市场抢救回来的战国竹简。据统计，这批战国竹简共包含完、残简2500余枚，其中整简约1800枚。
清华竹书的形制多有不同，一部分简简背有篇题。最长的简46厘米，最短的简仅10厘米。较长的简有三道编绳，部分契口和编绳残余清晰可见。有些简有朱丝栏，有些简有编次序号，为编联提供了方便。
由于清华竹书并非经过考古发掘，其真伪问题学术界一直未有定论。
2008年10月14日，清华大学邀请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上海博物馆、荆州博物馆的11位顶尖学者对清华竹书进行鉴定。专家组鉴定认为：“这批竹简内涵丰富，初步观察以书籍为主，其中有对探索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极为重要的经、史类著作，大多在已经发现的先秦竹简中是从未见过的，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李学勤先生根据竹简形制和字体特征推断，清华竹书的年代在战国中晚期之际，即公元前300年上下。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等对清华竹书无字残片样品做了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的结果为公元前305±30年，与李学勤先生的推论相吻合。
2010年至2019年，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册至玖册陆续在中西书局出版。就目前已公布的研究成果来看，清华竹书以“书”类、史著、“语”类和“子”类文献为主。
“书”类文献，《尹至》5支简，简长45厘米，三道编绳。满简书写29—32字。原无篇题，整理者根据篇首“惟尹自夏徂亳，逯至在汤”句拟定。简背写有次序编号，文字保存较好。记载的是伊尹自夏至商，向汤陈说夏君虐政、民众疾苦的状况，以及天现异象时民众的意愿趋向。汤和伊尹盟誓，征伐不服，终于灭夏。简文内容可与《书·汤誓》、古本《竹书纪年》、《史记·殷本纪》等传世文献相互参看。简文的叙事模式及部分语句与《吕氏春秋·慎大》相似。《尹至》《尹诰》两篇的形制、字体相同，整理者通过观察简背痕迹，并参照《慎大》篇的叙事次第，将简文析为两篇。《尹诰》满简书写31—34字。原无篇题，整理者根据《礼记》与郭店竹书、上博竹书《缁衣》所引《尚书·咸有一德》拟名。简背写有次序编号。《尹诰》为《尚书》中的一篇，或称《咸有一德》。李学勤先生指出：“据《尚书·尧典》孔颖达正义，西汉时曲阜孔壁发现的古文《尚书》里便有《咸有一德》，也就是《尹诰》，至汉末郑玄时业已佚失。”《史记·殷本纪》、传世本《尚书》及《书序》中也都称作《咸有一德》。简文与孔传本《咸有一德》全然不同，为考证古文《尚书》真伪提供了重要线索。
《傅说之命》三篇，简文长约45厘米，每篇最后一支简的简背均有篇题《尃（傅）敚（说）之命》，现分别题为《说命上》《说命中》《说命下》。《说命上》共7支简，《说命中》共7支简，《说命下》共10支简。简文记载了武丁与傅说的对话。《说命上》的体裁与《说命中》《说命下》有些差异。《说命上》主要讲述武丁命百工画像，在傅岩找到了正在筑城的傅说。傅说率军征伐（失）仲，获胜而不行杀戮，史称“赤（赦）俘之戎”。《说命中》记载的是傅说由傅岩来到商都殷，“武丁朝于门，内（入）在宗”，此下是武丁对傅说的命辞。《说命下》第1支简缺失，该篇是否与《说命中》连接，目前尚无定论。武丁的七段言辞，每段都冠以“王曰”，这是《说命中》所没有的，故可认为简文自成起讫。《说命下》的内容为武丁追述太戊的功绩。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太甲之后，商朝国势渐衰，太戊时复兴，诸侯归之。简文中记载的武丁言论可与《史记》相互印证。
《程寤》共9支简，简长45厘米，三道编绳。原无篇题，也没有次序编号。简文记载的是周文王之妻太姒梦见商庭生棘，太子发取周庭之梓，树之于阙间，梓化为松柏棫柞。该事件可能与周人艳称的“文王受命”有关。
最早披露的《保训》共11支简，简长28.5厘米，两道编绳。除第2支简上半残缺外，其他内容大体齐全。原无篇题及次序编号。简文顶头书写，简尾大都留一字的空白，每简字数22—24字。周文王透过舜和上甲微的故事，阐明了求中、得中、保中与“践天子位”的关系，勉励太子发像舜和上甲微一样，坚守“中”的精神。
《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金縢）》共14支简，完简45厘米，三道编绳。简背写有次序编号。第14支简简背书有篇题“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简文内容与传世本《尚书·金縢》大致相合。整理者认为，“当系《金縢》篇的战国写本”，两者是明显的原始数据和修改后的“定稿”的关系。因简文不用《金縢》作为篇题，疑抄写者没有见过《书序》。
《皇门》共13支简，简长约44.4厘米，三道编绳，满简字数39—42字。简背写有次序编号。原无篇题，整理者以其内容与传世本《逸周书·皇门解》大同小异，故定名为《皇门》。内容为周公告诫群臣要以史为鉴，助王治国，是不可多得的周初政治文献。
《祭公之顾命（祭公）》共21支简，简长44.4厘米，三道编绳。每简字数23—32字。无次序编号，第21支简简背书有篇题“祭公之顾命”。记载的是祭公患病不瘳，临终前告诫前来请益的周穆王如何保守周王朝的基业。
《厚父》共13支简，简长约44厘米，篇题是原有的，简背写有次序编号。第1支简上下两端残缺。整理者认为，《厚父》之名虽不见于传世本《书序》，应是《尚书》的组成部分。简文的体裁为王与贤人厚父的问答。问政于厚父的王是商汤还是周武王，还有待研究。简文关于“天命”“德”“民”等的叙述，与传世本《周书》的思想颇为类似。特别突出的是，《厚父》强调“民心”的向背取决于“司民者”能否“好学明德”。这种富于哲学意味的思想，与儒家的性善论显有呼应之处。
《封许之命》原由9支简组成，简长约44厘米，篇题是原有的，简背写有次序编号。虽然第1支简和第4支简缺失，但全篇基本格局未受太大的影响。简文系周成王册封“吕丁”于许的公文。受封的许国第一代国君名为“吕丁”，“吕丁”的受封过程，传世文献中没有详细记载。许慎在《说文·叙》中说：“吕叔作藩，俾侯于许。”“鄦（许）”字释文曰：“炎帝太岳之胤，甫侯所封，在颍川。”“甫”就是姜姓吕国。《左传·隐公十一年》正义引杜预之言曰：“许，姜姓，与齐同祖，尧四岳伯夷之后也。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许。”据简文可知，“吕丁”在周文王时“司明刑”，后又“扞辅武王”，并在伐纣战争中立有大功，成王时被封于许。在封许的典礼上，成王赏赐有苍珪、秬鬯、路车和四匹马。与《诗·崧高》所咏周宣王封申国，赐以“路车乘马”相同，体现出周礼的一贯性。
《摄命》共32支简，简长45厘米，三道编绳，完简字数28—34字，简背标有次序编号，原无篇题。简文详细记载了周王对伯摄的册命，对于丰富“书”类文献体系、匡补西周中期历史的阙遗等均有重要意义。李学勤先生将之与《书序》中的《冏命》相联系。整理者鉴于简文中缺少直接的证据，在正式公布的整理报告中兼采了或说。由册命对象“摄”在篇末称“伯摄”，为嫡长，篇中称“王子”，又有王曰“高奉乃身”等语，推测“摄”应为懿王太子夷王燮，周天子则为孝王辟方。
《命训》共15支简，三道编绳。各简均有不同程度的残缺，估计完简长约49厘米。除最后一支简外，其余各简的简背皆标有序号。原无篇题，因内容与《逸周书·命训》大致相合，当系《命训》的战国写本。简文对于我们复原《命训》篇的原貌、解读传世本《命训》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史著类文献方面，《楚居》共16支简，简长约47.5厘米，完简字数37—48字。整理者以简文内容与《世本·居篇》相类，定名为《楚居》。主要记载了从楚人始祖季连到楚悼王共23位楚公、楚王的居处与迁徙。
《系年》共138支简，简文字迹清晰，仅有个别残损之处。全篇共分为23章，概述了从西周初年到战国前期的历史，其中有许多事件不见于传世文献，故或对传世本《左传》《国语》《史记》等具有重大的订正作用。朱凤瀚先生指出，《系年》记载了诸多周代重大问题，如周代设立“三监”“共和执政”的确切含义、周平王东迁、秦人的源流等。
关于该篇的文献性质，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其并非《春秋》《左传》那样标准的编年史则是肯定的。
《良臣》共11支简，简长约32.8厘米，经缀合后完整无缺，简背标有编号。原无篇题，整理者以其内容记述黄帝至春秋时期著名君主的良臣，试拟今题。简文通篇连贯书写，中间以粗黑横线分隔成21段。这21段所记君主依次是：黄帝、尧、舜、禹、汤、武丁、文王、武王、成王、晋文公、楚成王、楚昭王、齐桓公、吴王光、越王勾践、秦穆公、宋（襄公）、鲁哀公、郑桓公、郑定公、子产之师、子产之辅、楚共王。其中，“子产之师”“子产之辅”两段文字是“郑定公”段的补充，“楚共王”一段似系后加。黄帝到西周时期按时代顺序编排，春秋时期按国别编排。简文所载唐虞到西周时期的部分良臣虽与《尚书》有关，但其活动时代与传统说法显然不同。
“诗”类文献方面：《周公之琴舞》共17支简，简长45厘米，第15支简的上半残失。第1支简的简背写有篇题。简文由十首颂诗构成，以周公还政、成王嗣位为主要内容，结构与《大武》乐章相仿。该篇不仅是佚诗的发现，更是佚乐的发现，对于研讨古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芮良夫毖》暂定为28支简，简长44.7厘米，后半部分残断严重。第1支简简背原写有篇题“周公之颂诗”，或因与简文内容不符而被刮削。该篇是刺讥时政的政治诗，分为相互联系的两章，分别冠以“曰”“二启曰”。芮良夫，西周人，厉王大臣。据传，《诗·大雅·桑柔》是他讽谏厉王的作品。《桑柔》也是长诗，可与《芮良夫毖》相互参看。
《耆夜》共14支简，简长45厘米，每简字数27—31字。各简简背标有次序编号，第14支简简背写有篇题。记载的是武王八年伐黎大胜之后，武王君臣在文王太室举行“饮至”典礼，饮酒作歌之事。
“语”类文献方面：《赤鹄之集汤之屋》共15支简，简长45厘米，第15支简简背下端写有篇题。记载的是汤射获一只赤鹄，令伊尹将之烹煮作羹，由此引发伊尹逃夏之事。简文内容与《楚辞·天问》“缘鹄饰玉，后帝是飨。何承谋夏桀，终以灭丧”有密切的关系。秦汉时期的“子”类文献中记载了许多伊尹的传说，《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著录有《伊尹说》27篇。《赤鹄之集汤之屋》的性质与《伊尹说》类似，并具有浓厚的巫术色彩。如汤诅咒伊尹，使他“寝于路，视而不能言”。夏后（桀）身患重病的原因是，“帝命二黄蛇与二白兔居后之寝室之栋，其下舍后疾，是使后（心）疾而不知人”。这些记载与楚人好信巫鬼的习俗有关，应是在楚地流传的伊尹传说。
《汤处于汤丘》共19支简，简长约44.4厘米，内容完整。原无篇题和编号。该篇的形制、字体与《汤在啻门》相同，且内容相关，故两篇文献应为同一抄手所写。《汤处于汤丘》中称，商汤娶妻有莘时所居之地为“汤丘”，从而为“汤始居亳”说提供了重要的证据支撑。《汤在啻门》共21支简，内容完整，简长约44.5厘米，三道绳编。记述了汤问小臣古先帝之良言，小臣答以成人、成邦、成地、成天之道，较系统地阐释了战国时期的天人观。简文所论气与生命之关系，似与道家之行气养生有关。
《殷高宗问于三寿》原有28支简，现缺失一支半，简长45厘米，篇题写于第28支简简背。“三寿”分别指“少寿”“中寿”“彭祖”。其中，彭祖和楚人的祖先季连有一定的关系，故《殷高宗问于三寿》托名彭祖，可能不是偶然的。简文假托彭祖之口，阐述了恙（祥）、义、德、音、仁、圣、智、利等，与战国诸子之说相比，很有自己的特色，是一篇表述政治理想与道德范畴的文献。
《虞夏殷周之治》共3支简，简长41.5厘米，三道编绳，完简字数42字，简背无篇题及编号。论述的是虞、夏、商、周四代礼乐由朴素逐渐走向奢华的过程，对于研究虞、夏、商、周四代的礼乐制度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郑国史事三篇，即《郑武夫人规孺子》《郑文公问太伯》《子产》，简长45厘米，三道编绳，完简字数31—35字。简背无篇题及编号。其中，《郑武夫人规孺子》现存19支简，简背有划痕。记述的是郑武公去世后，郑武夫人武姜不允许被其称作“孺子”的嗣子知政，要求嗣子把政权交付大臣三年，由此引起大臣与嗣子的一系列反应。这一历史事件与“郑伯克段于鄢”并置姜氏于城颍有密切的关联。
《郑文公问太伯》甲本存简14支，乙本原系13支。与上博竹书之甲、乙本不同的是，该篇为同一抄手所书，但抄写的是两个底本。简文记载了太伯对郑文公的临终告诫。最具史料价值的是，太伯历数了郑国开国后的三代君主——桓公、武公、庄公开疆拓土的史事，以及昭公、厉公争立，导致郑国动荡衰落的情势。
《子产》现存简29支，阐述了子产的道德修养与施政成绩。简文关于子产参照夏商周“三邦之令”“三邦之刑”制定“郑令”“野令”“郑刑”“野刑”的记载，足以印证和弥补《左传》中子产作刑书的相关记载。
《管仲》现存简30支，简长44.5厘米，三道编绳，完简字数34字，简背无篇题及编号。记载了齐桓公与管仲之间的十二组问答，这些问答前后连贯，系统阐述了管子的治国之道。该篇虽然不见于传世本《管子》，但由若干仅见于《管子》一书中的词语来看，简文同传世本《管子》的个别篇章存在一定的关系。
《子仪》现存简20支，简长41.5厘米，三道编绳，完简字数34字。简背无篇题和编号。记载的是崤之战后，秦穆公为了联合楚国对抗晋国，将长期囚禁在秦国的楚国重臣申公斗克（字子仪，简文作“子义”）释放回国之事。
晋国史事三篇，即《子犯子余》《晋文公入于晋》《赵简子》。《子犯子余》现存简15支，简长45厘米，三道编绳，完简字数41—42字，首简简背写有篇题。简文补充了子犯、子余在秦穆公助重耳回国之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晋文公入于晋》凡8支简，其形制与《子犯子余》相同。叙述晋文公自秦返国后，整顿内政，务稼修洫，增设武备，大得河东之诸侯。内容可与《左传》《国语》等传世文献相互印证。《赵简子》现存简11支，简长41.6厘米，三道编绳，完简字数35字，简背无篇题和次序编号。简文可分为两个部分，前为范献子对赵简子的进谏，后为赵简子与成鱄的问答。简文详细阐述了俭、奢、礼同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
《越公其事》现存简75枚，简长41.6厘米，三道编绳，完简字数31—33字，篇题写在简尾，简背有划痕。与《郑武夫人规孺子》《郑文公问太伯》《子仪》均为同一书手所抄。简文将勾践富国强兵、兴兵灭吴的过程概括为“五政”，并依次叙述。简文内容虽与《国语》中的《吴语》《越语》密切相关，但存在不小的差异。
“子”类文献均无篇题。《邦家之政》现存简13支，简长45厘米，三道编绳，完简字数28—34字，简背有划痕和次序编号。简文假托孔子的名义，阐述了儒家的治国理念，在节俭、薄葬、均分等方面与墨家思想相互交融。《邦家处位》现存11支简，简长41.5厘米，三道编绳，完简字数41—43字，简背有次序编号。简文主张以“度”来选拔人才。《心是谓中》现存简7支，简长45厘米，三道编绳，完简字数39—41字，简背有划痕。其所阐述的“心”与“天”的关系以及“身命”与“天命”的关系，反映了战国时期的天命思想和心性思想。《天下之道》现存简13支，简长44.6厘米，三道编绳，完简字数40—43字，简背有划痕。简文可分为四个部分，依次论说了守、攻、取、阵诸道的关键皆在于民心。
《治邦之道》现存简27支，简长44.6厘米，三道编绳，完简字数49—51字，简背无次序编号。简文围绕治国安邦展开论述，尚贤、节用节葬、非命等思想与墨家思想关系密切。《治政之道》共43支简，简长44.6厘米，三道编绳，简尾写有次序编号。大部分竹简自竹节处断为两段，完简不足十支。篇首开宗明义地提出“昔者前帝之治政之道”。简文主张为政自上始，以德义自检，施教以用民；治政之要，在于兴人；兴人之要，在于贤德。整理者认为，《治邦之道》《治政之道》的70支简应为同一篇文献。由于该文篇幅宏大，由两位书手抄成，一位书手所抄简尾有编号，另一位书手所抄简尾无编号，两位书手所用的竹简也略有差别。复原为一篇文献后，整理者根据篇首“昔者前帝之治政之道”句，拟定篇名为《治政之道》。《治政之道》鉴古论今，体现出作者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又兼容诸家思想的特点，是研究先秦政治史和思想史的重要佚文。
《成人》共30支简，简长约45.2厘米，宽约0.7厘米，三道编绳。满简字数27—33字。简背无次序编号，有刻划痕迹。简1至简19的划痕呈倒序排列。原无篇题，主要记述了“成人”向王（后）陈述典狱刑法等内容。黄德宽先生根据简文“成人”的言辞口气判断，“成人”相当于《书·盘庚上》《诗·荡》之“老成人”、《康诰》之“耇成人”，指资高望重的辅弼之臣。简文分为五段，首段开宗明义地提出法律乃治国纲纪，得之则兴，失之则亡，并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法治的重要性。第二段记述了典狱司正断案的原则，涉及“刑”之“五无赦”“五争”“五常”“五正”“五罚”等法律概念。第三段和第四段以嘉谷“五时”生长为喻，提出“德政亦用五时”等主张。这篇简文是出土文献中唯一一篇先秦法制史文献，对先秦法制史研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廼命》两篇，其中，《廼命（一）》12支简，《廼命（二）》16支简，简长约44.6厘米，宽约0.6厘米，竹简下端标有编号。原无篇题，整理者以两篇篇首二字为题。两篇简的形制相同，为同一抄手所书，内容相互关联。两篇简多以“毋或”引出禁戒之辞，但禁戒以下并无“明神殛之”之类的背盟诅辞。
方术类文献方面，《别卦》现存简7支，简长16厘米，两道编绳。李学勤先生认为，《别卦》与马王堆帛书的《周易》有关。整理者认为，它实际上是一个六十四别卦的表，凡是八经卦的地方就省掉了，但其位置是存在的。《别卦》的卦名与《归藏》有关，如《豫卦》卦名“介”，即与王家台的《归藏》简相同。
《筮法》共63支简，简长35厘米，原无篇题，简背标有编号。简文系统地阐述了占筮的理论和方法，包括17命，而《周礼》只讲了8命。简文中没有出现别卦、六十四卦的具体名称，只有八经卦，与传世本《归藏》相合。《筮法》所用的数字与之前发现的楚简占筮记录一样，以一、六为主，一代表阳爻，六代表阴爻。除此之外，阳爻有五和九，阴爻有四和八，总是以八、五、九、四为一个次序出现。《筮法》的发现和整理，是解决数字卦问题的一把钥匙。
《祝辞》与《良臣》编联在一起。《祝辞》原无篇题，在5支简上写了5段文字，每段皆包括祝辞以及与念诵祝辞相配合的仪式，第一段是关于“恐溺”的；第二段是关于“救火”的；后三段是关于射箭的。《祷辞》凡23简，简长44.6厘米，三道绳编，简正面标有序号，体例与《祝辞》类似。全篇分为8段，依次抄录了8种类型的告神求福之辞。包山简、新蔡简、周家台简等楚简中都有祭祷类内容，但记载的多是祭祷过程，像《祝辞》这样完整的长篇祷告之辞尚属首次发现。
《八气五味五祀五行之属》共7支简，简长41.6厘米，简背有划痕。简文内容可分为4组，第一组是一年中八个节气的推算，与传统的二十四节气不同；第二组是酸甘苦辛咸五味的功效，相关内容亦见于《黄帝内经·素问》等古医书；第三组是五祀、五神与五行的相配；第四组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的特点。
《算表》共21支简，简长43.5厘米，宽1.2厘米，第4支简的上端有残缺。每支简首部都有钻孔，最右侧那支简上都是钻孔，钻孔里面有丝织品的残迹，表明该简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竹简，而是具有特殊的性质和价值。《算表》实际上是数字构成的表格，形成于公元前305年左右，比形成于公元前200多年的里耶秦简九九表还要早。利用这套《算表》，不仅能够快速计算100以内的两个任意整数乘除，还能计算包含分数1/2的两位数乘法。
清华竹书的整理报告一经公布，便引起海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简文释读方面，除整理者所作报告外，还有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读书会、清华大学出土文献读书会、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战国简读书小组、烟台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研究生读书会等所作的集释与研读劄记等，均可参考。
2015年初，安徽大学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入藏了一批竹简，经过初步整理和辨识，这批竹简共有编号1167个，保存良好，完简较多。这批竹简形制不一，简长21.3—48.5厘米，宽0.4—0.8厘米。长简编绳三道，短简编绳两道。具体包括《诗经》、楚国历史、诸子类著作、楚辞类文献、方术类文献等。这些文献多不见于传世文献。
《诗经》完简长48.5厘米，三道编绳，每简30—40字。简背有划痕，简首尾留白。每简正面下部标有编号，自第1号始，最后一简的编号为第117号，实际存简93支。存诗57篇，其中《周南》10篇、《召南》14篇、《秦》10篇、《矦》6篇、《鄘》7篇、《魏（唐）》10篇。
根据形制和字体风格，可将楚史类竹简分为两组，第一组完简长34厘米，宽0.6厘米，三道编绳，首尾留白，每简27—30字。简背有划痕或编号，完简有300多支，残断较少。记载了楚先祖及熊丽以下至惠王时期各王的终立更替和重大历史事件。第二组简有140多支，完简长34.5—35厘米，宽0.6—0.7厘米，三道编绳，首尾留白，每简37—40字。辑录了楚国与其他国家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
诸子类文献的竹简以儒家为主，形制不同，可分为若干篇组。第一组共有完简13支，简长43厘米，宽0.6厘米，两道编绳。顶格书写，首尾不留白。辑录孔子的言论，每条皆以“仲尼曰”引出。简文中的孔子言论只有几条见于今本《论语》《礼记》等，文字略有出入。第二组共有33支简，完简长45.2厘米，宽0.6厘米，每简38字，三道编绳，简背有划痕。记载子贡入见孔子以及二人的对话。第三组共有14支简，简长36厘米，宽0.75厘米，三道编绳，首尾留白。主要论述君子的行为操守，如君子要“贵位不忘贱，富则能以货分”，要“慎独”“敬信”等。第四组简经拼接后为6支完简，简长46.9厘米，宽0.6厘米，每简35—41字，三道编绳，首尾留白，简背有划痕。简文以“昔三代圣王禹汤文武”以及受（纣）、晋平公、宋景公等为正反之例，论述“圣人乐义而美利”，指出“今人之所美与其所乐各异”。第五组简共有32支，残断居多，完简3支，简长28厘米，宽0.5厘米，每简22—23字，两道编绳。主要阐述君子之行为规范，指出“君子日自新，而小人日自厌”。第六组简共有7支，完简2支，长约44.2厘米，宽0.5厘米，三道编绳，每简34—36字。简文指出，“日月星辰不改行，然而古富今贫，古治今乱”，究其原因在于社会“失本正”。第七组简共有29支，完简20支，简长46.3—47.5厘米，宽0.7—0.8厘米。简首尾为圆头，首尾无留白，每简31—33字，三道编绳。简文以古圣王事迹为例，全面阐述“辅王之道”，涉及“尧、舜、禹、汤、文、武、秦穆、齐桓、晋文、勾践、阖闾”等帝王。第八组简约有60支，完简9支，简长44.2厘米，宽0.6厘米，三道编绳。简首尾留白，每简27字。简背写有编号，似为两组编号。记载的是申狄徒与周公的对话，内容可与信阳长台关竹书相互参看。关于信阳长台关竹书的性质，历来有儒、墨之争，该简内容较为完整，有利于问题的进一步讨论。第九组简共有78支，较为完整的简约有40支，完简长48.4厘米，宽0.6厘米。三道编绳，首尾留白。该简与上博简《曹沫之陈》为同一篇文献，文字略有不同。
楚辞类文献包含两篇保存完整的作品。第一组简共有23支或24支，完简长21.3厘米，宽0.6厘米，两道编绳，首尾不留白。每简17—18字，简背有划痕。记载的是舜之二妃对舜的悼念，当是楚辞的佚篇。第二组简共有27支，完简长33厘米，宽0.5厘米，三道编绳，简背有编号。简文表达了作者对社会失却道义、为富不仁的指责以及自身对信义德善的坚守，与《离骚》表达的忧愤之情颇为相似。
方术类文献涉及相面、占梦等方面。第一组简原有18支，简长42.8厘米，宽0.5厘米，三道编绳，首尾留白。简文列举女子之“不可畜”的种种情况，并根据饮食预测孕妇生子情况。第二组简共有11支，无完简。由残简内容“某梦不能举其手”等判断，此篇应为解梦类文献。
2019年，《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公布了安大简《诗经》的相关情况。
关于简帛典籍的文献学分类，学界目前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按照六经和学派来划分；二是主张将出土简牍帛书纳入《汉书·艺文志》的图书分类之中。第二种分类是学界较主流的观点，如骈宇骞先生将简帛典籍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类。
李零先生将简帛典籍分为六艺、史书、诸子、兵书、诗赋、方技、数术七类，将“史书”独立出来。
笔者以为，李零先生所作分类对于正确认识简帛典籍的流传状况具有实际意义，故按照李零先生所作分类，将目前已发现公布的楚竹书按其篇目分为七类。
1.诗
有上博竹书《孔子诗论》《逸诗》，清华竹书《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耆夜》，安大竹简《诗经》等。
2.书
有清华竹书《尹至》《尹诰》《傅说之命》《厚父》《程寤》《保训》《金縢》《皇门》《封许之命》《祭公》《摄命》《命训》等。
3.礼
有郭店竹书《缁衣》，上博竹书《缁衣》《内豊》（含《昔者君老》）《武王践阼》《天子建州》《民之父母》《君子为礼》。
4.易
有上博竹书《周易》。
5.乐
有上博竹书《采风曲目》。
6.春秋
有清华竹书《系年》。
1.谱牒
有清华竹书《楚居》《良臣》。
2.档案
有清华竹书《尹至》《尹诰》《傅说之命》《厚父》《皇门》《封许之命》《祭公》《摄命》。
3.纪年
有清华竹书《系年》
。
4.故事
（1）三皇五帝故事
有上博竹书《容成氏》《融师有成氏》。
（2）唐虞故事
有上博竹书《容成氏》《举治王天下》；清华竹书《虞夏殷周之治》。
（3）三代故事
上博竹书《容成氏》《融师有成氏》《举治王天下》《成王既邦》；清华竹书《虞夏殷周之治》《赤鹄之集汤之屋》《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殷高宗问于三寿》。
（4）春秋战国故事
按所述故事发生之国别可分为：
①楚故事
有上博竹书《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脽》《柬大王泊旱》《庄王既成》《郑子家丧》《灵王遂申》《申公臣灵王》《平王问郑寿》《平王与王子木》《君人者何必安哉》《命》《王居》《志书乃言》《成王为城濮之行》《陈公治兵》《邦人不称》；清华竹书《子仪》；安大竹简楚国故事等。
②齐故事
有上博竹书《鲍叔牙与隰朋之谏》《竞公疟》；清华竹书《管仲》。
③鲁故事
有上博竹书《曹沫之陈》《鲁邦大旱》《子道饿》《孔子见季桓子》《季庚子问于孔子》《颜渊问于孔子》《史蒥问于夫子》；安大竹简《曹刿之陈》。
④晋故事
有上博竹书《姑成家父》；清华竹书《晋文公入于晋》《子犯子余》《赵简子》。
⑤吴故事
有上博竹书《吴命》；慈利竹书《吴语》。
⑥越故事
有清华竹书《越公其事》。
⑦郑故事
有清华竹书《郑武夫人规孺子》《郑文公问太伯》《子产》。
1.儒家
有郭店竹书《五行》《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六德》《尊德义》《语丛（一）（二）（三）》；上博竹书《性情论》《子羔》《鲁邦大旱》《孔子诗论》《从政》《孔子见季桓子》《相邦之道》《季庚子问于孔子》《子道饿》《弟子问》《仲弓》《颜渊问于孔子》《史蒥问于夫子》《三德》《用曰》；清华竹书《邦家之政》《邦家处位》《心是谓中》《天下之道》《治政之道》《成人》《廼命》；安大竹简儒家著作。
2.墨家
有信阳长台关楚简《墨子》佚篇；上博竹书《鬼神之明》；清华竹书《治邦之道》；安大竹简《墨子》佚篇。
3.道家
有郭店竹书《老子》《太一生水》；上博竹书《恒先》《凡物流形》。
4.法家
有上博竹书《慎子曰恭俭》。
5.纵横家
有郭店竹书《语丛（四）》。
1.歌诗
有上博竹书《卉茅之外》《逸诗》。
2.辞赋
有上博竹书《李颂》《兰赋》《有皇将起》《鹠鷅》；安大竹简楚辞类文献。
有上博竹书《曹沫之陈》；清华竹书《天下之道》；安大竹简《曹刿之陈》。
1.历算
（1）算术
有清华竹书《算表》。
2.选择
（1）日书
有江陵九店竹书《日书》。
3.卜筮
（1）卜法
有上博竹书《卜书》。
（2）筮法
有清华竹书《筮法》《别卦》。
4.杂占
有清华竹书《祝辞》《祷辞》；安大竹简相书、占梦书等。
5.其他
有清华竹书《八气五味五祀五行之属》。
1.房中
有上博竹书《彭祖》。
孔子之后，孔门弟子对“君子”思想有所继承与发展。南宋朱熹对“君子”内涵作出明确的限定，并对《论语》中“成德之名”“德位之通称”的两类君子作出明确区分。
余英时先生指出，儒学是“君子之学”，孔子的“君子”包括修己、治人两个方面。“君子”概念从身份地位到道德品质的演变过程，最终是由孔子完成的。孔子对“君子”的讨论虽然偏重于道德方面，但对君子的社会身份内涵仍有一定程度的保留。政治是孔子在内的先秦诸子最为关心的话题，也是他们思考的出发点和归宿。
萧公权先生认为，孔子的君子侧重于修德以取位，与旧义的就位以修德不同，并且孔子理想中的君子是德成位高之人。
晁福林先生认为，孔子的君子人格注重的是道德品行，而非等级地位，从根本上改变了判断人的社会价值的标准，带有思想解放的意义，“时遇观”是孔子君子观的重要内容。
学界根据郭店竹书、上博竹书等楚竹书材料，围绕楚竹书中与“君子”相关的学术与思想，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下面，拟在简略回顾楚竹书的相关研究情况的基础上，对本书的研究主旨作一简要说明。
在战国楚竹书的研究成果中，最具权威性的是李学勤、裘锡圭和李零三位先生的理论研究成果。李学勤先生在《简帛佚籍与学术史》一书的《通论》中阐述了新出简帛在学术史、古书成书流传等方面的重要影响。
裘锡圭先生的《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一书，针对新出土文献与古史传说、出土简牍在文献学上的意义等重大问题，作出了高屋建瓴、提纲挈领的解答。
李零先生在《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一书中，对出土简帛典籍作了科学细致的文献学分类。李学勤、裘锡圭和李零三位先生的理论研究成果，为本书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操作指导。
学界关于出土简帛的总结性论述也为数不少，如沈颂金先生在《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一书中，讨论了郭店竹书对于先秦学术史研究的促进作用。
李学勤先生在《出土简帛与古史再建》一书中专辟《清华简与古史探研》章，集中讨论清华简所涉之古史观、古史传说、西周及东周史地等古史问题。又在《清华简文本与文献学研究》章讨论了“书”“诗”“易”及史籍四类文献，熔整理者相关意见于一炉，以便学界参考。
李均明等编著的《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1949—2009）》一书，
分别从简牍典籍、简牍文书、帛书三个方面，对2009年以前发现的简牍帛书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系统总结。在材料介绍、“简牍典籍与史学研究”、“简牍典籍与早期儒学史”、“简牍典籍与道家、数术研究”、“简牍典籍与先秦、秦汉学术史的重建”等方面，为本书提了重要的参照和借鉴。
近年来，学界围绕楚竹书研究举办了一系列学术会议，并出版了一批会议论文集，
简帛研究方面的专门刊物
也日益增多，涌现出以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网站、武汉大学简帛网为代表的网络学术平台。
2014年，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成立之后，相关学术交流与简牍帛书等出土文献的研究更是日趋繁荣。此外，陈伟先生等承担的《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
李学勤先生主持的《出土简帛与古史再建》，
李守奎先生等承担的《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等，
无不显示出楚竹书研究的繁盛。
思想史研究方面，简牍文献在先秦学术史与思想史研究方面的价值与局限，学界给予了充分探讨，涉及儒道学说、早期儒道关系、社会政治思想以及先秦学派属性判定等思想史的专门领域，为我们开展深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关于出土文献能否改写或重写学术史，学界从宏观、微观两个方面展开了讨论。如曹峰先生从宏观角度分析了简帛史料在思想史研究方面的价值与局限。
李承律先生分析了重写思想史的可能性，并探索了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新视角。
王中江先生综合探讨了简帛文献所带来的思想史方面的新知。
上述研究成果均汇集于《简帛思想文献研究：个案与方法》一书中。
儒家学术思想方面，主要集中在对于郭店竹书所引出的思孟学派以及慎独、性情等思想的研究方面。如庞朴先生指出，郭店竹书代表了孔子之后儒家向内求索的为学之路，这一主题奠定了思孟学派的基本思想格局。
陈来先生指出，竹简《五行》篇作为子思对德行的讨论，直接启发了孟子“性善”“四端”的思想，其论“善”与“德”的区分亦包含了超越性的面向，为《中庸》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圣”“智”说则具有明确的政治指向性，与史载子思政治实践的一贯主张是完全一致的。
梁涛先生认为，郭店竹书《五行》揭示了另一种“慎独”，即指内心专一的精神状态。
王博先生认为，战国时期出现了专门解释《诗经》的文献，如《五行》《孔子诗论》《民之父母》等，这些文献不仅引用和解释与《诗经》有关的文字或内容，并因“诗言志”的特点而发展出心、性和情的主题，肯定和强调了心性与礼乐的密不可分。
彭林先生认为，儒道性情之争的理论根源是双方天道观的不同。
刘光胜先生以《大戴礼记》之《曾子》十篇为中心，结合上博竹书、郭店竹书及其他出土材料，对《曾子》十篇进行分组、校释，考镜成书源流，并以《曾子》十篇与郭店竹书为主要学术链环，梳理了孔孟之间的思想转进。
道家学术思想方面，集中在对于《老子》文本的研究及《太一生水》《恒先》篇中所反映的宇宙论方面。王博先生认为，郭店竹书《老子》甲、乙、丙三本像是出于不同目的之摘抄本，从内容上看，每一本内部都有相对统一的主题，如丙本的主题是治国，乙本的主题是修道，甲本兼而有之。显然，这应该是出于某些人的有意编纂。
李学勤先生认为，“太一生水”深受数术家的影响，同天文数术有直接密切的关系，应是道家后学为解释《老子》所增入，当为关尹的学说。
庞朴先生认为，《太一生水》是与《周易》《老子》不同的、另一种有机的宇宙生成论。
王中江先生追寻了从老子思想到黄老学的演变历程，扩展和深化了早期道家学术思想的研究。
曹峰先生集中阐述了黄老道家两大侧面——老子与黄帝各自的作用与功能，讨论了两者为何能够构成互补的关系。此外，还对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上博竹书《恒先》《凡物流形》《三德》以及清华竹书《汤在啻门》等进行了详细讨论。
学界借助新资料，对早期儒家、道家的学派传播情况及其代表人物行迹也形成了新认识。如刘光胜先生以出土文献为依据，结合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系统梳理了早期儒学的传播情况。
胡兰江先生采用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互印证的方法，通过对郭店儒简的研究，系统梳理了七十子的基本情况。
梁静先生对上博儒简中反映的早期儒家概况进行了综合研究，并对孔子之后儒家的传学与分派进行了探讨。
宋立林先生对子张、子思、仲弓、颜氏、漆雕氏等孔门后学的行迹与学术思想以及思孟学派的学术与思想的承传进行了系统探讨。
苏晓威先生对出土的道家文献进行了文本及思想性质方面的考察。
儒道政治思想是思想史研究的大宗，学界借助简牍典籍披露的新信息，从不同方面阐述了儒家和道家在春秋战国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如何开创与完善自己的政治理论体系。如晁福林先生深入分析了先秦社会思想中的“天命”与“彝伦”观念。
汤浅邦弘先生认为，《三德》的宗旨是向“明王”或国君宣扬“顺天”“敬天”等思想。
梁涛先生讨论了战国时代的“禅让”思潮及其与“大同”“小康”的关系。
郭齐勇先生以“仁学”和“德政”为中心，对《季康子问于孔子》《仲弓》《从政》三篇文献中所反映的孔子思想进行了抉发，并认为三篇文献体现了孔子仁学的根本——“亲民”“爱民”“保民”“惠民”。
许兆昌先生认为，上博竹书《仲弓》分别从忠与敬两个方面论述了臣子事君之道，反映出战国早期儒家臣道思想的多元特征。
丁四新先生
、佐藤将之先生
分别讨论了“忠”与“忠信”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演变。黄武智先生在文献编联、释读的基础上，综合讨论了上博竹书“礼记”类文献中所反映的先秦儒家政治思想。
谢耀亭先生系统探索了思孟学派的内圣外王思想。
梁振杰先生系统考察了战国楚简儒家文献在哲学、艺术、政治、伦理等方面的独特思想内涵，为进一步探究战国楚简儒家文献的思想内涵提供了借鉴。
曹峰先生认为，《太一生水》《恒先》《三德》《凡物流形》等文献，和从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中抽绎出的“老子类型的道论和政论”及“黄帝类型的道论和政论”两条理论线索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并暗示两者之间存在着进一步演化的可能。
欧阳祯人先生试图从内在逻辑根源方面，探寻先秦儒家政治理想从个人到社会的发展理路。
近年来，学界对于早期儒、道、墨等学派存在单纯对立关系的传统认识有所转变。如庞朴先生指出：“圣和仁义，都是儒家所推崇的德行……竹书《老子》居然未曾弃绝这些……如果这里不是抄写上有误，那就是一个摇撼我们传统知识的大信息。”
邱德修先生认为，儒墨思想表面上看是南辕北辙的，但从郭店竹书《六德》《忠信之道》与上博竹书《鬼神之明》来看，二者实际上是彼此灌注、互相影响的。
梁涛先生对郭店儒道文献的学派归属问题进行了系统探讨。
以《鬼神之明》为例，简文整理者曹锦炎先生认为其属于《墨子》佚文，日本学者浅野裕一、冈本光生、西山尚志等持相同的观点。有学者提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观点，如徐华先生认为，该篇疑为《董子》佚文。
丁四新先生认为，该篇是讨论“鬼神”的文献。
李锐先生认为，该篇所谓的“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与墨家“明鬼”思想相矛盾；《史记·伯夷列传》中司马迁的赞语和《鬼神之明》的思想非常接近，而司马迁转益多师，其学派属性难以判定，由此指出目前学界在判定文献学派属性方面存在的一些误区。
李锐先生的理论创见对笔者启发很大。
“子”书是楚竹书文献的大宗，郭店楚简、上博楚简等出土文献使一系列新的、过去无法想象的论题得以成立。如孟学和荀学的源头、老庄之外的道家轨迹、黄老思想的早期面貌、墨家的异端思想、从《易经》到“易传”的传承和谱系、多种多样的宇宙生成论、重视自然之情的人性论、数术方技和阴阳五行思想与社会政治和民众生活的联系，
等等。由这些论题激活或引发出来的研究课题，有儒道关系论、齐鲁文化关系论、学派判定标准、经典确认及其文本演变、天人关系论、传世文献价值的再评价乃至“疑古”和“释古”关系的大讨论，等等。
可以说，楚竹书文献为哲学史、思想史的拓展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为了解“君子”政治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演变轨迹提供了新的史料。从先秦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楚竹书文献除了涉及逐渐为学界重视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
的内容外，所谓“精英”阶层的思想和文化的发展状况，则与学术传承的历时性因素、学术流布的共时性因素等有关。
一言以蔽之，楚竹书文献在学术史、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已相当深入，在儒道墨学术与思想的发展脉络与谱系传承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楚竹书所反映的诸子政治思想与战国社会的互动方面的研究仍嫌不足。蒙文通先生明确指出：“衡论学术，应该着眼于那一时代为什么某种学术得势？原因在哪儿？起了什么作用？这才是重要的。”
有鉴于此，本书拟抓住“君子”这一战国诸子共通的“母题”，在深入钻研楚竹书文献的基础上，结合传世文献、古文字资料（甲骨文、金文）、考古发掘材料（墓葬、遗址及遗物等）及前辈时贤的研究成果，以“学术与政治”的互动为切入点，对楚竹书中所反映的“君子”政治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与学术背景、“君子”政治思想内涵的演变与逻辑序列、君子“为政”等思想与战国秦汉社会的互动等问题展开探讨，从而对战国楚竹书之学术价值作出科学的评价。
本书拟遵循如下思路与逻辑来安排结构：
首章以战国楚竹书中所见先秦学术发展为中心，勾勒“君子”政治思想发展演变的社会历史与学术背景。
第二章通过对先秦诸子政治思想中文本歧见迭出现象的探讨，说明先秦诸子讨论政治思想时共同关心之主题。
第三章和第四章在描摹战国早期社会历史与诸家学术发展背景的基础上，专论“君子”政治思想的内涵及其演变，并试图从内在逻辑根源方面，探寻先秦诸子政治理想，尤其是儒家“君子”政治理想从个人到社会的发展理路。
各章最后均以小结的形式，将本章要点作一简要归纳。本书结语系对全书的回顾与总结，系统阐述楚竹书“君子”政治思想与战国秦汉社会之间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