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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将仔细梳理中越两国史籍中有关侬智高及其家族的史料，重建侬及其父辈所面临的历史场景——即侬处于北宋与交趾两个王朝的夹缝之中，特别是当时的交趾王朝正处于高速封建化、集权化的过程中，极力向北扩张、压迫。本篇试图说明，在这种情况下，侬曾想自主建国，但最终以失败告终，这正为两个王朝深入控制当地提供了契机，于是中越两国之间的界线初具雏形。最后，笔者对这条“界线”进行了反思。
第一章 狄青奏授：宋末至明初土酋势力的动向及其祖先叙事的创制
本章利用中越两国史籍与地方家乘谱牒，展现广西中越边境地区的两个黄姓土司家族在宋末至明初的命运沉浮。上思黄氏与中原王朝若即若离甚至敌对，最终被击败、消灭；思明黄氏也曾跟安南王朝关系暧昧，明初却迅速转身归附明朝。思明黄氏在与安南王朝争夺地界的过程中，需要借助中央王朝的力量，便从身份、认同上拉近与王朝国家的距离。于是“狄青奏授”的祖先叙事应运而生，“争夺地界”还确立了明王朝的国家边界。
第二章 礼法之下：明中期的土司家族、边境形势与王朝势力
本章主要利用官方正史以及官员笔记等，考察思明黄氏土司家族盛极而衰以及王朝势力扩张的过程。明初归附的土司家族不仅在地方扩张势力，还参与了景泰年间的皇室“易储”事件。但明廷颁布的有关土司承袭的制度，亦使他们倍感压力。嘉靖年间的“议征安南”事件，本是一场维护两个王朝之间礼法秩序的行动，但边境地区土司职位承袭过程中的种种“篡逆”行为也被发掘出来。土司势力因此被沉重打击，王朝流官趁机以“争村夺峒”的形式扩大势力。
第三章 文武之道：明末清初王朝的文教、军事措施与思明土府的崩溃
本章借助地方志书、官方档案等资料，说明在王朝文教、军事措施之下，明万历至清雍正时期，思明土府逐渐走向崩溃的历史境遇。明中后期，朝廷将土府属下土州、县划归流府管辖，明末又利用剿平土司头目变乱的机会，凸显土司地方流官同知与学官的权力，并开设学校，培养科举人才。清初，王朝国家的管制开始面向基层社会，思明土府不服管束的村寨被荡平。在鄂尔泰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的大环境之下，土府终遭裁撤。
第一章 立废兴衰：清初之前区域网络中的归顺州岑氏土司
本章主要利用正史、方志、档案材料等，描绘清初之前区域网络中归顺州岑氏土司的立废兴衰过程。南宋时期，右江区域岑氏土酋在帮助朝廷买马的过程中崭露头角；历元至明初，逐步奠定了右江河谷及周边区域的统治地位。归顺州岑氏在明初岑氏扩张过程中建立统治地位，后又在区域竞争中走向衰落。雍正八年（1730），归顺土州因“挖窖案”被改土归流。通过此案可以看到当时土司势力的境遇，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从雍正时期始，云南铜矿、安南北部金矿大规模开发带来的社会冲击。
第二章 义士辟疆：官员、功名人士与归顺州文化面貌的建构
本章主要利用方志材料、石刻碑文等，呈现归顺州地方在清代改土归流之后，文化面貌方面发生的巨变。改土归流之后，新来官员一方面将新开地域的位置加以确认，另一方面则是将大一统的神灵象征推广到地方。地方上新兴士人阶层逐渐取代原有头目阶层，他们开始主持公共事务，并在家族内部创制撰写祖先谱系的传统，“祖籍广东南海”成为最为普遍的叙事模式。功名人士还通过方志撰写、扶乩等形式，构建南宋义士开辟归顺州的地方历史。
第三章 多层一统：归顺州故地民间信仰与仪式研究
本章主要利用在归顺州故地田野调查所收集的材料，来分析当地民间信仰与仪式的总体形貌及其内部权力关系。当地的民间文化是不同文化传统在不同时间不断层叠的结果，以仪式专家为例，当地的麽婆、麽公与道公分别代表了“地点”、地域与国家层面的传统。在这样一个多层的体系中，与王朝国家大一统文化相关的传统却是处于权力顶端的，体现了整个国家各个地域之间的文化统合性。
结论：国家整合与多层一统
本部分回顾、总结全书内容，论述国家整合的五种方式：地缘血缘想象、文化地景塑造、礼法话语建构、资源/人员流动以及信仰仪式统合，并说明国家整合不但没有导致同质化、“标准化”，反而形成了“多层一统”的地方文化体系。最后，简述人类学信仰仪式研究、口头传统研究以及民族语文材料对于相关研究的重要性。
《旧民慕归：钦州西部的地方历史与都峒之民祖先叙事的创制》《家国之间：中越边境地区沿海族群之身份与认同的历史考察》两文，则利用地方志书与家族谱牒，分别论述防城港地区“都峒之民”、沿海族群的“汉将后裔”祖先叙事的创制过程及其历史背景。宋代，今广西防城港市内陆山地为广南西路钦州西部七峒之地，是一种以地方酋领为核心的社会。进入明代，里甲制度的推行以及宣德年间的弃交趾事件，使得都峒之民叛附安南。嘉靖年间，钦州知州林希元参与当时的“议征安南”，积极主战。此时，都峒之民也急于归正复业。正是在这种情景下，“汉将后裔”的记忆得到创制。从明末到清中期，防城港市沿海居民有的被称为“安南夷人”，有的则接受大清与安南两个王朝的双重管辖。清中期以后，清王朝加强边境、海疆控制，沿海居民身份逐渐固定。出于土地控制的需要等原因，沿海人群豪丫黄氏利用历史资源，将自身塑造成为东汉马援将军后裔（“马留人”）。清末的中法战争后，中越边界进行勘定，这种国家认同得到强化。总之，当地人群祖先叙事模式的形成，反映了区域“边境化”以及族群“国家化”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