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边疆、土司与身份认同

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前人研究成果主要分布在三个领域：中国边疆通史领域，壮族土司研究领域，以及壮族身份、认同研究领域。

在中国边疆通史领域，民国时期的知名学者顾颉刚等人就开始倡导“边政学”研究，为这个领域的研究打下良好基础。1949年之后，边疆通史研究仍旧延续民国时期“边疆沿革史”“边疆政策史”“边疆开发、经略史”传统。其代表性成果有：刘宏煊《中国疆域史》 ，“中国边疆通史丛书” （如《东北通史》《北疆通史》《西域通史》《西藏通史》《西南通史》等），马大正主编的《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 《中国边疆经略史》 ，等等。

在边疆地区，明清两代广泛盛行土司统治。1949年以后至20世纪90年代，关于广西土司的研究是纯粹的“制度史”风格，即把土司现象简单地看成王朝国家统治制度在边缘地带的延伸，而对其进行制度条文的考辨与面面俱到的描述。 比如，1995年出版的《壮族土司制度》 一书共分为13章，各章处理主题分别为：羁縻制度、土司制度、土官族属、姓氏传袭、统治机构、土司武装与战争、瓦氏夫人、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社会经济、社会教育、文艺宗教、改土归流、土司制度与壮族社会。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广西土司研究领域得到深入讨论的是土司制度的评价问题，其中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陈业强认为：“土官制度是一种非常落后的诸侯割据制度，严重破坏生产力，阻碍社会的发展。” 而韦文宣认为，土官制度有5个方面的积极作用，如土官制度是使桂西地区社会安定的稳定力量；土官制的设置和推动，缓和了朝廷与桂西官族之间的矛盾；在防卫边疆、维护祖国领土完整方面，广西土官及其土兵是做出积极贡献的，等等。

进入21世纪，随着整个学术界的范式转型，关于广西土司的研究也有了新进展。Jennifer Took在《中国西南的一个土司》中声称，以往西方关于中国土司制度的研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把这种制度看成一种部落管理制度，而她的研究方法是“草根式”的。她以广西大新县境内明清时期的安平壮族土司为例，研究土司用来控制土民及境内资源的经济、社会、政治框架。在她看来，土司作为中央王朝的授权者与地方首领，必须遵从两套行事规则。她研究的主题主要包括：作为王朝代理人的土司、作为“土皇帝”的土司、地方头目、阶层分化、租佃关系，等等。 ^[1]

Took研究的最大不足在于，其使用的资料相当单一，即完全利用20世纪50年代民族调查时搜集的文献与口述资料。在新资料的开拓方面，国内学者韦顺莉迈出了重要一步。在她的博士论文《清末明初广西大新县境土司社会研究——地方文献中的壮乡社会》中，用到了大量土司时期遗留下来的诉状、契约以及墓志等碑文。韦文主要“以清末民初广西大新县境土司社会的历史场景为个案，通过对地方文献的解读，展示壮族土司社会中社会群体的生活状态，探讨壮族土司制度变迁下的乡村秩序，论述改土归流中的社会转型”。而其处理的主要问题有“世袭权威的土司与官族”、“土汉并治格局中的流官”、土目与绅商、田地买卖、乡村商业以及文化习俗，等等。

2008年，蒋俊在其博士论文《帝国边陲——桂西土司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提出：“土司制度实际上是中央王朝‘天下观’的‘中心—边缘’结构的实践，这种具有强烈‘汉人中心主义’的思想意识成为边陲挥之不去的情结。土司力图形塑一个国家政权的‘正统’代理人的文化形象，将中心分解到边缘，借此稳固其权力和统治，并以组织性以及象征性的方式融入土司社会权力的文化网络建构之中，再造一个中心与边缘的政治格局……在土司的示范下，主流文化和意识的‘汉化’趋向引起了人们对‘中心’强烈的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同一性的形成、民族共性的熔铸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近年有关广西土司的研究中，最具问题意识的可能要算李小文的博士论文《国家制度与地方传统——明清时期桂西的基层行政制度与社会治理》。该文主要研究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国家权力的扩张与渗透过程，即国家制度如何深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二是‘因俗而治’的问题，即地方传统如何与国家制度相衔接？” 作者从土州县的编户、里甲与赋役征派；土州县的保甲与社会治安；清中叶以后的团练与地方权力体系；清中叶以后的乡约与民间社会秩序的重建；从宗族发展看地域社会变迁等方面，进行了论述与回答。

上述研究无疑为广西土司研究开拓了新的局面。尽管上述学者均声称保持一种“眼光向下”的立场，将以往单纯对土司制度的描写转变为对土司社会的考察，但将土司视为中央王朝的代理人，甚至把土司权力的合法性归结于中央王朝“授权”的观点，显然低估了从地方社会内部去考察权力关系的可能性。如果从地方社会内部去看，中央王朝之于土司权力，与其说是“授权”，不如说是“协商”与“承认”。地方土司在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又把自身利益诉求诉诸一个强大的王朝国家。

此外，在处理民间文献时，研究者应该着意考察这种文献（比如契约、诉状等）被使用的具体场景。如果以“今日”“他者”的思维去演绎这些材料，得出的结论有可能与它们真实的作用与意义相去甚远。同样，对待国家制度层面的里甲、保甲、乡约、团练等概念，也应该深入考察它们在实地的运作情况。不然，就有可能用“典范化”的知识来代替不同地域、不同时段的极为复杂的历史过程，结果造成偌大中国的历史进程保持高度一致的假象。

以往我们更多地从地方的制度建设、官员选任、军事部署等方面去考虑一个国家的建立与扩张，其实一个民族国家或王朝国家之所以得以成立并长久保持，离不开其国民或臣民的身份认同。研究者如何定义边疆人群的身份？边疆人群的主观认同与归属到底如何？民国时期的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广西“非汉”人群的历史源流，而最早对此进行系统陈述者，当推刘锡蕃于20世纪30年代的著作《岭表纪蛮》，尽管刘的观点看上去有些矛盾：

广西最古之主人翁原为此等蛮族。秦汉以后，汉人移殖来桂者，代有增加。

若汉、蛮之为同一种源，则著者由此研究所得之结果，可以深信无疑。

要理解这样的矛盾，则需理解当时中国正面临民族国家建构的遭遇。下面，还是用刘自己的话来说明：

著者于前此各章，阐发汉、蛮之同族证据，不一而足，读者谅已知之。诚以此为国民种性问题，关系至为重大，尤其是国人几千年来蔑视蛮族之人格与生活，使两族不能融合，而外人游苗疆者，又复附会其说，强指其人为藏、印、暹、缅民族，非吾种类，欲以逞其野心，所关更为重大。

同样出于“国族”建构的目的，同一时期另一位学者徐松石的观点与刘锡蕃的保持高度一致。他在《粤江流域人民史·序》中写道：

至于在心得上，则本书最重要的几点，乃苗、傜、僮 都是中国的古部族。僮族在三代以前，布满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各省，这僮族非但是远古岭南的土著，而且是今日最纯粹的汉人。

但是，民国时期的徐松石已经对土著居民将祖先世系“攀附”（作者原用语）中原的现象有了深刻洞见：

中国人在专制时代和封建时代，所传下来的正统观念太深，人人都喜欢说本姓本族是出于中原……有些僮人把自己的家谱勉强牵连到一个中原的祖宗……又广西某县最近调查全县一百五十二姓，都说是明末或清朝，自别省或别县迁徙而来，没有一姓承认是土著的。其中例如闭姓、覃姓，都说是明末清初来自广东南海。然则明末以前，这一县完全没有人么？

学者色彩更为浓厚的徐松石，显然比时任广西省“少数部族”教育官员的刘锡蕃更具学术眼光。此外，受西方学者关于“大泰族” 研究的影响和启发，徐还认识到广西土著壮（僮）人与泰国泰人在地名语音等方面的相似性，并进一步推论说：

无疑今日广西的僮人，是泰国小泰人最近的亲属。其实整个粤民族，也与泰国的泰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最可惜的，就是当日泰族西移，而倮倮南下。倮族在滇南，渐渐地把泰族的移动线截断。于是经过一个长久时期，泰国的泰人和桂西的僮人，便完全断绝了音讯。

1949年后，受到当时苏联民族学“典范知识”的影响，壮（僮）族独立的历史源流被强调，“汉蛮同源”的观点遭到彻底摒弃。其中，以黄现璠的观点为典型代表。黄在1957年出版的《广西僮族简史·序言》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本人是僮族。” 关于僮族的源流，黄认为：“过去和现在有些人说，僮族来自东南的江浙及广东等地，属于百越民族系统，这是值得商榷的问题。” 他还提出，1949年后，在广西来宾、柳江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头骨化石，这些人类可能就是僮族的先民，在周代之后则以“百濮”见称于史籍。

1949年后，壮（僮）族与泰族的比较研究之所以乏人问津，主要是受到当时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方面的研究逐渐活跃起来，也跟国际环境的改善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区域的经济合作加强等因素密切相关。

覃圣敏从1991年开始主持由广西民族研究所与泰国艺术大学联合实施的“壮泰传统文化比较研究”项目，历时10年，终于完成约280多万字的5卷本《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该书就壮泰两个民族的地理环境、体质特征、考古学文化、语言文字、物质生产习俗、传统建筑等15个方面进行了详尽比较，并用判定语言同源或接触关系的方法来诠释壮泰民族的起源，用“语言断代学”来判定壮泰民族的分化时间。该项目研究的结论是，“壮族和泰族共同起源于瓯骆越人”，“壮泰两个民族是同源异流的关系”，“故二者（壮泰两个民族）分离的时间似应在东汉以后（220）至唐代以前（618）的这段时间之中”。

如果说前述研究基本都是关于壮族“身份”问题的探索与界定的话，那么，关于壮族自我认同的研究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开展起来的。1988年，范宏贵等主编的《壮族论稿》一书中，探讨“壮、汉互化”与“壮族意识”的共有6篇文章，即顾有识的《汉人入桂及壮汉人口比例消长考略——兼论壮汉之互为同化》、袁少芬的《试论汉人的“壮化”》、龚永辉的《壮族韦姓“汉裔”考——也从“韩信的后代说起”》《“土话汉人”与“汉裔”观念——壮族自我意识历史形态初窥》、松本光太郎的《壮民族意识的“再生”——从“汉人后裔”到“壮族”》。

顾先生的文章详细梳理了历史上汉人从中原迁徙至岭南的时间与规模，强调明清时期汉人入桂的人数有迅速增加之势，这一时期也是壮族大量汉化的阶段。他认为：

壮人被汉人所同化，其原因较为复杂。按历史的本来面目，不外乎是强迫同化和自然同化两种，而有时两者又互有联系。

强迫同化，即是统治阶级通过行政命令、军事暴力等手段，强迫某一民族（或其中的一部分）改变其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及其他民族特征，使之同化于另一个民族之中。

自然同化是民族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长期交往，一个民族（或一部分）接受另一个民族的影响而丧失自己的民族特点而变成为另一个民族的一部分。

龚先生将土著居民攀附中原汉人后裔的现象视为同化的结果，将民族压迫视为这种“汉裔”现象形成的最重要原因，但是他也注意到土著居民的“反抗”：

土人渴望解除来自汉族社会的压迫，但是，客观上已不可能脱离这个以汉族为中心的现实社会，主观上也不完全愿意脱离这种文化程度较高的社会。这就规定了他们必须立足于现实社会而抗争。在这种汉人处优的客观条件下，土人抗争形式往往是“取汉适己”，即选择汉族社会有利于己的因素，取他人之盾挡他人之矛，用于反抗来自汉族社会的压迫。

松本先生的文章则将“汉裔”现象视为民族“自我意识”的一部分，而据该文的理论综述可知，其所谓的民族“自我意识”（ehthnic identity），就是指我们今天所称的“族群认同”。此外，他还引用了一些西方关于族群边界（ethnic boundary，松本翻译为“民族集团的界限”）的理论。由此可见，该文受到当时西方流行的人类学知识的影响。龚永辉在自己的文章中称，曾“与日本东京大学文化人类学博士研究生松本光太郎反复研讨”， 可见这一组文章有着与以前不一样的理论背景的支撑。

关于“汉裔”意识形成的原因，松本认为：“虽然‘汉化’是被封建王朝所强化的，但也是平等化的一种手段——借用汉文化提高自己的地位——我们在许多方面容易找到这种实例，其中一个典型就是姓氏。”

在这之后，谈琪、白耀天、韦顺莉、邓金凤等学者，相继发表了一批辨正“汉裔”现象的论文。 这些论文虽然在事实层面基本把这一问题厘清，但理论层面进展不大。

另外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壮人“汉裔”现象的研究，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便已开展。1944年，日本学者河原正博在《论广西蛮酋的始迁祖——以左、右江流域为中心》一文中提出，把随狄青平定侬智高叛乱而活跃的汉人当作本地的知州、知县和将讨伐的功劳记在族谱之中，完全是一种伪说，毫无根据。 而在20世纪60年代及80年代初，粟冠昌也对“壮族土官民族成分”进行了辨正， 论证了“中原迁入说”的虚假性。很明显，当时的研究主要是事实层面的考证。

综观上述关于广西土著人群身份与认同的研究可知，它们基本是围绕“同化”与“汉化”这个议题进行的，并把土著人群身份与认同的变迁归结于民族压迫。这种研究取向不太注意从被“同化”与“汉化”人群的主观立场出发，去考察其身临的地域“边疆化”以及族群“国家化”进程，因此，尚存不少提升、创新的空间。

以上是与本书密切相关的前人研究成果，当然全书借鉴与参考的成果并不限于此，它们均在文中一一注明，请读者明察。

[1] Jennifer Took, A Native Chieftaincy in Southwest China:Franchising a Tai Chieftaincy under the Tusi System ,Leiden:Brill,2005, pp.21–22. yMIVfUXLvQz6DFhojFsq2Lwf/iAM+MK9kEz3lFBOYT6DQeCWuADHXa5fhIFe8aN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