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凯俤君子　民之父母：战国楚竹书中的君子与社会》一书，是杨博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最后一部分“楚竹书于诸子学术与儒家政治思想研究之意义”的基础上修改增补而成的。2011年，杨博在河北师范大学沈长云教授的指导下获得硕士学位后，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朱凤瀚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2017年6月，他博士后出站后进入历史所工作，与我建立了学术联系。两年多来，他不仅在《历史研究》《文物》《北京大学学报》《人民日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还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和国家语委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与应用专项重点项目，继《战国楚竹书史学价值探研》于2019年3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这本专著将由九州出版社推出，我衷心为他取得的这些成绩感到高兴。

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战国楚竹书史学价值探研》是从史学研究的角度，论述出土的战国楚简中的典籍类文献（通称为“楚竹书”）所蕴含的史学价值，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子”书等文献中所包含的反映先秦学术、思想史的内容。遗憾的是，《战国楚竹书史学价值探研》出版时，限于篇幅，这部分内容未能收入。然而楚竹书中“子”书类文献最为丰富，如何以其作为同时代的思想史素材，勾勒战国时期学术发展轨迹，并从中钩沉出当时流行的政治思想史观念，应是一种史学的探讨。当然，这并非很容易的事情。

近年来，杨博从资料考释与具体论证两个方面，尤其注意利用近年来新公布的楚竹书、古文字与考古资料等对本书作了不少增补，同时关注近年来学界新的研究成果，从而使本书在学术思想方面更加深入，学术水平得到扎实提升。他首先由“思想与社会互动”这一着眼点入手，在楚竹书所见战国早期的社会与学术图景的基础上，以诸子学说、学派为重点，对楚竹书所反映之学术史的发展作了有深度的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继而从“天人关系”“人伦思想”“治世思想”等方面对楚竹书中突出反映的儒家政治思想作了细致深入的剖析，力图说明其与战国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与上述讨论相呼应，本书取得的学术成绩及创新处，择其要者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第一，在学术发展的纵向与共时两个层面，楚竹书填补了早期儒道学派发展、相互关系等诸多先秦诸子学术认识之断层。

以“子”书类文献为主的楚竹书，在学术发展的纵向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早期儒家的学术传播和学派传承谱系、早期道家的丰富理论形态及其与黄老道家的渊源，甚至提供了带有“鬼神不明”思想、反映墨家衰败期的文献。这些使我们对先秦学术发展、学说演变的认识更为深刻全面。在学术发展的共时性方面，楚竹书使我们既注意到子书“言公”的表现，又看到诸家互摄，改造别家典型概念以为己说张本的现象，还对先秦时期地域文化间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特别是中原文化对楚文化的影响程度，超出了我们以往的认知。

第二，楚竹书所揭示的学派之间（如早期儒、道之间）与地域之间（如齐、楚之间）的交流、互摄现象，引起学界对学派判定标准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鉴于以《鬼神之明》为代表的楚竹书文献在判定学派性质上的矛盾与复杂情况，有学者对学派属性的判定持谨慎态度，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这种认识提出了新问题，即学者所建议的用“百家”或“某学”的新标准是否比“六家”“九流十派”更加合适，更易为人接受。其实，汉人以“六家”“九流十派”来判定学派属性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与学术背景的，今后的研究仍不能忽视这一重要标准。

第三，通过从个体、家族到国家、天下的逻辑轨迹，楚竹书“君子”政治思想提供了“德治”思想的发展实例。

楚竹书中反映的“天人关系”体现着儒道对现实政治的共同关注，通过对“天人有分”的辨析，勾勒出君子应专注“修己”的逻辑理路。“天人关系”下，以人为主，“君子”以“爱”与“礼”的个体修养所表现的“孝”“悌”等原则，均强调个体的德行修养及其对家族和社会所施加的影响。楚竹书对君子个体与家族伦理的终极关怀，仍然要回落到现实政治之道上来。楚竹书通过对个体成为“君子”的修养途径和“君子”修己的逻辑展现，构筑出“君子”政治思想的坚定基石，进而为家族乃至理想社会构筑完美人格。

第四，诸子政治思想在“致治”之目的上的统一，使诸子明了无论何种学说，如在“政治上无所用，其学必不长久”。因此，作者认为，探析楚竹书诸文本中所体现的“君子”政治思想，是对楚竹书作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层面。

楚竹书中所体现的“君子”政治思想体系中，关于“政道”问题的论述，对现实政治的关怀表现得最为突出，其一方面承认“血统”在君位继承者选择标准上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强调“德行”的作用，进而提出对君王个人德行的具体要求，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楚竹书中有关“君子”与“治世”问题的讨论，体现出德治为本的政治思想。楚竹书中对个体的强调、对君子修养以及君臣德行的要求显示出逻辑上的承继性，“为政以德”的德治思想通过这些层面的论述得以依次展开。楚竹书中关于“君子”修己、治人等的篇章展现了“君子”政治思想中修、齐、治、平这一传统“君子”精神在战国早期的逻辑发展轨迹。

第五，本书最引人注意的是，作者在结语部分对楚竹书“君子”思想与战国秦汉社会之间的互动进行了专门讨论。作者特别提出，由楚竹书这一横断面体现的某种以德治教化为核心观念的政治思想结构，和讲求“君人南面之术”的黄老道家之学的渊源与相互运作，对历史的纵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观点显示出作者较宏阔的历史视野。

本书所阐述的从西周经春秋到战国，“君子”概念由“享有高贵的政治地位”，“同时也被要求承担有某种与地位相当的、与生俱来的责任”，转变为“道德修养的楷模”，从而“成为构筑理想社会的坚定基石”，是精彩而深刻的。“君子”概念内涵的这一转变，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转型是密不可分的。我的同仁刘源教授曾提出，商代、西周和春秋是“贵族社会”，战国是“官僚社会”。我是很赞成的，并将之进一步表述为：商代、西周、春秋是“宗子贵族社会”，从战国开始进入“地主官僚社会”。从春秋战国政治思想与社会互动的角度来看，“君子”概念内涵的转变与从“宗子贵族社会”向“地主官僚社会”的演变是相辅相成的。杨博博士的研究，打通了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关联，是难能可贵的。类似的学术梳理和学术创新，散见于本书各章节、各论题之中，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了。

本书的特点和长处，就是资料非常丰富、多学科研究方法有机结合。本书对楚竹书等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搜集是全面系统的，对这些资料的分析是细致透彻的，对楚竹书的相关研究是融会贯通的。这些都显示出本书作者用力甚勤，本书堪称一部有学术创新的力作。

最后，我衷心祝愿杨博在这一领域不断耕耘，继续深入，有新的不同凡响的成果问世。

2020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