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人类学的边缘研究方法

“在阐述民族或族群的历史根源性时，我们过去采用的溯源式叙事范式，恰恰忽略了对于所研究对象的主观归属意识之状况及其历史变迁进行必要的考察，因此便可能很轻率地将某种经过极漫长的历史变化过程才最终形成的结果，非历史地倒追到该过程的开端之时。” 姚大力如此评述中国边疆史研究的问题与不足。

在笔者看来，这特别体现在针对“历史上中国的范围”这一问题的讨论上，即许多学者汲汲于寻找一条一以贯之、亘古有效的中国“边界”。据邢玉林于2001年所作的综述，关于这个问题，以往大致有以下五种意见：一是以鸦片战争以前清朝的版图作为历史上中国疆域的范围；二是以今天的中国版图作为历史上中国疆域的范围；三是以历史上不同时期形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作为历史上中国疆域的范围；四是以接受了汉族文化或儒家文化的地区作为中原王朝的疆域，即以文化标准来判断疆域的范围；五是以汉族建立的王朝的版图作为历史上中国疆域的范围。谭其骧、白寿彝、周伟洲是前三种观点的提出者，第四种意见近十多年来很少听到了，最后一种意见已销声匿迹，绝大多数学者持第一种意见。

2002年，赵永春提出的新意见是：“凡是生活在今天中国疆域内的民族以及历史上生活在今天疆域内而今天已经消失了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他们的历史（外来民族迁入之前的历史另作别论）都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他们在历史上活动的地区及其建立政权的疆域也都是中国历史上疆域的组成部分。”

于逢春在2006年提出，应将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空间坐标判定在1820年的《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及其所附“皇舆全图”所确定的领域，并进一步提出：“1820年的清朝疆域，既是中国疆域范围的最终底定极点，也是东西方力量对比最终逆转的临界点，更是中国国势由强转弱的最后时刻。”

这场讨论由谭其骧所引导，或许透露出其有着某种现实操作方面的考虑，即制作中国历史地图的需要。但是，从谭先生本人主持编绘的中国各朝代历史地图来看，争论这样一条中国“边界”的意义并不大，因为这条界线是不断变动的。

本书试图走出上述“溯源式”边疆史研究范式。笔者认为，与其争论何时、何种的中国王朝疆域（国家边界）能够代表历史上的中国疆域（边界），不如将之完全视为动态建构的过程。相较以往边疆史领域较为静态的“定点”“定位”研究，本书强调边疆、国家的动态建构性；相较全国层面的整体研究与宏观理论研究，本书坚持在详尽的细部个案基础上，再作理论的探索、总结；相较从王朝国家（皇帝、大臣）的视角出发，关注疆域的范围、边疆的经略，本书强调从边缘看中心，关注边缘人群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发掘他们在边疆、国家建构中的能量与作用。在“民族国家”观念深入人心的今天，“边界圈定人群”变得习以为常，但回到历史，“人群如何塑造边界”尤应值得重视。

边疆、边界既是国家的，也是地方的，皇帝、大臣关注自身统治范围，自有国家威严、资源获取、人力控制等方面的理由；但是地方人群恐怕更为关心、重视这条边界，因为他们就生于兹长于兹，事关他们的切身利益。于明清时代而言，王朝国家“有边无界”的说法并不完全成立。当然，地方人群对这条界线的感知不一定与国家层面的看法完全一致。总之，国家边界的地方意义将是本书重点考察的一个概念。

遵循前述研究取向的导引，本书提出“国家整合”概念，并将从地方人群的行动实践与主观认同视角切入，而非传统研究关注的国家建置、军事部署与文教推广等。当然，笔者的目的并非单纯研究“地方”，而是在“地方”做研究。地方（民族）文化“实体论”以及与之相关的地方（民族）文化“中心主义”都应适当地“去实体化”与“去中心化”。笔者以为，地方（民族）文化是在不同时间段内经由不同文化传统层叠而成的，“土著”“外来”等概念只有在相互比较的语境之下才有意义。在地方（民族）文化的体系与层级里面，存在一统性的力量。这就是本书将要论述的“多层一统”概念。

在西方学界，研究中国（特别是西南）边疆史、民族史的论著长期为“汉化”“殖民化”两种范式所主导，其中，“汉化”范式强调的是汉族南向移民带来文化同化，而“殖民化”范式则把明清王朝与西方历史上的殖民帝国进行类比，强调的是殖民征服和殖民技术。 很显然，笔者上述的研究取向也与其大为不同。

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本书主要运用历史学的文献研究方法与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借鉴人类学的文化、族群、边界、宗族与民间信仰诸理论，以及历史学的历史记忆理论、政治学的国家理论等，构成综合的跨学科研究方法。

在历史文献研究方面，注重中外史料相结合，考证、分析两者的异同及其形成原因，撷取史料中的细节进行分析论述；注重官方史料与民间史料相结合，考察两者的相互关联性及歧异性，揭示地方社会的复杂历史面貌。在史料解读中关注制度、意识形态与人的互动性，即人如何塑造制度及意识形态，然而又为其所笼罩与规训。

在实地田野研究方面，注重文献收集与仪式观察相结合，在大量收集民族民间文献（如家乘谱牒、石刻碑文、宗教文书、传说故事等）的基础上，进行长期跟踪的仪式观察，并坚持“在田野里读文献”和“带着文献做田野”，以求真实重现地方的历史场景，深入分析人群的行为心态；用具有历史深度的眼光观察地方文化景观，解析层层叠叠形成的地方文化传统。

总之，前述研究取向大概可以归纳到历史人类学的地域研究方法里面，而萧凤霞、刘志伟提出的“结构过程”（structuring）概念，则为这种方法作出了哲学层面的说明：

我们一直以来往往不必要地把“结构”和“变迁”这两个概念截然二分，实际上，我们要明白“个人”在分析研究中所发挥的“作用”，要了解的不是“结构”（structure），而是“结构过程”（structuring）。个人透过他们有目的的行动，织造了关系和意义（结构）的网络，这网络又进一步帮助或限制他们做出某些行动；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具体就族群、边疆议题而言，萧、刘的见解也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指引：

在珠江三角洲的田野经验也让我们意识到，疍民的身份并非一个僵化的标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兴趣在于考察“汉”或“疍”的标签如何在具体的社会文化历史过程中被制造出来，并在人们头脑里凝固起来？地方权势以什么手段去将一些模糊的社会界线用一些僵化的身份特征把不同的群体清楚区分开来，最终设定了这些僵化的社会身份的原旨？另一方面，被歧视的群体又用什么文化手段绕过障碍去改变自己的身份？王朝制度的运作有没有提供讨价还价的空间？

我们如果尝试摆脱这一模式（指汉化模式——笔者注）的框框，提出另一视角，就不妨把帝国视为一个文化的观念，教化的过程不是通过自上而下强令推行的，而是本地人自下而上利用国家秩序的语言，在地方社会中运用以提升自己的地位。……如果国家建造的过程是包含着本地人如何用自己的办法去将自己同中心联系起来，我们与其将“边疆”视为一个承受国家制度扩张的开放空间，不如更多地关注地方上的人们如何运用他们的创意和能量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

如何在看似清晰的身份界线与貌似整齐的制度框架下，观察地方人群的能动建构，正是本书努力探索的方向。

论及地域研究方法，就不得不提及科大卫的“地方社会模式”理论。他曾写道：“地方社会的模式，源于地方归纳在国家制度里面的过程。国家扩张所用、地方社会接纳的理论，就是地方社会模式的根据。循这一方面来走，我们了解一个地区的社会模式，需要问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归纳在国家制度的范围？第二，归纳到国家范畴的时候，双方是应用什么办法？” 科大卫还用莆田平原与珠江三角洲的地域比较来说明他的理论。莆田与珠江三角洲分别是在南宋与明代得到中央王朝的重视，并进行大力开发的。两地的分别也就在这里，南宋把地方归纳到国家的办法跟明代不同。南宋应用的办法，是朝廷承认地方神祇。明代的办法，开始是里甲，后来是宗族礼仪。所以，珠江三角洲的村落，明显地受到以家庙式的建筑物为核心的活动的领导，而在莆田，不是宗族没有兴起，而是宗族制度只是加在一个既有的神祇拜祭制度上面。“地方社会模式”理论可谓“华南研究”为学术界做出的最重要理论贡献，它的研究对象虽然在于地方，但最终落脚点则在于解释整个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之所以称其为“理论”，是因为它能为所有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提供借鉴，其他学者在从事不同地域、主题的研究时可以检验、修正这套理论。

沿袭上述研究理路的两部“西南研究”作品，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与借鉴。一是连瑞枝的《隐藏的祖先——妙香国的传说与社会》，一是温春来的《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连书是一本以“土著观点”（native point of view）撰写而成的历史作品。作者透过云南大理区域史的研究，揭示“前中国帝制”时期边陲地区多元文化的历史景深，用丰富的地方文献勾勒了明帝国进入云南前的南诏大理国人群如何透过虚拟的祖源传说、联姻关系与佛教经典正统，建立了以多元社群为基础的社会。 连书研究“前帝制时期”的地方社会，无论是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研究结论上，都为笔者理解本书研究区域在宋代的历史以及地方传统在后世的延续提供了有益借鉴。

温书为一本在区域社会史或历史人类学风格影响下的政治史或制度史的著作。作者通过叙述宋至清黔西北的历史演变，概括黔西北这样一个具有某种典型性的非汉族社会，在制度、经济、文化、认同等方面逐渐与内地紧密整合在一起的复杂历程。 尽管本书处理的区域较为特殊，它处于一种三方——地方人群、中原王朝、安南王朝——关系之中，但温书从制度、开发、认同等角度研究传统中国社会整合问题的思路，仍为本书提供了重要参考。

除了上述历史人类学的学术脉络，思想史家葛兆光有关重建“中国”历史叙述的著述，则为笔者开拓了历史视野的宽度与深度。葛倡导从周边看中国，主张把中国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环境中加以观察。具体来说，这种“国际”环境包括：明清时期的日本、朝鲜、安南—中国，以及宋代的西夏、辽—宋。此外，葛还主张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提出中国在宋代即出现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的“远源”，并从“国境”“爱国”主义以及“华夷”意识等方面加以论述。 传统中国与当下中国、中国古代史与近当代史不是完全断裂的，不必截然两分，两者之间可以相互对照、镜鉴，这是笔者从葛著得到的启示。葛将中国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的远源追溯到宋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总之，葛的观点为本书提供的宏观视野与理论借鉴，主要体现在本书对宋代、明代中国的一些整体看法方面。当然，笔者在书中也多次强调，应该注意历史中国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宏观层面的观点必须接受史实的修正。

北方民族史研究领域近年来的新进展也是本书的重要镜鉴，其中主要是“内亚研究”与“新清史”的若干重要观点。 ^[1] 笔者的感悟与体会主要有以下三点：一、历史上周边族群传统的同质性与连续性应该引起足够重视；二、中原王朝并非想象中的万世一系、铁板一块，周边在变，中心亦在变。中原王朝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阶段性与特殊性，笔者尝试谓之“王朝的族群性”；三、中心与周边的历史不是截然分裂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叠加的。所以，笔者前文提出的“从边缘看中心”，其实是有强调的意味，更为真实的意思应该是：只有两者互看，才能更加贴近真实，而不会失之偏颇。

[1] 此处略举两本著作作为代表，一、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海豚出版社，2014；二、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JLypely4oFHg6Ph4LUlI9tw5Wx2ZUTyOZ7FKxwXgDv82Wu2bjkJLAuL8cKOKXgpS